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正在播放名為《魯迅與許廣平》的電視劇，不忍目睹，立刻換臺，昨日見到《北京青年報》傅瑾評説此劇的文章（2001年3月13日《魯迅為什麼如此荒誕》），她總結得很好，這是一個以嚴肅面目出現，卻把魯迅“荒誕化”的作品。魯迅，這個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資源，很容易被影視行業的人們看中，然而，在這樣一個輕浮的時代，要想拍好有關魯迅的電視劇談何容易。正像傅瑾文中舉到的情節，被“戲説”的“魯迅”讓人無法接受，他和許廣平散步，居然也説“今天天氣真美”，“你比天氣更美”這樣的陳詞濫調；他和女學生在家裏喝酒，竟和許廣平在嬉戲中追要酒瓶。新時期已經過了20年，影視導演對情愛戲的理解還停留在“廬山戀”的水準上，這是多麼讓人沮喪的事情。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魯迅和魯迅形象，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一種“誤讀”都應有一個基本的範疇，離得太遠就會走向荒誕和荒唐。在我看來，至少有兩種“魯迅”可以從少年魯迅講到他的終年，然而二者之間的差距卻相去甚遠。一種“魯迅形象”是：他少年聰慧，好學勤思，為了自勉，在課桌上刻了一個“早”字；他曾寄居鄉間，對民間疾苦認識深刻，極具同情之心；他留學海外，棄醫從文，投身革命；他同許廣平的結合是“理想火花”的碰撞，是志同道合的典範，等等。我們也可以描述出另外一個“魯迅形象”，他幼年時家道中落，看慣了世態炎涼；他踮著腳到藥店為父親買藥，並最終痛恨耽誤了父親性命的中醫；他看到中國人圍觀日本人屠殺同胞的錄影，深悟國民麻木的可怕，於是準備以文藝拯救他們的靈魂；他把朱安視為母親的“禮物”，遵守孝道的他在婚姻上和同時代的許多文化人命運相同。他多疑，把瘋人楊樹達的“襲來”想像成是別有用心的騷擾；他固執，不喜歡的人和事一點情面都不留，在廈門大學演講，校長先請他吃飯再讓他登臺，他卻仍然對校長的治校之道發難；他的韌性體現在他對論敵“一個都不寬恕”上面，他的溫情更多地體現在他對許廣平、劉和珍、蕭紅、殷夫這些青年的父愛般的關心上。他矮小並且身著棉袍，他抽煙並且多為劣質；他在教育部任僉事並且在多校任教，是為了養家；他曾翻譯《苦悶的象徵》，也曾坐在家中抄古碑；他寫雜文“罵人”，就是要給論敵添點“小不舒服”。這兩種“魯迅形象”都有事實為依據，但色調卻大為不同。如果必須讓我選擇並只能選擇其中一種，我情願選擇後者。

    根據魯迅小説改編的電影有過一些，依我個人眼光，除了《祝福》借白楊出色的表演再現了祥林嫂的形象——儘管它更多地是表現了生活的悲慘而疏漏了精神上的悲劇外，其他改編並不能説有多麼成功。由嚴順開出演的《阿Q正傳》，更多的是喜劇和鬧劇的結合，演職人員對魯迅研究界有關阿Q形象的內涵和深度的研究成果，根本沒有能力和興趣去過問，是極不成功的作品。坦率地説，魯迅小説在小説形式上的純粹，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它們其實並不適於改編為影視作品。魯迅的生平經歷更多的在他的內心深處，羅列和演繹他的經歷素材，做一般意義上的積極闡釋，效果其實適得其反。

    當下的中國文藝界和文化界並不是一個特別珍視思想的領域，對魯迅的認識和理解正處在開放狀態的初期。近兩年來，各種關於魯迅的評説成為一個文化熱點，新世紀的中國必將會對魯迅形象進行新的闡釋和描述，魯迅思想的當代意義還是一個有待挖掘的重要資源，在這種時候通過影視作品觸及魯迅和魯迅作品，我以為並非是一種明智的選擇。留下魯迅這個資源，即使是“魯迅與許廣平”這樣的題材，到魯迅作品裏汲取更為深刻和豐富的思想與藝術資源，在更為沉靜的創作狀態下，再現與當代文化思潮緊密相聯的“魯迅形象”，有關魯迅的形象化的創作才有可能更加接近我們內心深處的魯迅形象。而且，“説不盡的魯迅”，“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魯迅”的事實告訴我們，想要展現一個讓所有人都能滿意的魯迅形像是一種奢望，最後只能導致平庸化的“魯迅形象”。編導和演員如果沒有在自己心中樹立一個屬於自己的魯迅形象，就不可能完成“再現魯迅”這個艱難的任務。

    戲説皇帝和“格格”之類是一種商業行為，“戲説”魯迅，則會在荒誕的同時暴露淺薄。

    《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