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7世紀的歐洲人來説，遙遠的東方是一個神奇的夢，從15世紀開始到入華耶穌會士，一本本遊記、一封封書信，像一陣陣清風吹進歐洲那中世紀的城堡。異國的風情，悠久的文化，富饒的物質生活，美麗的傳説，所有這些都令歐洲人砰然心動。於是了解中國、遙望東方成為社會的時尚。在這期間德國耶穌會學者基歇爾的《中國圖説》，是推動歐洲“中國熱”的最重要、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

     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是歐洲十七世紀著名的學者、耶穌會士。他興趣廣泛，知識廣博，僅用拉丁文出的著作就有40多部。有人説他是“自然科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機械學家、哲學家、建築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東方學家、音樂學家、作曲家、詩人”(G.J.Rasen Kranz)，“有時被稱為最後的一個文藝復興人物”。（《簡明不列顛大百科全書》）

     他是來華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的數學老師，與許多到東方傳教的傳教士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如卜彌格（Michel Borm，1612－1659）、白乃心（Jeam Grueber，1623－1680）等。白乃心從歐洲來中國以前，曾和基歇爾商定，他將隨時將在東方旅途的情況告訴他。衛匡國、卜彌格因“禮儀之爭”返回歐洲時都曾和他見過面，提供給他許多有關中國和亞洲的第一手的材料。

     基歇爾正是在掌握了這些傳教士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憑藉著自己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想像，寫了《中國圖説》。這部書共分6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共有6章；第二部分介紹的是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的旅行，共10章，從馬可波羅到白乃心、吳爾鐸的西藏之行，將中國、中亞、南亞的許多風俗人情、宗教信仰作了詳細介紹；第三部分介紹了中國及亞洲各地的宗教信仰，共7章，在這裡他向歐洲的讀者介紹了中國的儒、釋、道三種教派；第四部分是介紹傳教士們在中國各地所見到的各種人文與自然的奇異的事物，共有11章；第五部分向人們展示中國的廟宇、橋梁、城墻等建築物，只有1章；第六部分介紹中國的文字，共5章，基歇爾首次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國文字的各種類型。拉丁文版《中國圖説》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中文全名為《中國宗教、世俗和各種自然、技術奇觀及其有價值的實物材料彙編》，簡稱《中國圖説》，即“China Illustrata”

     《中國圖説》的拉丁文版出版後在歐洲産生了廣泛的影響，第二年就出荷蘭文版，1670年出版了法文版，它的內容被許多書籍廣泛採用，這本書不僅被當時的歐洲學者所看重（如萊布尼茨案頭就有這本書，並對他的東方觀産生影響），同時它又為一般讀者所喜愛，因為書中的插圖很美，以致歐洲許多藏有《中國圖説》的圖書館中的這本書的插圖全部被讀者撕去。這一點法國學者艾田浦的話很有代表性:“儘管編纂者是一個從未去過亞洲的神父，但此書的影響比金尼閣的《遊記》影響還要大。”《中國圖説》1986年英文版譯者查爾斯范圖爾（Charles D.Van Tuyl）説在“該書出版後的二百多年內，在形成西方人對中國及其鄰國的認識上，基歇爾的《中國圖説》可能是獨一無二的最重要的著作”。

     考察西方早期漢學史，基歇爾的這本書是必須研究的，它是西方早期漢學展史的鏈條上一個重要的環節。由於篇幅有限，下面僅對《中國圖説》中有關大秦景教碑和有關西藏的報導作一評述，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中國圖説》對大秦景教碑的介紹

     來華耶穌會士中最早向西方報道《大秦景教碑》的是來自義大利的羅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爾後還有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陽瑪諾（Emmanuel Diaz Junior，1574－1659）等人，來自葡萄牙的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在他的《大中國志》一書中就曾較早地向歐洲報導過《大秦景教碑》，雖然他們對《大秦景教碑》的介紹早于基歇爾的《中國圖説》，但從對歐洲的影響來説，《中國圖説》對《大秦景教碑》的介紹遠遠大於《大中國志》等書。根據耿的介紹，從17世紀到20世紀三百年來外國學者對西安大秦景教碑的研究有40多部著作，從出版的時間上來看基歇爾的《中國圖説》排在第11位，但在以後的時間裏，受到基歇爾譯文影響的研究者，無論是批評他、贊成他還是重復他的有9人之多。他們分別是安德烈米勒（Andre Muller）；雷諾多（Eusebe Renaudot，1648－1720）；敘利亞的約瑟夫西蒙阿斯馬尼（Joseph simon Assemani，1687－1768）；方濟各會夏爾德卡斯托拉諾神父（Charles de Castorano）；第一個俄譯本的學者斯帕斯基（G.Spasskii）；十九世紀在中國頗有影響的裨治文，世界一流學者偉烈亞力（Whlie）景教；法國學者鮑狄埃（Pauthier，1801－1873）；法國傳教士達伯理。(參閱耿《外國學者對於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研究》，見《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一期。)這些足以證明基歇爾《中國圖説》中對西安大秦景教碑文解釋的影響。

