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兩教授

    這裡介紹的是兩位與中國知識界很有關係的西方學者。史景遷作品的中譯本在讀者中流傳很廣;而威勒克的《文學理論》一書(與沃倫合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剛翻譯到中國時,據稱一週內就銷售了三萬四千冊。此間涉獵史學與文學理論者大都知道他們,閱讀本文則有助於增加對他們本人及他們學術全貌的感性認識。

    漢學家史景遷

    JonathanSpence是耶魯大學歷史系的講座教授,像不少西方的漢學家那樣,他也有一個相當地道的中文姓名:史景遷。這位定居美國的英國人擁有世界範圍的學術聲譽,在校外,他備受稱讚的,當然是那些由紐約的商業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暢銷書。而在校內,特別是開學前兩周的“買課”期間(學生在此期間自由選課,穿梭各個教師的課堂,猶如出入商店,故稱此期間為Shopping),在學生們最歡迎的課程中,首先就有史教授主講的中國歷史。

    在某些男性的白人漢學家中,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現象,你會發現不少人都有他們的中國太太。史教授的原配本是個美國女人,婚變之後,他好像也受到了漢學界婚姻行情的驅使,與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東亞研究博士金安平女士結了婚。我常常在耶魯的各種聚會中與史教授照面,差不多他每一次出現或離去的時候,我都看到金女士和他並肩而立。金女士很好客,又會做一些拿手的好菜,史教授有時就請一堆同事和學生到家裏吃飯。

    對史景遷講述歷史的“野路子”,美國的史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據説錢鐘書當年訪問耶魯時也曾在私下戲稱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説家”。史景遷自己也承認,他所寫的東西確實讓某些同行感到驚愕。例如,《康熙的自畫像》一書在講述方式上的大膽試驗,對那些把歷史和文學僵硬對立起來的人來説,就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翻開該書正文的第一頁,第一人稱敘事和現在時態,似乎游離在傳記或編年的時間順序之外:康熙在禦花園中注目花木和幽禽,沉思他從小對園藝和狩獵的愛好,作者由此鋪開了這位盛世皇帝的內心獨白。但這裡的小説性(novelistic)敘述並不等於小説中的虛構,在該書一百七十五頁的康熙自敘後面,還有長達四十二頁的註腳,正文的某頁至某頁或某頁的某行至某行,註腳中都清清楚楚地註明了出處,從頭至尾,無一挂漏。這就是説,所有那些“形在江海而心存魏闕”的神思之筆,都經得起核對,都是無一字無來歷的。

    《王氏之死》則是一本值得一提的薄書。王氏的故事很簡單,她和她的丈夫一貧如洗,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她突然與另一個男人私奔,出走後又走投無路,最終不得不獨自退卻回來。在返家的當晚,憤怒的丈夫把她掐死在他們的破屋內。王氏之死僅為此書的結局,它只是一個淒厲的尾聲,作者用更多的篇幅勾畫了事件發生地山東省郯城縣的老百姓明末清初經歷的一連串災難。從地震到旱澇蝗災,直到土匪的劫掠,清兵的掃蕩,饑荒中的人與人相食、餓斃和自殺,活著幾乎是一連串死亡和屠殺夾縫間的暫時偷生。王氏的個案和郯城人的苦難為我們想像十七世紀的中國大地打開了一個孔洞。

    除了多種清史著作,史景遷還有兩部更暢銷的中國現代史專著:《天安門》和《近代中國之追尋》。對於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知識上孤陋寡聞的美國大學生來説,這兩本書應該算是近年來普及中國歷史知識最生動的讀物之一。很少有美國人讀過中國的現代文學作品,在我的課堂上學中文的洋學生一般都沒有能力閱讀中國文學原著,他們差不多都是從史景遷的書中知道了曹雪芹、魯迅、丁玲等人的名字,以及他們的作品。

