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者間的爭論很難引起普通大眾的關注，但1987年發表並榮獲1990年度全美圖書獎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非亞之根》第1卷（Black Athena）卻是例外。這是一部研究希臘文明起源的修正主義著作，事實上，也是西方近幾十年來所發表的有關古代歷史最有爭議的著作，其目的、方法、邏輯、假設都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美國各主要學術機構，如美國古典學會、埃及學會以及語言學會等都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如今，爭論已不局限于古典學者和埃及學者了，各媒體都加入了這場爭論，併發表了大量研究文章和評論，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以至有人把這場論辯稱為“文化戰爭”（Culture Wars）。有人指責他沒有足夠證據就輕易下結論——所謂“只是大膽地假設，沒有小心地求證”，也有人説這是趕修正主義派的時髦。不管怎麼説，他提出的這個並不新鮮的古代希臘文化受西亞、北非諸古代文明影響的重大命題，是無法輕易地置之不理的。不過我們要反對的是那種“非洲中心論者”——這種觀點早已以世界文明“泛埃及主義”、“泛巴比倫主義”的形式錶現出來——他們不僅否定古代希臘人在哲學、科學、民主等方面的成就，而且竟説蘇格拉底和克裏奧帕特拉都是黑人，亞裏士多德盜竊了亞歷山大里亞的圖書館等等如此荒謬不經的話。

    該書作者伯納爾（Martin Bernal）是一位漢學出身的東方學家、當代美國非洲中心主義的主要領導人，如今在紐約康奈爾大學執教。他于研究古典學方面是一個半路出家者，但正是由於該書而使他名聲大噪，成為媒體聚焦的人物。伯納爾1937齣生於倫敦的一猶太書香家庭，其父在二戰期間做過蒙巴頓將軍的顧問，祖父是著名的埃及學家迦丁納爾（A.Gardiner），1957入康橋大學國王學院學習，1966獲康橋大學東方學博士學位，1988任康乃爾大學東方學系教授。早期研究中國歷史，著有《劉師培與國粹》、《190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運動》（Chinese Socialism Be fore1907，1976；中譯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等。

    儘管計劃要出4卷的宏著才出版了前2卷，不過《黑色雅典娜》所引起的特別興趣以及火熱爭論已超乎人們想像之外。《黑色雅典娜》一書標誌著對古今研究古希臘歷史學者的挑戰。古希臘人認為他們文化中的許多重要因素都是從近東諸文明中借用來的，尤其是從埃及文明中借用來的。伯納爾教授把這種理論稱之為“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自古代一直到啟蒙時代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接受此種觀點，但到19世紀30、40年代人們突然改變了這種看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謂“雅利安模式”（Aryan Model），這種觀點強調來自北方説印歐語言的入侵者對希臘文化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種觀點至今仍籠罩著西方學術界。《黑色雅典娜》一書的核心就是重倡那種為人所拋棄的“古代模式”，人們所拋棄這種觀點並不是建立在歷史事實之上，而是因為這種觀點強調了“東方”尤其是“埃及”對古代希臘歷史的影響，而這是為那些對19世紀歐洲文化抱有優越感的學者絕對不能忍受的，不管浪漫主義者也好，民族主義者也好，激進主義者也好，都是如此。假如學者們接受伯納爾教授觀點的話，就會把希臘文明的起源理解為一種“修正的古代模式”（Modified Ancient Model），這就是説，強調在紀元前2千年代的希臘文化形成時期，近東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對她的決定性的影響，而“雅利安模式”只強調希臘語中的印歐特徵。

    對古希臘歷史進入如此大規模地修正，可謂空前絕後，所以人們在伯納爾教授著作中發現了一些不足之處也並不奇怪。

    首先，他低估了前人，尤其是19世紀德國學者對“古代模式”所強調的希臘文化的根源所進行的有效的解釋，因此，伯納爾教授對過去古典學者的指責並不都是可接受的。其實在古代，米利都的赫開泰烏斯就認為：希臘人長期以來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孫；希羅多德指出希臘的一個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創建人卡德摩斯就是屬於閃族的腓尼基的一個王子，並且指出希臘的許多神名來自埃及；古希臘歷史學家宣稱有眾多的希臘哲人和藝術家——不管是傳説中的還是真正的歷史人物都曾在埃及學習過——如在西元前1世紀歷史學家迪奧多羅斯（Diodorus）的著作中可以發現許多這類人物：達代羅斯（Daedalus），荷馬，萊庫古（Lycurgus），柏拉圖，梭倫，畢達哥拉斯和歐克多索（Eudoxus）等等。當代學者很少認為這些人全都在埃及旅行過，但也很少有人全部否定他們沒去過埃及，更加重要的是，當今也很少有學者爭論埃及文化對希臘文明所發生的重要影響這一事實。早在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古典學者約瑟夫斯卡利傑（J.J.Scaliger，1540－1609）就指出希臘人受益於非希臘人的成就。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認為“西方”自古希臘、羅馬以來就自成一個文明傳統的觀點開始從根本上遭到質疑。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西方”文明實際上“起源”于非西方——確切説是古代“東方”諸文明。