     儘管基歇爾對大秦景教碑的研究錯誤很多，但他仍其不可抹殺的學術地位，這表現在以下三點：

     首先，他根據第一手材料，報導了該碑文的發現過程。對於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發現的報導在《中國圖説》出版以前有1625年羅雅谷的拉丁文譯稿，但此譯文並未公開發表，只是手稿。1629年有鄧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對碑文中的敘利亞文作了翻譯，但這只是部分內容。1631年的法譯本，“僅譯四分之一”。1631年基歇爾在他的《有關古代宗教碑文的詮釋》（Prodromus coptus）一書中首次全文翻譯出版了大秦景教碑，這是個義大利本，它是根據葡文本譯過來的。基歇爾根據曾德昭的報導以及他1631年的義大利文譯本和新的材料，尤其是卜彌格所提供的材料將其綜合後譯成的拉丁文本，在《中國圖説》中發表。另外幾個譯本如1652年金尼閣的拉丁譯本，1652年何大華（Antoine de Gouvea，1592－1677）的譯本，影響都不及基歇爾的《中國圖説》。在《中國圖説》中，由於他使用了當時最新的一手材料，從而加深了西歐學術界、宗教界對這一碑文發現過程的了解。在《中國圖説》中基歇爾把曾德昭《大中國志》中關於大秦景教碑的報導做了詳細的摘錄，並説曾德昭把“一個完全的拓印本送給了我”。這説明曾德昭到羅馬時已將拓本帶給了他。他還説衛匡國回到羅馬時也曾當面“向我解釋碑文”，他在書中也詳細摘錄了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的部分內容。同時基歇爾還在書中全文載登了卜彌格關於大秦景教碑的通信。卜彌格明確地説，他是該碑文的“目睹者”，他手中有關於“碑文的最準確的複印件”在此以前沒有任何人像基歇爾這樣對此事報導的如此充分，事實如此充足。《中國圖説》中關於大秦景教碑文的譯文所以來在歐洲有較大的影響，與基歇爾在《中國圖説》的詳細介紹有著直接關係。

     其次，他首次刊出了卜彌格對碑文的注音和翻譯。基歇爾對碑文的介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對碑文逐字進行拉丁字母注音；第二部分對碑文做逐字的解釋；第三部分是對碑文做系統整體的翻譯。前兩部是卜彌格做的，但基歇爾首次在《中國圖説》中刊出卜彌格的這個注音譯文對中西雙方有著重要的意義。對西方來説他們通過這個注音可以了解中文的發音，從而加深他們對中文的認識。自耶穌會入華以來他們寄回歐洲的大量的書信中不斷地有對中國語、文字的介紹，其中也初步介紹了中文的發音的特點，但像卜彌格這樣系統地、大規模地對中文進行拉丁文注音這是首次。羅明堅和利瑪竇早已做了這項工作，如羅明堅的《葡華詞典》，但並未公開發表。而金尼閣和王徵的《西儒耳目資》並未在歐洲出版。在歐洲最早發表漢語拉丁注音的就是卜彌格的這篇注音。對於中國來説，卜彌格的這個注音對照表是漢語走向拉丁字母拼音化的重要文獻，而長期來我們研究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所依據的主要材料是利瑪竇在《程氏墨苑》和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中的注音，材料十分有限。

     最後，他確定了碑文的具體時間。大秦景教碑上關於立碑的時間有兩個：中文的碑文時間説石碑是“大唐建中工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即西元782年2月4日。大秦景教碑上的敘利亞文的碑文是：“Bisnat all ve tissun ve taaten diunlio，即希臘歷1092年”。為什麼是兩個時間呢?基歇爾經過考證證明“你可從亞歷山大歷的1072年(這在敘利亞文的碑文中見到)減去310年(這是基督教歷與亞歷山大的差數)剩下的是782年，這個基督教紀年是在碑文的中文中，這同敘利亞——希臘或亞歷山大的紀年是完全相合”。(有一點應注意“唐建中二年”實應是西元781年，基歇爾所有對中國的紀年都少算一年，這樣成了西元782年。)

