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肖崗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三年了。這三年中,我常常想起他,想起我們的交往,想起關於他的故事。在我的書架上,有他贈我的兩本書,一本散文詩集《沉思的山岩》,另一本是傳記《耿麗淑》。
肖崗的資格很老,年輕時代血氣方剛,離開家鄉投身革命。然而他本質上還是個文人。“文革”前他當過《青年報》的主編,寫過很多激情洋溢的通訊。用現在的目光來看,他的通訊,都可以看作報告文學。他更鍾情的,是詩歌。肖崗這個名字,是和他的詩歌和散文詩連在一起的。“文革”結束後,他當過上海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的負責人,當過《上海文學》的負責人。更多的時候,他是一個詩歌編輯。他在《上海文學》上將詩歌的欄目編得有聲有色,在國內外都産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詩人,他都熟悉,在《上海文學》發表詩歌,曾經是詩人們的驕傲。而他,卻也因此而得罪了不少人,因為,作為詩人,他可以奔放不羈,作為編輯,他卻嚴謹苛刻,他認為不夠水準的詩歌,不會同意發表。他不肯遷就,不肯降低刊物的品質。他懷抱著一顆詩人之心,我行我素,對世道的曲折和人心的艱危,他寧可視而不見。他的文學創作經歷漫長而豐富,應該有很多作品行世,然而他留給我們的著作卻只是不多幾本。這是為什麼?其實,不是他的作品少,而是他從來不願意為自己的書去奔走,去求人,去走門路。他討厭當時文壇上的那種“交換”的習氣,即編輯之間互相發稿,你在我編的報刊上發表作品,作為回報,我也到你編的刊物上發稿。肖崗在自己編的刊物上為全國很多詩歌編輯發表了無數作品,然而他卻因此幾乎為自己斷絕了發表之路。因為,他認為,我發了你的作品,我再把自己的作品寄給你,就有交換之嫌,便寧可不寄,寧可讓作品鎖在自己的抽屜裏。他這樣做,有點“迂”,但這就是肖崗,這就是一個詩人的風格。他那本《沉思的山岩》,是我和幾位朋友催促了很多次,他才勉強編出來的。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九十年代,肖崗以大部分精力采寫人物傳記,除了《耿麗淑》,他還寫了外交家顧維鈞的傳記,這是他獻給讀者的最後一本書,《顧維鈞傳》出版時,肖崗已經離開了人間。
1991年,我和肖崗一起出訪俄羅斯和烏克蘭,在俄羅斯白夜的光芒中,我們一起走了很多路,一起訪問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在那熟悉又陌生的國度,他像一個孩子,睜大了一雙詩人的眼睛,好奇地觀察著一切。在聖彼得堡,在莫斯科,在基輔,我們尋找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足跡,探訪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阿赫瑪托娃的故居。去普希金上過中學的皇村時,天下著小雨,我們在幽靜的林中曲徑散步,他和我談起了他的中學時代,談起了他曾有過的青春夢想……他是一個真誠的人,容不得一點沙子在眼睛裏。看到美好的事物,他會情不自禁發出讚嘆,而看到醜陋的現象,他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憤怒和困惑。一天傍晚,我們在基輔的街頭散步,兩個年輕貌美的姑娘迎面走來,見到我們,竟用漢語喊出極為下流的話來,肖崗站在路邊,又驚又氣,愣了好久。後來在一個街心花園,我們又看到她們被幾個黑人擁著走下地道。這情景,使肖崗難過了一個晚上。他反覆地問我:〃為什麼要這樣褻瀆美?這麼美麗的姑娘,為什麼要做妓女?〃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但是我卻強烈地感受到了他善良真誠的詩人氣質。
肖崗的遺作,現在有了出版的機會。我想,出版《肖崗詩選》,是對肖崗的最好紀念。這幾日重讀肖崗的詩文,我的心弦依然一次又一次被撥動。我想,詩人肖崗用屬於自己的聲音,把愛和思索留在了人間。他的聲音在人間迴響,他的生命便也在這個世界上延續。
《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