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一書是于光遠對自己人生的總結。內容包括三部分：

    “我所接觸過的人們”記述了與周總理、朱總司令、徐特立、胡耀邦、田家英、金岳霖、黎澍等人的交往；“我眼中的‘文革’”記錄了“幹校”生活和“文革”中的種种經歷；“關於我的故事”則介紹了他的家庭背景、求學經歷，以及對於自己的畢生追求的認真反思。本版摘錄的內容出自“我所接觸過的人們”。

    艾思奇印象

    對艾思奇，我未見其人，先聞其名。

    艾思奇著《大眾哲學》一書，在廣大知識青年中很流行。許許多多青年就是由於讀了這本書才知道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提高了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艾思奇也就因此一下子出了名，在進步青年中間受到了崇敬。

    1936年大學畢業後，我參加了一個正在發起中的、叫做“自然科學研究會”的團體。這個團體是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個團結自然科學界進步分子的“週邊團體”。

    參加這個團體的成立會的有十多個人，我記得的有章漢夫、孫克定、錢保功、程淡志等。這次會議討論的不是與自然科學有關的問題，而是討論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的那封有名的信件。聽主持人章漢夫説這個會是艾思奇提出成立的，不過那天艾思奇因為有別的事情，不能分身。

    這以後開了兩次討論學習蘇聯人果林斯坦寫的《自然科學社論》的會議，有一次會議艾思奇去了。他講話很少，只是對書中一兩個説法提出一些疑問，希望有人回答他的疑問。他完全以一個學習者的姿態發言，給我留下好的印象。

    我和艾思奇真正相識是在1940年，在延安文化溝的文化俱樂部舉行的新哲學年會上。

    1938年下半年成立了一個“新哲學會”。主持這個新哲學會務的是艾思奇和何思敬。這説明毛澤東和黨中央對他們兩位是特別重視的。

    我到延安後先同何思敬教授見面。何思敬介紹我參加這個新哲學會。

    那天，我一到會場，何思敬就把我介紹給艾思奇，對艾説我對哲學興趣很高。從何對艾説的話中我知道何事先已對他談到過我。會前艾很忙，除了表示歡迎外，沒有説什麼話。

    這次年會到的人很多。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黨中央領導人都到了。與會學者我記得有茅盾、範文瀾、周揚、陳伯達等。會議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在何思敬同志致開幕詞回顧過去時，講新哲學會一年來的主要工作成就是“我們的會員毛澤東同志寫了一篇《新民主主義論》……”，許多人聽他把毛主席寫這篇文章説成是新哲學學會的工作，不禁笑了起來。毛澤東自己也哈哈大笑。可是艾思奇接著作會務報告，似乎沒有發覺大家笑的原因，還是一本正經地講基本上同樣的話。這是我第一次聽艾思奇的系統發言。這一次，我同艾思奇可以説“相識”了。

    1946年我從北平回延安，在《解放日報》工作，艾思奇是副總編輯，我是言論部副主編，我和他成了同事。當時機關裏官氣很少，大家不稱他什麼“艾副總編”，都叫他“老艾”。那時單位裏常舉辦晚會。一次晚會有人跟艾思奇開玩笑，編造他的“笑話”：有一個晚上，艾思奇開完會從窯洞裏出來，不知道窯前有人挖了一條溝，不小心跌了進去。他並不忙著站起來，而是躺在溝裏想，“這次我跌進去究竟是必然性的呢，還是偶然性的……”。大家笑，他不笑，也不生氣。

    艾思奇就是這樣隨和，沒有一點官架子的人。同事們都很喜歡他。

    1946年底，有一個消息説胡宗南要進攻邊區，於是報社就離開延安搬遷到“山溝溝”裏去，只留少數人在延安看戰事的形勢發展。我是被留下的一個。大隊人馬走後，檢查保密工作時，我在艾思奇辦公室的字紙簍裏發現他寫的一篇關於解放區家庭問題的社論草稿。內容不涉及任何機密，但是上面毛澤東用毛筆作了大量的修改，最後連題目都改了。改完後毛澤東寫了“此文不發表”，退給了艾思奇。於是這個有毛艾兩人字跡的手稿，就一直珍藏在我身邊。後來我把它送去革命歷史博物館，請他們製作了一個複製品，原件我至今還保存著。

    後來我也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一個成員。1948年起調到中央宣傳部長期負責政治教育、理論宣傳、科學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我與艾思奇雖然不在一個單位，但是在工作上交往比較多，過去又是同事，於是彼此就成了朋友。

    建國後，我和艾思奇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以外，往來不多。他的情形知道得很少。不過我在中宣部多次聽説中央黨校批判艾思奇。一次是艾思奇在講必然性和偶然性問題時，舉了中國革命産生自己的領袖是必然的，而這個領袖是毛澤東不是別人則是具有偶然性的。為此艾受到嚴厲的批評。在中宣部做理論工作的同志同我的觀點一樣，對黨校這樣批判艾思奇很不以為然，認為艾思奇這麼講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不過中宣部同中央黨校又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不想也不敢去惹事。後來又聽説批判起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來了。據説批評這本書簡單化庸俗化。我就想，通俗化三個字就有一個“俗”

