眼下,圖書出版特別強調市場因素,一部好書,如果市場行情不看好,也會被束之高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講究經濟效益的出版機構,這或許是合理的;但讓人不解的是,我們的書評家也以市場的走向和時尚的趨勢設立自己的批評坐標,頗有流行就是好,入時便是妙的味道。這種媚時媚世的姿態,不免讓有心的讀者,對書評這種文體的存在價值産生了懷疑。
出現這種現象,拋開其中的功利因素不論,其批評視角的偏低,也是一個主要因素:書評家遷就讀者的閱讀趣味,片面強調為讀者“服務”的作用,以期在逢迎中得到認可,得到世俗層面上的所謂名分。
這種考慮,便使書評從根本上墮落了:書評書寫的應該是書評家獨立的風骨和獨特的見解,它應該起到引領讀者的讀書趣味的功效,失去了這樣的意義,書評也就淪為“産品説明書”了。
正如博爾赫斯在《讀者的迷信的倫理觀》中所説,平庸的讀者所認可的風格,不是體味靈魂和信念,甚至不是感受書中的生命激情,而是只著眼于文章的比喻、韻律、標點和句法等技巧性的。換句話説,一般讀者,看重的是書中的世俗趣味,時尚風光,而不是高尚的思想和超拔的精神。也就是説,一般的讀者的閱讀倫理,是現世的、享受的,這與書籍的“本源意義”是相離析的,縱容這種趣味的蔓延,將消弱書籍在人類進化中的意義。所以,書評一旦淪落,其破壞性,甚于無書。
書評家不能“匍匐”于大眾的閱讀風氣之中,而是要引領讀者解脫被書籍中世俗顏色的“催眠”,清醒地關心人類的“精神問題”。因為“精神問題”,才是閱讀的核心問題;書籍的外在形式,不管能不能取悅讀者,都是無關緊要的。《堂吉訶德》之所以贏得了它同譯者的鬥爭,任何不用心的、蹩腳的譯本都不能改變它的靈魂,就是因為它所傳達的執著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是超越語言的,是直逼心靈的,是不受讀者閱讀習慣所左右的,因而也就贏得了讀者。
這就要求書評家應該有自己獨立超俗的書評理念,比如關於散文,一種散文有沒有文學價值,一定要看它在嫵媚的外表之下,是否抒發了人性之情,是否傳達了生命的真實感受,否則就有欺世之嫌。比如判斷一部詩集的優劣,不僅要看它有沒有奇特的意象,更要看它表現出沒表現出文化的氣象,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歷史情感,它使詩有了無限的張力;個人體驗因了文化的連結,成了一個民族、甚至人類的生命經驗。也就是説,僅有奇特的意象,而沒有文化的內涵,那只是表現出個人的才氣;個人才氣跟整個文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融了文化的質素,一個人的詩才超出了個人的經驗和感覺,成為一種無限的表達。再冷靜地看那些坊間的流行讀物,既與人的心路歷程無干,也無絲毫文化蘊含,更遑論精神信仰,只是吟一己之憂傷以邀憐憫,咏私家風月以爭市寵,字紙雲煙而已。書評家如果有了這樣的理念,就不會為一些淺薄的作品,唱廉價的讚歌了;再為市井讀物而動情色之時,內心先就怯了——獨立的書評理念,給了書評家一種自律。
《光明日報》2001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