    偉大的科學史專家喬治薩頓説：“希臘科學的基礎完全是東方的，不論希臘的天才多麼深刻，沒有這些基礎，它並不一定能夠創立任何可與其實際成就相比的東西。……我們沒有權利無視希臘天才的埃及父親和美索不達米亞母親”；懷特海也説：“我們從閃族人那裏繼承了道德和宗教，從埃及人那裏繼承了實踐”（1937）；60年代晚期，亞述學家戈鄧（C.Gordon）、阿斯特（M.Astour）以及古典學家韋伯斯特（T.B.L.Webster）就嘗試建立古希臘和古代近東之間的重要聯繫。不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一類的觀點是抱有敵意，以致1967年傑出的古典考古學家庫克（R.M.Cook）在《希臘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上略帶恐懼地斷言“埃及雕刻的風格恐怕對西元前7世紀希臘沒有直接的影響……並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那時的希臘雕刻家得到過埃及雕像”。這一時期涉及到埃及對早期希臘影響的主要觀點已在Christian Froidefondy于1971年發表的名為《埃及人的海市蜃樓》一文中得到充分的闡述。不管怎樣，自1971年以來，有關希臘和埃及之間關係的學術觀點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伯納爾教授對這種學術發展研究只是草草地處理了事。

    事實上，那種為過去所誇大的純印歐因素對希臘的影響也正急劇地消失。在過去的20年間，一些事情就像伯納爾教授所修正的“古代模式”一樣已急劇地為那些對古代希臘文明之起源感興趣的學者所接受。當有不同意見表達的時候，它主要涉及到伯納爾教授的觀點，如埃及的影響是什麼時候以及怎樣發生的，而不是影響事實的本身。

    其次，伯納爾教授對希臘和埃及兩者關係的態度是一邊倒的，他只強調希臘從埃及借用了許多東西，而忽略了希臘對埃及的影響，如希臘化時代的埃及就深受希臘影響。希臘化時代（323－30BC）是溝通東方文化與希臘文化的重要時代。希臘人和東方人在希臘化城市中雜居從而使雙方都發生了複雜的社會和文化變革。但亞歷山大征服後的頭一個世紀，借鑒幾乎是單方向的：東方向希臘學習。這時征服者的自信還沒衰退，希臘本土的社會活力還衰而未竭，希臘移民涌向東方，帶來了他們風格獨特的生活方式。希臘化城市中上流社會不管是何種出身、何種文化背景都希望被視為標準的希臘人。可以説各種不同的傳統，不同層次的文化都參與了希臘化的過程。

    梵語詞彙“書”、“筆”、“墨水”等源自希臘語。這表面書寫的學問只是在印度人與希臘化的書籍貿易中得到一些知識後，才在印度開創的；在帕提亞的尼薩宮廷，酒杯上刻著酒神故事，宮中裝飾有阿芙羅狄特、赫拉克力斯、赫拉的雕像，還上演希臘的戲劇；小亞細亞的卡帕多西亞、本都、比提尼亞及亞美尼亞的小君主，也對希臘文化一見傾心。他們接受希臘的崇拜名稱，宮廷中使用希臘語言，修建希臘式神廟，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都力圖與希臘——馬其頓人君主國同列；波斯貨幣上，已見有Basileus（王）的文字，可見希臘文化對其影響之深。在希臘化世界所有社會集團中猶太人或許最不易受外界影響。然而，據《馬加比傳》中記載，耶路撒冷教堂一個名叫耶孫的高級教士引導同胞們接受希臘生活方式。追求希臘生活方式和外國風俗習慣的潮流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以至就連祭司們都對聖制失去了興趣，對祭品不感興趣。只要一見信號，他們馬上就衝出去參加律法所禁止的運動會。為了參加運動競技，有些猶太人甚至不惜動手術消除割禮所留下的疤痕（《馬加比一書》一15）。

    不過，伯納爾教授已經指出他並不企圖證明“希臘像埃及或利凡特一樣”，只是説明希臘和埃及之間的關係就像“越南、南韓或日本一樣類似中國”。因此，希臘人以及其精神繼承者——當今西方人不必為他們從埃及人和巴比倫人那裏借用科學知識和技術的事實感到困惑，因為他們已經改進了它們，可以完全放棄那種拋棄沙文主義和自衛心理。同樣重要的是受者文化的價值不僅是由它們所借用外來文化決定的，而且是由新文化的背景所決定的。

    《黑色雅典娜》所引起的對希臘文明起源的討論，不但使人們注意到埃及文明對希臘文明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不時發現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細節，古典學者長久以來忽略或遺忘這些細節的原因又何在呢？就像著名的亞述學專家法蘭克福（HenriFrankfort）——他證明了埃及前王朝晚期的文化中有一些蘇美爾因素——但他也不能就埃及文明形成的歷史提供關鍵細節，因此，確定早期希臘文化中的北非、西亞因素，並不能解釋清楚希臘古典文明是如何形成的。

    《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