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肖崗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三年了。這三年中，我常常想起他，想起我們的交往，想起關於他的故事。在我的書架上，有他贈我的兩本書，一本散文詩集《沉思的山岩》，另一本是傳記《耿麗淑》。

    肖崗的資格很老，年輕時代血氣方剛，離開家鄉投身革命。然而他本質上還是個文人。“文革”前他當過《青年報》的主編，寫過很多激情洋溢的通訊。用現在的目光來看，他的通訊，都可以看作報告文學。他更鍾情的，是詩歌。肖崗這個名字，是和他的詩歌和散文詩連在一起的。“文革”結束後，他當過上海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的負責人，當過《上海文學》的負責人。更多的時候，他是一個詩歌編輯。他在《上海文學》上將詩歌的欄目編得有聲有色，在國內外都産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詩人，他都熟悉，在《上海文學》發表詩歌，曾經是詩人們的驕傲。而他，卻也因此而得罪了不少人，因為，作為詩人，他可以奔放不羈，作為編輯，他卻嚴謹苛刻，他認為不夠水準的詩歌，不會同意發表。他不肯遷就，不肯降低刊物的品質。他懷抱著一顆詩人之心，我行我素，對世道的曲折和人心的艱危，他寧可視而不見。他的文學創作經歷漫長而豐富，應該有很多作品行世，然而他留給我們的著作卻只是不多幾本。這是為什麼？其實，不是他的作品少，而是他從來不願意為自己的書去奔走，去求人，去走門路。他討厭當時文壇上的那種“交換”的習氣，即編輯之間互相發稿，你在我編的報刊上發表作品，作為回報，我也到你編的刊物上發稿。肖崗在自己編的刊物上為全國很多詩歌編輯發表了無數作品，然而他卻因此幾乎為自己斷絕了發表之路。因為，他認為，我發了你的作品，我再把自己的作品寄給你，就有交換之嫌，便寧可不寄，寧可讓作品鎖在自己的抽屜裏。他這樣做，有點“迂”，但這就是肖崗，這就是一個詩人的風格。他那本《沉思的山岩》，是我和幾位朋友催促了很多次，他才勉強編出來的。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九十年代，肖崗以大部分精力采寫人物傳記，除了《耿麗淑》，他還寫了外交家顧維鈞的傳記，這是他獻給讀者的最後一本書，《顧維鈞傳》出版時，肖崗已經離開了人間。

    1991年，我和肖崗一起出訪俄羅斯和烏克蘭，在俄羅斯白夜的光芒中，我們一起走了很多路，一起訪問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在那熟悉又陌生的國度，他像一個孩子，睜大了一雙詩人的眼睛，好奇地觀察著一切。在聖彼得堡，在莫斯科，在基輔，我們尋找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足跡，探訪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阿赫瑪托娃的故居。去普希金上過中學的皇村時，天下著小雨，我們在幽靜的林中曲徑散步，他和我談起了他的中學時代，談起了他曾有過的青春夢想……他是一個真誠的人，容不得一點沙子在眼睛裏。看到美好的事物，他會情不自禁發出讚嘆，而看到醜陋的現象，他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憤怒和困惑。一天傍晚，我們在基輔的街頭散步，兩個年輕貌美的姑娘迎面走來，見到我們，竟用漢語喊出極為下流的話來，肖崗站在路邊，又驚又氣，愣了好久。後來在一個街心花園，我們又看到她們被幾個黑人擁著走下地道。這情景，使肖崗難過了一個晚上。他反覆地問我：〃為什麼要這樣褻瀆美？這麼美麗的姑娘，為什麼要做妓女？〃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但是我卻強烈地感受到了他善良真誠的詩人氣質。

    肖崗的遺作，現在有了出版的機會。我想，出版《肖崗詩選》，是對肖崗的最好紀念。這幾日重讀肖崗的詩文，我的心弦依然一次又一次被撥動。我想，詩人肖崗用屬於自己的聲音，把愛和思索留在了人間。他的聲音在人間迴響，他的生命便也在這個世界上延續。

    《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