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反腐文學”已成為一個逐漸得到認可的時代文學術語。而文學對社會腐敗現象的批判，則較早就是一個熱門話題。張平的《抉擇》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之前，由它改編的影片《生死抉擇》已在全國産生很大反響。儘管人們對張平描寫反腐鬥爭的創作有不同看法，但影片的反響和小説的獲獎至少説明一個事實：它反映了一種時代的審美要求，這就是希望我們的文藝創作能夠關注人民群眾普遍痛恨的腐敗現象。文藝功能毋庸置疑應該多樣化，但文藝功能又與時代需要密切相關。面對重大時弊，文藝創作就不能視而不見。從這種意義説，對腐敗現象的解剖，應該是我們當前文藝創作的一項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這是文藝功能時代性的一種表現。

    腐敗的根本問題是權力腐敗，但它決不只是權錢交易。今天人們談論權力腐敗和“反腐文學”時卻往往局限於此。權力腐敗的本質是權力濫用，濫用就包含複雜多樣的不良權力行為。如是，就不難發現新時期文學對權力腐敗的揭示和批判決不僅是近幾年的創作景觀。事實上，批判權力腐敗是新時期文學自始至今未有間斷的文學行為。

    早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階段，權力腐敗問題就已經受到注意。如《天雲山傳奇》、《臘月正月》、《鄉場上》、《剪輯錯了的故事》、《芙蓉鎮》、《新星》和《浮躁》等寫實作品，都觸及權力腐敗問題。而像《我是誰？》、《鬼域》、《頭顱》、《危樓記事》等揭示“文革”荒誕的“荒誕小説”，也是如此。只是當時這些作品對權力腐敗的揭示多從批判“左”的思潮來認識問題，往往被政治問題所掩蓋。

    到80年代中期開始的“新寫實小説”創作，由於一批作品集中揭示了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權力腐敗現象，權力腐敗問題才得到突出表現。如劉震雲的“官場小説”、江灝的《紙床》、方方的《黑洞》、陳建功的《前科》、梁曉聲的《潰瘍》、彭荊鳳的《紫米》、陳國凱的《陞官圖》和丁隆炎的《機關》等。這些作品所揭示的權力腐敗，已從單一的政治批判轉向對權力本身的反思，對權力的文化意識、權力的價值觀念、權力與經濟的關係進行多方思考。特權、官本位、權力交換等問題得以特別關注。新寫實主義的“新”，相當程度上也是得于對權力腐敗的正視和批判。新時期以前，這種批判非常缺乏或幾無可能。

    90年代“反腐小説”更加引人矚目，出現了一批思考深刻的作品。這個時期，批判權力腐敗有兩個特點：一是無論關注現實還是反思歷史，都更加注意對權力意識、權力作用和權力構成的深入解剖。像鐘道新的《單身貴族》、劉震雲的《新聞》、閻連科的《瑤溝人的夢》、南臺的《離婚》、周大新的《向上的臺階》、梁曉聲的《山裏的花兒》和孫春平的《老師本是老實人》等，如長篇小説《抉擇》和《十面埋伏》等，就是如此：二是以新的眼光審視過去“左”的政治運動中的權力腐敗。這方面，有王蒙的《躊躇的季節》、尤鳳偉的《中國一九五七》、張玉良的《道場》、莫言的《白棉花》和陳世旭的《鎮長之死》等。這些作品，擺脫了以往的單一政治審視，特別注意了權力腐敗的關鍵作用和重大危害，揭示了權力腐敗對“左”的思潮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有些以現代主義藝術手法完成的新潮産品，如阿來的《塵埃落定》、劉震雲的《故鄉面和花朵》、張煒的《九月寓言》、閻連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灑國》、北村的《施洗的河》、艾偉的《越野賽跑》等，它們不管是反思民族文化、思索民族生存還是揭示“文革”荒誕，都特別關注了權力腐敗問題。揭示權力腐敗對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危害，事實上已成為這些作品的一個共同主題。如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塵埃落定》，雖然是描述歷史上土司制度的，但它對土司制度中特權的野蠻和罪惡的充分展示和深刻解剖，對揭示權力腐敗卻具有普遍意義。

    如果説批判權力腐敗是新時期文學的一種時代反映，那麼，其社會意義就有反腐倡廉的價值。這種反腐倡廉又表現了不同的審美側重。它們大體可以分為兩種審美類型：

    一種是以批判為主的作品。

    這類作品，無論是批判“左”的思潮和封建社會中的權力腐敗，還是揭示官場官員的權力腐敗，都很少描述“反腐鬥爭”和塑造“反腐英雄”，而只是經由揭示種種權力腐敗的危害來間接説明反腐的必須。它們通常體現出強烈的批判意識，基調是批判現實主義。對這類創作一直有不同看法。讀者大多表示欣賞和贊同，認為它們具有很強的真實性並顯示了藝術良知。但也有人認為這類作品有偏激之嫌，缺乏“暖色”和“亮色”。這種觀點很容易使人想起建國以來曾長期糾纏的寫“光明面”和“黑暗面”的爭論。我想，不管寫“光明”還是寫“黑暗”抑或“並重”，關鍵在於作品品質。

    另一種是重在歌頌反腐鬥士和反腐鬥爭的創作。

    這類作品也描述和批判了權力腐敗，與此同時卻重在頌揚心懷百姓、正氣凜然的公僕形象。歌頌反腐英雄是其基點。這類創作，張平的《抉擇》和《十面埋伏》是代表。前者，描述和歌頌了市長李高成“寧可毀了我自己，也不讓腐敗分子毀了改革前程”的慷慨激昂的反腐鬥爭；後者，圍繞古城監獄內外盤根錯節的司法腐敗與黑勢力的猖獗，描述了正義與邪惡的殊死較量，塑造了何波、羅維民、史元傑等反腐的群體英雄形像。周梅森的《人間正道》和蔣子龍《人氣》也屬於這類創作。前者刻畫的梨城市“平民市長”盧定安，就是一位身處險惡而不懼的反腐英雄；後者經由激烈反腐鬥爭而歌頌了剛正不阿的市委書記吳明雄。對這類經由揭示腐敗而顯示反腐敗鬥士人格光彩的作品，讀者看法也不一致。有人欣賞刻畫英雄頌揚正義，認為具有激烈讀者的積極作用。也有人認為這類作品理想化色彩往往太重。

    上述兩種審美類型，不管審美基點落在哪，我以為都值得肯定。對具體作品的藝術長短可以討論，對作家的藝術選擇也可以分析，但必須看到：它們畢竟都顯示了對權力腐敗的關注，都是以形象生動的審美方式和藝術良知來加入反腐鬥爭的。

    《光明日報》2001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