     在十七世紀首次向西方報導了西藏的情況

     西方對西藏的關注由來已久，柏朗嘉賓在他向教廷寫的《蒙古史》中已涉及到“波黎吐蕃”(bunutabeth)的藏族情況，魯布魯克(William de Rubruk)也曾提到了西藏盛産黃金。義大利的傳教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是較早深入西藏的西方人，方豪先生認為鄂多立克“奉命回歐洲號召其他教士東來，併為探尋新路，乃由陜西、四川而入中亞，經波斯、亞美尼亞，回抵義大利……四川以後的一段路程，據遊記的考證家，多認為和氏（即鄂多立克——作者注）曾取道西藏，目為第一個到西藏的歐洲人……”

     16世紀以後到達西藏並向西方作報導的是耶穌會的傳教士安東尼奧德安奪德神父（Antonio de Andrade）。安奪德神父主要在西藏的阿裏西南部的扎布讓，這是當時古格王國的首都，但是第一個到達拉薩，並探索一條從北京經西藏通往歐洲路線的是奧地利來華傳教士白乃心，他被稱為“最早赴拉薩的歐洲人”。《中國圖説》是首次報導白乃心西藏之行的圖書，這是《中國圖説》在歐洲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1623年荷蘭人襲擊澳門並封鎮了果阿，到1661年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已完全封鎮了中國港口，耶穌會來華的海上路線完全被切斷了。羅馬教廷和耶穌會決心尋求一條新的從中國到達歐洲的路線。此時在北京的湯若望已得知，順治十年（1652）西藏的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來京，並受到順治的接見和清王朝的正式冊封，這樣湯若望認為若取道西藏返回歐洲，肯定會得到清廷和西藏當局的保護。於是他挑選了在北京天象臺工作的白乃心和吳爾鐸（Albert Dorrille，1622－1662）希望他們取道西藏返回歐洲，開闢一條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新路線，打破荷蘭人的封鎖。

     由於白乃心離開歐洲以前曾答應將在東方旅行的材料寄給基歇爾，這樣他在出版《中國圖説》時就運用了白乃心寄來的材料。首先，基歇爾公佈了白乃心、吳爾鐸從北京到拉薩再到南亞孟加拉的旅行路線。這條路線是北京－西寧－卡爾梅沙漠－拉薩－蘭古爾山峰－尼泊爾的庫蒂－尼泊爾的那斯蒂（Nesti）－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尼泊爾的巴丹（Badden）－馬蘭加王國（Maranga）－莫臥兒的第一個城市：穆特加利－孟加拉國的巴塔那－恒河邊的拿勒斯－阿格拉（Agra）。其次，他介紹了西藏的政治宗教情況和西藏的政治體制，説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王國。他還談到喇嘛的轉世和繼承問題。最後，他將白乃心有關西藏的繪圖編入《中國圖説》之中。白乃心擅長繪畫，在北京—西藏—歐洲的整個旅途中他繪了不少圖畫，其中關於西藏的也有幾幅。這是西方人第一次通過圖畫看到西藏的宗教、社會和建築的情況，因此當白乃心的這些圖在《中國圖説》上發表時，在歐洲産生了很大的反響。

     基歇爾將白乃心關於西藏的報導和繪畫收入《中國圖説》中，儘管有很多常識性的錯誤(如説西藏有兩個國王)，但畢竟在17世紀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紹了西藏，將西方人對中國的版圖視野擴展到了西藏，並“引起了對西藏的強烈興趣”。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圖説》關於西藏的介紹在西方早期漢學史中有著獨特的地位。

     基歇爾的《中國圖説》以它精美的插圖、廣博的知識贏得了當時歐洲的一片讚揚，被稱為“當時之中國百科全書”。《中國圖説》在西方早期漢學中的地位在於它使西方漢學，使來華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的報導走出了知識界，走出了宗教領域，而面向大眾傳播，如艾田浦所據説的“基歇爾神父的作品卻沒有直接産生任何一部重要著作。更確切地説，它的影響後來表現在了雕刻畫及人們對中國問題的興趣上。不久以後，中國問題很快成了一種時尚”。

     就思想而言，基歇爾對中國的認識還是很膚淺的，他仍是在基督教歷史觀的構架中來理解中國，對中國文化的解釋基本上是“索隱派”的方法，但對於異於基督教的東方文化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寬容和理解，表現出了對新事的追求和探索這種文藝復興以來的新精神。由於他本身的學者氣質，他所介紹的中國給歐洲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而豐富的中國畫面，在知識領域上他的介紹在許多方面也要超過前人。當然他書中的錯誤是很多的，這些錯誤同樣産生了影響，在中西初識之時，這些錯誤是很自然的。

     基歇爾的這部書是即將到來的18世紀“中國熱”的前奏曲。

    《中華讀書報》200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