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推崇第一流的寫意畫,以為真正傳神的作品,寥寥幾筆而神情畢肖(《五論文人相輕》)。但他對國畫又頗有看法:“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尚高簡,變成空虛。”(《記蘇聯版畫展覽會》)
其實,魯迅對宋元以來文人山水畫的涵養,唐代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明快皆極深寄意。他所瞧不起的,是明清以來國畫界不長進的風氣造成的浮靡和懶惰。受這種風氣影響,逐漸造成一種國畫的末流,而引起觀者的反感。
錢鐘書先生對這種末流國畫也頗加譏嘲。小説《貓》中寫民國時期地方老名士:
不懂透視,不會寫生,今天畫幅山水“倣大癡筆意”,明天畫幅樹石“曾見雲林有此”,生意忙得不可開交。
這位名士向他侄兒吹噓,説是某銀行經理求畫中堂,要切銀行,要口彩好,西洋畫沒辦法,讓瞧他畫的!畫的是一顆荔枝樹,結滿了大大小小的荔枝,上面寫著:“一本萬利。臨羅兩峰本。”老名士又説他的“幸福圖”,以一株杏花,五隻蝙蝠,來切幸福(杏蝠)。他侄兒聽得目瞪口呆。
魯迅、錢鐘書皆以極高的天分,縱橫貫通的藝術學養來審視國畫藝術,目光如炬,診出國畫藝術病篤的危殆狀態。
然而藝術的惡劣因素往往具有一種惰性傳染之管道。漫延至今,這種國畫末流似更深病象。筆墨庸俗,取境低劣,構圖無趣,因混跡藝術界的人數急劇增多,惡俗作品大有淹沒精雅藝術的趨勢,就像劣幣驅逐良幣一樣。當中又因了各級附庸風雅之士的加盟,此類人鬼畫桃符的書畫作品更是印刷精美,到處鋪開,結果弄得美醜顛倒。藝術本來是安撫人心的,似此則以惡情劣趣消解藝術,放任下去,藝術無藥可救。生命在這樣的境況中從速消磨,那無疑是精神摧殘的莫大悲劇了。
《生活時報》2001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