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青銅時代》的序言裏談到他的師承，充滿敬意地説，查良錚和王道乾這兩位翻譯家的文字功夫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這番話流露著偏愛的成分，但是無可否認，現當代西方文學帶給我們的衝擊和啟示非常之大。然而，那些默默耕耘的翻譯家們卻長期忍受著寂寞，不知道福克納、君特格拉斯、《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綠房子》的文學愛好者畢竟還是少數，可誰又去過問躲在大師和經典背後的人呢，他們是李文俊、胡其鼎、施鹹榮和孫家孟，或許還有更多。我的列舉只能是挂一而漏萬，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對於新時期中國文學的貢獻要遠遠大於莫言、韓少功和余華等人，沒有他們源源不斷地提供奶水，這些鄉土的或者時髦的作家們至今都不能夠挺直脊梁，背負起漢語小説的復興重任。

    　 在初春晚上的酒吧裏，我曾經跟一個誤了飛機班次而滯留在我們城市的德國老外閒聊，講起海因裏希伯爾等老一輩作家，這個戴眼鏡的慕尼黑人告訴我們，德國中青年作家普遍對社會政治缺乏關心，只專注于私人的生活，因此嚴肅作品在他們那兒已經失去了廣泛的讀者。細想一下，我們國內的作家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莫言剛剛出版了長篇小説《檀香刑》，敘述了德國兵侵佔山東的清末遺事，執著于家鄉的貓腔野調，極盡殘忍之能事，並且聲稱自己的小説是反“魔幻現實主義”的，忘了他的《紅高粱》是怎麼寫出來的。

    　 我覺得這裡面有個認識的誤區，一是過於地方化的創作未必能夠傳世，相反，越是世界性的作品就越能夠被不同的民族接受。例如阿斯圖裏亞斯的《玉米人》，雖然是本中美洲的小説，我們讀著並不吃力，還會很喜歡；相反，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以蘇州話寫成，儘管有著很高的文學價值，卻乏人問津，即使是吳地的老百姓也未必熟知。我有種預感，如果莫言還這麼自以為是地走下去，把《紅樹林》和《司令的女人》此類的濫情、遊戲之作進行到底，肯定會縮短自己的創作前途。

    　 相對於作家的麻木不仁和粗製濫造，一個好的翻譯家首先是位忠實而又敏銳的傾聽者，他會發掘作品裏面潛藏的韻律和流走的情緒，而不是斷章取義，浮華粉飾。就這一點而言，魯迅的“硬譯”要比徐志摩的譯詩來得準確可信，雖然説，徐志摩把弗洛倫薩這座城市音譯為“翡冷翠”，把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筆下的露西翻譯成“露水”，的確是很美，但卻損傷了原文的意境。

    　 例如聶魯達的《第六首情詩》開篇，王永年先生（博爾赫斯短篇小説集《小徑分岔的花園》和曼佐尼長篇巨著《約婚夫婦》的譯者）的譯筆就要明顯比別人高出一大截：“我記得你

    　 去秋的神情。／你戴著灰色貝雷帽，心緒平靜。／黃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閃耀。／樹葉在你心靈的水面飄落。”我們讀完了之後，會感到一種舒緩的節奏、悠徐的調子，而且文字很整飭，講究對仗。另外一種版本的譯文是這樣的：“我記得你在去年秋天，／那灰色小帽與安靜的心。／在你眼中顫抖著暮靄的火焰，／而樹葉落在你流水的心靈。”（程步奎譯），給人的初略印像是語序不夠妥帖，意思含混。不知情的讀者就會誤認為，聶魯達的抒情詩本身就很糟糕。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漢學家馬悅然教授認為當代中國文學之所以不被西方所重視，是因為缺少好的譯本，這種觀點激起了國內文壇的憤怒。可細細思量，不能夠説他的話完全偏頗。為什麼珀爾巴克（即賽珍珠）會獲得諾貝爾獎，華裔小説家譚恩美和湯婷婷在美國文壇頗受讚譽呢？至少説明，中國題材的小説照樣能出暢銷書。我一直有個預感，20年後，如果説國內作家能夠摘得諾貝爾獎的話，肯定不會是余華、王安憶這些當紅的作家，很可能是太行山腳下默默耕耘的李銳，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李銳的代表作《舊址》和《無風之樹》早就有了瑞典文等譯本，而且諾貝爾獎更青睞于那些真正有實力、但是長期以來被埋沒的作家。這也解釋了以下現象：為什麼法國得獎的是克洛德西蒙，而不是新小説派的領袖羅布—格裏耶；美國得獎的是黑人女作家莫裏森，而不是梅勒和厄普代克；義大利得獎的也不是艾柯和莫拉維亞，而是不知名的詩人誇西莫多和跑江湖的戲子達裏奧福；日本是大江健三郎，而非老前輩遠藤周作和安部公房。同樣，最著名的葡萄牙語小説家亞馬多在角逐當中，也輸給了名不見經傳的薩拉馬戈。凡此種種，都足以説明問題了。

    　 談到我個人所喜愛的翻譯家，實在是不勝枚舉，這裡只想給讀者介紹一下南京大學的教授屠孟超。且不談他翻譯過的《堂吉訶德》，單是獨立承擔《胡安魯爾福全集》、《蜘蛛女之吻》、《狄安娜，孤寂的女獵手》等書的譯介，就足以令人肅然起敬了。當余華等人和魯爾福、富恩特斯神交已久時，他是否會想到那些站在大師後面的翻譯家呢？我現在總算徹底相信王小波那兩條看似偏頗的結論了：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並沒有寫出來；只按名聲來理解文學，就會不知道什麼是壞，什麼是好。

     《青年時訊》2001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