    史景遷還寫了不少勾畫中西文化碰撞的專著。有一本講述從早期的傳教士直到白求恩等來華西方人的故事,另一本則講第一個登陸歐洲的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在法國的流落和監禁(QuestionofHu)。最近他又出版了這方面的新作:《可汗的大陸》。該書上自七百年前的馬可波羅,下迄本世紀的賽珍珠、博爾赫斯等西方作家,記下了旅行家、傳教士、外交官、商人等各個時代不同人物對中國的觀感,最近此書在美國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反響。

    史景遷的書總是排著隊出版,要及時地談論他的中國史著作,一定會讓人感到應接不暇。不久前,他的挖掘轉向了雍正的《大義覺迷錄》。此外,他剛剛研讀了基辛格密訪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目前正在著手寫一本毛澤東傳記的約稿。善動歷史神思的史景遷總是跟著文字的感覺走筆,他至今還不習慣用任何打字的機械寫作,提筆書寫的操作似乎對他的運思有著一種原動力般的牽引作用。

    比較文學奠基人威勒克

    我早在國內就知道,雷納威勒克(ReneWellek)是美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奠基人,但在來到耶魯之後,我才得知他就是這裡的榮譽退休教授。威勒克的父親是捷克人,一九○三年他在維也納出生時,他父親正在那裏的政府供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他們全家遷回了布拉格,因此,威勒克從小在學校就受到了德語和捷克語的雙語教育。威勒克的母親出身於一個兼有波蘭、德國和瑞士三國血統的家庭,她在羅馬出生,從小到大,一直都隨家人在歐洲的各大城市間頻繁地遷來遷去,因而從小受到了各種歐洲語言的教育。據威勒克的回憶所説,他母親家裏甚至立有語言餐桌的規矩,比如星期一吃飯時説法語,星期三説德語,星期四則説英語等等。威勒克早在上學期間就學了英語和法語,而他的義大利語則是在家裏跟著他母親遛熟的。他先是在布拉格的恰爾斯大學學習德國和英國文學,一九二七年初次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修,一年後又到麻州的史密斯學院教德語,一九三○年回到布拉格教英語。

    威勒克晚年寫過一篇回憶,題名為《我的早期生活》。在這篇長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美國三年的遊學生活並不十分如意。那時候大學裏的文學課程基本上沿襲著十九世紀以來陳舊的教學方法,只局限于英國的古典文學,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還沒有進入大學的文學課堂。其次,教師的講授更偏重討論作者的生平事跡,以及作品中涉及到的事實,至於對文本的細讀,意義的解釋和評價,全都是當時的教學和研究還沒有充分意識到的問題。威勒克是懷著失敗感從美國返回捷克的,回到了布拉格,他再也沒有更多的奢望,只求在大學裏謀個普通的教職。

    這一年威勒克與奧爾佳相識,然後他們很快就結了婚。布拉格當時在歐洲是人文薈萃之地,在婚後定居那裏的有趣日子裏,他經常與布拉格語言學派和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的代表人物在一起討論學問,特別是其中的雅各布森,不但對他後來的批評理論有一定的影響,而且成了他終身在學術上交往的朋友。這些小圈子內的人物都是思想活躍的理論家,他們經常在一些咖啡館舉行聚會,年輕的威勒克就是從他們的口中聽到了有關藝術作品整體性的觀念,初次對“結構”這個關鍵詞的含義有了新的理解。也就是從那時候他才開始懂得,所謂結構,其整體性並不是那種單一的整體,而是滿含衝突的整體。這為他後來在《文學理論》一書中展開的討論提出了極富啟發的設問。

