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圖書出版特別強調市場因素，一部好書，如果市場行情不看好，也會被束之高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講究經濟效益的出版機構，這或許是合理的；但讓人不解的是，我們的書評家也以市場的走向和時尚的趨勢設立自己的批評坐標，頗有流行就是好，入時便是妙的味道。這種媚時媚世的姿態，不免讓有心的讀者，對書評這種文體的存在價值産生了懷疑。

    出現這種現象，拋開其中的功利因素不論，其批評視角的偏低，也是一個主要因素：書評家遷就讀者的閱讀趣味，片面強調為讀者“服務”的作用，以期在逢迎中得到認可，得到世俗層面上的所謂名分。

    這種考慮，便使書評從根本上墮落了：書評書寫的應該是書評家獨立的風骨和獨特的見解，它應該起到引領讀者的讀書趣味的功效，失去了這樣的意義，書評也就淪為“産品説明書”了。

    正如博爾赫斯在《讀者的迷信的倫理觀》中所説，平庸的讀者所認可的風格，不是體味靈魂和信念，甚至不是感受書中的生命激情，而是只著眼于文章的比喻、韻律、標點和句法等技巧性的。換句話説，一般讀者，看重的是書中的世俗趣味，時尚風光，而不是高尚的思想和超拔的精神。也就是説，一般的讀者的閱讀倫理，是現世的、享受的，這與書籍的“本源意義”是相離析的，縱容這種趣味的蔓延，將消弱書籍在人類進化中的意義。所以，書評一旦淪落，其破壞性，甚于無書。

    書評家不能“匍匐”于大眾的閱讀風氣之中，而是要引領讀者解脫被書籍中世俗顏色的“催眠”，清醒地關心人類的“精神問題”。因為“精神問題”，才是閱讀的核心問題；書籍的外在形式，不管能不能取悅讀者，都是無關緊要的。《堂吉訶德》之所以贏得了它同譯者的鬥爭，任何不用心的、蹩腳的譯本都不能改變它的靈魂，就是因為它所傳達的執著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是超越語言的，是直逼心靈的，是不受讀者閱讀習慣所左右的，因而也就贏得了讀者。

    這就要求書評家應該有自己獨立超俗的書評理念，比如關於散文，一種散文有沒有文學價值，一定要看它在嫵媚的外表之下，是否抒發了人性之情，是否傳達了生命的真實感受，否則就有欺世之嫌。比如判斷一部詩集的優劣，不僅要看它有沒有奇特的意象，更要看它表現出沒表現出文化的氣象，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歷史情感，它使詩有了無限的張力；個人體驗因了文化的連結，成了一個民族、甚至人類的生命經驗。也就是説，僅有奇特的意象，而沒有文化的內涵，那只是表現出個人的才氣；個人才氣跟整個文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融了文化的質素，一個人的詩才超出了個人的經驗和感覺，成為一種無限的表達。再冷靜地看那些坊間的流行讀物，既與人的心路歷程無干，也無絲毫文化蘊含，更遑論精神信仰，只是吟一己之憂傷以邀憐憫，咏私家風月以爭市寵，字紙雲煙而已。書評家如果有了這樣的理念，就不會為一些淺薄的作品，唱廉價的讚歌了；再為市井讀物而動情色之時，內心先就怯了——獨立的書評理念，給了書評家一種自律。

    《光明日報》2001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