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知青文學，人們就難免會想到轟轟烈烈、人頭攢動的熱鬧場面，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人性的極度扭曲和知青們被窮山惡水所困的悽慘遭遇。對於這些程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我一向是不以為然的。在我生長的江漢平原，當年也曾“下放”過一批知青，既沒有大隊幹部對他們刻意刁難和管制，也沒有人對他們深懷敵意。他們一群人，種著一塊不大的地，住著比所有村民都要好的紅磚瓦房，享有高度的自由。在生活上，大隊也給予他們特殊的照顧，使他們的伙食也比村民們要來得好。返城後，許多人還與鄉親們有過來往。因此，當大部分以知青為題材的作品，眾口一詞地把知青們描述為無辜的羔羊或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寫到了當地公社和大隊幹部如何壓制控管知青，用權力要挾一二漂亮的女知青獻身以換得回鄉證件或入黨證書之類的“好處”時，我一般都是意存腹誹的。有的寫作者有意無意是總愛把自己標榜成受害者或僅僅只是受到精神盅惑的忠誠信徒，把什麼都往別處推，這一點是讓人尤其不能容忍的。池莉的小説《懷念聲名狼藉的日于》，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眼光下真實的知青生活。

    　 漂亮活潑的豆芽菜是一個心思機敏、敢愛敢恨、有時卻又過於單純的女孩。因此她才會在另一對戀人“好情”暴露的時候一時心軟成為了替罪羊。這與下鄉時她利用時機巧妙地在臺上，向幾千人和自己惟一景仰的知青標兵關山，展示自己青春的美麗和與眾不同，形成了極大的反差。然而，豆芽菜又是極其可愛的，在關山主動向她示愛兩人相處不久後，豆芽菜卻又棄他而去，毫不猶豫地投向了自己真正所愛的人小瓦的懷抱，僅此一點，就讓人肅然起敬。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因她而發生的六十多名知青大鬥毆的現場，豆芽菜會涌起幾分驕傲。

    　 在文學題材的範圍內，知青文學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在世界文學的框架內，它也是獨一無二的。當最初的理想演變成鬧劇，城市的喧囂相隔遙遠，農村的貧瘠和靜默消磨著他們的青春激情，現實的環境讓他們無所作為。每天的的體力消耗改造著他們的思想和身體時，可以想像他們心靈的震動和烙印是如何深刻。但不容否認的是，正是在對他們而言算得上是艱苦的勞作和農村不容拒絕的現實下，他們看清了這個時代和現實的真相，從而對自己的人生、整個國家的命運有了最清晰的認識和冷靜的思考。當這場運動過後，經歷者把它變成文學作品時，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思考的廣度和深度。

    　 但是，當時的情形是否就大同小異，毫無區別呢？這一點是讓我特別關注的。我相信，同樣是知青，他們所遭受的待遇、幾年的經歷一定會有千差萬別。但這種差別並沒有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和恰當的表達。也就是説，本來具有充分開墾餘地的領域只是被作家們耕耘了一小塊，知青生活乃至文革這一豐富的文學資源尚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從這層意義上説，《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為我們開了一個好頭。

    　 雖然池莉否認這是自傳性的成長小説，但我們從字裏行間散發的那個時代的濃郁氣息中，分明可以看到池莉和她的夥伴們相依相存，嬉笑打鬧的身影。在豆芽菜、冬瓜、小瓦、關山等人身上，也可以見到千千萬萬名知青的融合。但是，它的缺點也是明顯的，在流利的敘述和池莉的慣用的寫作手法下，它缺乏深度的挖掘和震撼人心的力量，這也是池莉作品的一個瘤疾沉疴。

    《青年時訊》2001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