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推崇第一流的寫意畫，以為真正傳神的作品，寥寥幾筆而神情畢肖（《五論文人相輕》）。但他對國畫又頗有看法：“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尚高簡，變成空虛。”（《記蘇聯版畫展覽會》）

    其實，魯迅對宋元以來文人山水畫的涵養，唐代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明快皆極深寄意。他所瞧不起的，是明清以來國畫界不長進的風氣造成的浮靡和懶惰。受這種風氣影響，逐漸造成一種國畫的末流，而引起觀者的反感。

    錢鐘書先生對這種末流國畫也頗加譏嘲。小説《貓》中寫民國時期地方老名士：

    不懂透視，不會寫生，今天畫幅山水“倣大癡筆意”，明天畫幅樹石“曾見雲林有此”，生意忙得不可開交。

    這位名士向他侄兒吹噓，説是某銀行經理求畫中堂，要切銀行，要口彩好，西洋畫沒辦法，讓瞧他畫的！畫的是一顆荔枝樹，結滿了大大小小的荔枝，上面寫著：“一本萬利。臨羅兩峰本。”老名士又説他的“幸福圖”，以一株杏花，五隻蝙蝠，來切幸福（杏蝠）。他侄兒聽得目瞪口呆。

    魯迅、錢鐘書皆以極高的天分，縱橫貫通的藝術學養來審視國畫藝術，目光如炬，診出國畫藝術病篤的危殆狀態。

    然而藝術的惡劣因素往往具有一種惰性傳染之管道。漫延至今，這種國畫末流似更深病象。筆墨庸俗，取境低劣，構圖無趣，因混跡藝術界的人數急劇增多，惡俗作品大有淹沒精雅藝術的趨勢，就像劣幣驅逐良幣一樣。當中又因了各級附庸風雅之士的加盟，此類人鬼畫桃符的書畫作品更是印刷精美，到處鋪開，結果弄得美醜顛倒。藝術本來是安撫人心的，似此則以惡情劣趣消解藝術，放任下去，藝術無藥可救。生命在這樣的境況中從速消磨，那無疑是精神摧殘的莫大悲劇了。

    《生活時報》2001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