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因擅寫城市題材而受到關注的邱華棟來説，去年是他“豐收”的一年，他被權威評論家評為1949年以後出生的最重要的五十位小説家裏最年輕的一位，他的《正午的供詞》也被大小媒體追蹤報道。
今年，《邱華棟小説精品集》又推了出來，該集共84萬字，分為3卷本：《手上的星光》、《天使的潔白》、《眼睛的盛宴》。邱華棟説：“它們是我十年創作的精華，展現了90年代中國城市化過程。迄今為止，在我周圍沒有哪一個作家像我這樣把城市化符號描繪得如此豐富而且到位；我的小説也反映了中國商業化過程中當下年輕人的困惑、奮鬥過程中的精神壓力以及異化，我把這一切都描寫得栩栩如生。”
邱華棟用他的作品集對他創作的十年進行了總結，我們不如也趁這個機會對這個高産的實力型青年作家做一番小小的“總結”。
記者：你和同齡的許多作家都不一樣，例如我在許多先鋒派作家的作品中常常看到許多人性、情愛的探索，而你好像很少像他們那樣專注這一領域。
邱華棟：也許這與我的職業、出身有關，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喜歡留在“門外”描繪，我願意關注歷史事件、歷史背景下人性的變化，我更願意關注社會的責任感與良知，我的小説喜歡提供大資訊量、賦予讀者閱讀的衝擊力。在我的小説中，我塑造了一座越來越被國際都市流行色同化的北京。我不喜歡過多地去關注“門內”發生的事件。
文學是多元化的，讀者也是多元化的，我只想成為自己想做的作家。
記者：有人説你的小説很“灰”，例如，你非常有名的《時裝人》，在我看來寫了“時裝殺人”，《公關人》寫了“公關虐人”。你的作品在某些評論家看來缺乏理想的光茫，你怎麼看﹖
邱華棟：我認為作家是有個體生命，獨到的體會，用自己的想像力與構思、具體的細節、感性寫成了一部部活生生的小説，就像卡夫卡寫了《甲蟲》，你不能去想現實生活中的人就變成了甲蟲。作家不過是給讀者一把鑰匙而已。
我認為我的作品從來就不缺乏理想的光茫，我從《手上的星光》開始寫到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闖入者”——城市新移民，城市之於他們來説既是夢想的實現之地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陷井，每個人都在接受挑戰和考驗，不斷面臨新問題。我也許還沒有塑造出一個讓人永志不忘的人物形象，但是我塑造了都市新人類，他們是進取的、自由的，無視一切羈絆，蔑視知足守舊，同時他們又是貪慾的、向上的、無所顧忌的，充滿了生命力。這一切都與中國的城市化有著相似的命脈。
記者：作為一個城市文學代言人，你的作品中涉及愛與婚姻的時候，你好像認為那是一種束縛，這是不是你個人的看法﹖
邱華棟：愛、婚姻是一種束縛，同時愛和婚姻本身也是一種很美好的東西。我在作品中的表現也許是當時的一種情緒，年輕的時候我喜歡泡吧、蹦迪，我喜歡這樣的方式，現在我也喜歡去泡吧，但這只是生活的一種點綴。
我曾經看見一個資料，張恨水為了養活家裏的四十多口人，每天用毛筆小楷寫七八千字，我哭了，我問我自己，我能夠這樣嗎﹖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變得越來越傳統、有責任感。我非常看重我的親人、朋友與我的關係。這一點，我也許跟有些人想像的不一樣。我認為就像做愛，如果沒有愛情，你跟一千個女人上床不如與自己真心相愛的女子一生一世好。我會和我愛的女孩結婚並白頭偕老，我會有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
我想不久我會寫出極美的作品，人的內心也有一個成長過程。
記者：體現在你的作品中更多的是來源於西方文化的影響嗎﹖
邱華棟：我個人認為，我會很自覺地去讀福克納的作品，而巴金的《家》對我毫無影響。我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把中西方文學名著拿來重新閱讀，不斷地從優秀的作品中吸收營養，就像很多人認為我的作品一概都是城市題材，其實不是這樣，沒準我下一部作品就是寫一部關於荒郊野外的事情。我認為對於今天的一個作家來説，他的寫作不應該受到任何地域、時間、性別、文化的束縛，他的寫作應該是開放的、多元的。我不斷地在磨煉自己對小説的把握。
記者：在你看來，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小説家﹖
邱華棟：創造出一個具有獨立想像空間的藝術世界。福克納在他家鄉郵票大的地方，寫了十九個長篇和一百多個中短篇小説。
優秀的小説家還應該具有社會良知、文化批判及對歷史現實不折不扣的發言。我們去看一看偉大的作家幹了什麼就一目了然了。馬爾克斯不僅寫了《百年孤獨》，他還抨擊獨裁軍政府，他花了六年的時間了解販毒集團的事件創作了《綁架新聞》。
我認為，不同的時代，小説家的功能是不同的，在一個和平發展的社會裏小説家應該描繪這個時代；在專制的社會裏小説家應該有社會良知，這不是説直接上街喊口號，應該用形象留影，不要變成政客和商人的幫兇。
我還沒有成為一個優秀的小説家，我希望我自己是，並且以此為標準。
《邱華棟小説精品集》華文出版社出版
《精品購物指南》2001.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