    一九三五年威勒克應邀去倫敦大學的斯拉伕研究院作教學和研究訪問,他在那裏主要教捷克語的初級班,同時開了一個講座,主講“英國文學中的波西米亞”。其餘的時間,他多埋頭在圖書館的資料堆裏,搞他的另一個研究項目,即所謂“文學史之史”的問題。威勒克在倫敦的訪問終止于一九三九年。這一年德國佔領了捷克,歐戰全面爆發,原先向倫敦提供資金的捷克教育部已不復存在,他失去了在倫敦繼續待下去的生活來源,但又無法再返回布拉格,於是像當時很多走投無路的歐洲人那樣,與他的妻子流亡到美國,在愛荷華大學謀了一個教職。他發現,這裡的文學課堂仍只局限于講授作家傳記和文學歷史,沒有真正屬於文學批評的內容,於是和本係的沃倫教授一起,寫出了那本産生世界影響的《文學理論》。此書後來有了二十三個語種的譯本,並暢銷于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

    威勒克當年並沒有立志作一個比較文學的學者,他起先只想當一個英國文學的教師。但來到愛荷華大學之後,他發現在這個英語世界裏人家並不重視他在英國文學上的知識,而更多的是只把他看作一個熟悉歐洲文學的人。從此他才把做學問的重心轉向了比較文學。他認為,不應該把不同語種的文學局限在各自語種的科目中研究——比如像大學裏的英文係、德文係、俄文係所劃的疆域那樣——而應該把文學作為一個不分語種和地域的東西來研究,應該打破其間的國界。據説,威勒克後來甚至後悔當初沿用了“比較文學”這個現成的名字。一九四六年,大約就是威勒克産生這些想法的前後,他應聘來到耶魯,受命主持斯拉伕語系,同時也在新成立的比較文學系作系主任和該係惟一的成員。直到今天,耶魯比較文學系名下的教授編制仍然只有一員大將,除此以外,屬於該係的其餘教授都同時分別屬於英、法、德、俄等語言係的編制,所謂比較文學系,它的師資基本上是這些係交叉的一個中心。這一學科的建制的確是威勒克的文學思想在大學的文學教學上的一個重大的貢獻。

    後來,威勒克花費時間和傾注精力最多的是《近代文學批評史》一書的寫作。據他的回憶所説,寫作此書的機緣始於他一九四八年暑期在哥倫比亞大學開講的一門十八世紀文學批評課程。有一個來自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聽課者對這個題目甚感興趣,此人不但建議威勒克出書,還給了他一千五百美元的預付金,這一筆在當時很可觀的錢就這樣啟動他獨自一人搞起了他那宏大的學術工程。《批評史》全書共有八大卷,頭兩卷出版于一九五四年,最後兩卷的問世已到了威勒克九十大壽的前夕,這樣算來,這部巨著的寫作前後竟用了四十多年的時光。

    一九六七年,威勒克的髮妻奧爾佳在他們從歐洲之行返回新港時突然去世,對這位基本上只會做學問而缺乏獨立生活能力的教授來説,喪妻後的日常生活變得無比艱難。他開始在心裏搜索可能的女性,後來他想起了幾年前一次會議上認識的俄國移民諾娜,然後便去向她求婚,接著在一九六八年與她結婚。婚後他隨即從耶魯退休,搬到了新港城內St.Ronan大街上的新居。那是城內最幽靜和優美的住宅區,街上的房屋古色古香,幾乎每一座都是獨具風格的建築藝術品。威勒克繼續寫他的批評史,平日的書齋生活外惟一的消遣是拉上他的愛犬在長滿了大樹的St.Ronan街上散步。他的另一個樂趣就是常常和諾娜去歐洲旅行,有時是趁學術交往之便,有時是專陪諾娜去他們想去的地方。《批評史》的最後兩卷是他摔傷後住了養老院,在病床上指導助手寫成的。他的書籍隨著他的住院全都搬到了那裏,這使他有條件把讀和寫的生活方式延續到了生命最後的時刻。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威勒克在臥擁書城的病房裏去世,走完了一個生死書中人的歷程。 (趙堅摘編)

    摘自《生命的嫁接》(“裸眼文叢”之一)康正果著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12月版

    《中華讀書報》200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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