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出版界陸續把禮品書的選題放入廢紙簍的時候，中國的讀者開始目睹禮品書最後的演出——大甩賣。“五一”長假期間的北京書市上，禮品書的銷價之低令購書者驚詫。在琉璃廠中國書店銷售的80多種禮品圖書目錄上，價格均在原價的三折以下，最低的甚至還不到原價的一折。要知道這80多種豪華的大部頭叢書，原價最低的也有480元，而最高的有4000元之巨。但是，儘管如此打折，全賣出去仍不易。其實，禮品書的這種尷尬並不自今日始，在去年的北京特價書市上，這樣的畫面我們便已看到。

    曾經風光無限並引得讀者議論紛紛的禮品書出版，何以短短幾年就走到了末路呢？

    儘管禮品書在我國內地圖書市場上大量出現並流行只是近幾年的事，但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台灣的出版業便已開始了禮品書的出版運作。這種禮品書專為有一定消費能力的對象而作，極盡豪華，更著意于其“禮品”的意義。另外，這種禮品書不僅在書的製作上下功夫，而且在書的銷售上，也是體現著某種“高檔次”服務。推銷人員甚至會到消費者家裏，根據消費者家庭裝修、書房格局乃至書架的特點來設計禮品書的樣式及擺放。從這個意義上，禮品書的價值不在於書的內涵而在於其裝飾性，儘管這種裝飾性因圖書與生俱來的文化品位而具有身價。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社長鄧小飛認為，禮品書從熱門到冷清主要和圖書消費市場的變化有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近些年，公費買書的越來越少了，這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再一個原因是由於出版社競相追逐熱點，禮品書的品種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利潤難以維持。這種市場的變化決定了禮品書的命運。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輯部主任董保存説，我們國內流行的這些禮品書，好多都是由書商策劃運作的，從一開始就偏離了圖書出版的正確方向。真正的讀書人並不看重這些追逐市場潮流的禮品書，除了價格高昂令人卻步外，就編校品質來説，禮品書中多是粗製濫造之作。這是因為，禮品書必須是大部頭、裝幀豪奢，出版時間又必須快而又快，不可能精雕細刻。這就是為什麼禮品書多為古籍、辭典、文庫、百科全書等，但出版者中卻找不到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在讀者中深孚眾望的名字。中華書局出版古籍，商務印書館出版辭書，往往要組織專家學者歷多年之功，精益求精，禮品書的運作者不可能那樣做。

    業內人士認為，今天禮品書以極低的折扣銷售並不意外。一方面，相當多的禮品書是庫存産品，出版社或者書店抱著多賣一套是一套的心理，打折心安理得。另一方面，禮品書出版之初採取的便是高定價、低折扣的手段。也就是説，這些書的成本原就是這些高昂定價的二折或者三折，出版社當時批發給圖書銷售商就是這個折扣，今天只不過變成零售了。

    所以，當讀者為圖書出版豪華之風衰退、低價能買到大部頭而歡欣之時，出版界卻波瀾不驚。對他們來説，禮品書出現從熱門到冷清更像是一個小小的插曲，而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

    把圖書作為商品來看待，我們應該理解出版界尋找市場、開拓市場的快速舉動，禮品書出版純屬圖書市場的運作。這類圖書走進家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今天國人生活品質與品位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當我們把圖書作為傳承文明、傳播思想的載體看待，禮品書的這種消費便帶有了某種畸形的意味。所以，幾年間便經歷了從喧囂到沉寂的禮品書出版，值得我們去反思：什麼才是出版業生生不息、長久發展的根本方向。

    《光明日報》2001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