    字，而通俗化就一定要把複雜的道理用簡單的語言表述出來。至於楊獻珍那一本嚴肅的哲學著作《什麼是唯物主義》中，把弄虛作假，丈夫想生兒子，老婆生了女兒，一腳把老婆踢到床下之類的事作為主觀唯心主義的表現，大家倒覺得實在不那麼合適。因此許立群説這是庸俗化簡單化時（我倒附和了幾句），反而引起楊獻珍極大的不滿。

    後來，得知出版了厚厚一本《我的哲學罪案》，攻擊艾思奇批評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整人。書中批判艾思奇的地方很多很多，話説得很兇。對於這件事，我可以提供一個第一手的材料，證明批判楊獻珍合二而一的是毛澤東本人，艾思奇只是一般地寫過文章而已。我説的這個材料是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接見周培源和我，談論哲學問題時，他講了這樣一段話：“雙十條第一個十條前面那一段是我寫的。

    我講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我還講了哲學一次不要講得太長。

    最多一小時就夠了。多講越講越糊塗。我還講哲學要從講堂書齋裏解放出來。我這些話觸到了有些人的痛處，楊獻珍就是一個，他們出來搞‘合二而一’反對我。”周培源耳朵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從中南海出來後問我“主席是講了楊獻珍”？我説“是的”。不過我整理記錄時把“楊獻珍就是一個”這幾個字略去了。説要批“合二而一”

    應該説是毛澤東的意見，這一點知道的人很多，我沒有看過艾思奇的文章。但説艾整人，我認為是很不公平的。

    我從自己與艾思奇的接觸中，深感他決不是一個整人的人。要説他有什麼缺點，我倒覺得是委曲求全，退讓得太多。不斷挨“整”的這樣一個人，卻被誣為打手。為此我心中一直忿忿不平。

    關於田家英

    我沒有同田家英一起參加過黨中央最高層次的，如1959年在廬山開的那樣的會議。我也沒有同他共同參加過哪個中央文件的起草。我記得他曾經找過我，大都是毛澤東關心一些自然科學知識，要他特意來問問我的。我和田家英的接觸可以説大都是非工作性質的，但是我和他很熟。在我面前講話也許他認為是最可不必顧慮的。在他心目中，我是一個可以完全信賴的人。儘管我愛講、愛寫，但是他相信我懂得什麼可講、什麼不可講，懂得講各種話的分量。相信我不會給他製造任何麻煩。還有一條當然是更主要的，那就是我們談起話來很投機，彼此有氣味相似的地方。

    我寫懷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許應先從他在四川一個中藥鋪當小夥計時如何從錢箱中偷錢講起。田家英告訴我，他偷錢的辦法是“就地取材”。藥鋪有的是黏性很強的膏藥，他就把膏藥抹在竹竿上，從錢櫃的縫裏伸下去，粘到錢往上提，不論硬幣紙幣都可以取出來。講這個故事，也許有人會認為是對死者的不敬，但是我認為田家英自己並不隱諱講這些事情。一個年輕人給老闆搗搗亂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這個故事可以表現出那時的田家英是一個又聰明又調皮的青年。

    此外，我少不了要寫我們對陳伯達的議論。這段回憶我倒能寫出一些有歷史價值的內容來。陳伯達的虛偽是我們兩人非常看不慣的。

    我自己在和陳伯達的第一次交往中就領教了陳的驚人的虛偽。那是1945年，陳伯達寫了一篇很長的題為《中國近代地租概説》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報》上連載。我發現其中有錯誤，就寫信批評陳。陳約我去楊家嶺他住的窯洞。一見面就説他自己沒有學好《資本論》，我的那封信對他是最大的鞭策、最大的教育，是他終身難忘的。可是後來出書，翻開一看，一個字都沒有改，使我十分吃驚。田家英對陳伯達的不滿比我還要強烈得多。他對陳伯達在毛澤東面前的虛偽表現尤為不滿。他舉了不少這方面的例子。田家英對陳伯達所謂的農村調查十分鄙視。他説陳打著重視農村調查的旗幟，可是舒舒服服住在城市的招待所裏，派人去調查，自己聽聽彙報，同時裝模作樣到下面走一走，隨後就發表長篇報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議。田説陳不是真調查，而是去琢磨毛澤東的思想動向，搞一些材料，寫一些文章去迎合。田説陳伯達有時也會猜錯毛主席的思想而倒楣、挨毛主席的批評，但陳又有本事挽救回來。後來我去天津，那時陳伯達作小站調查，親眼看到田家英所説的陳伯達式的調查。陳住在天津遵義道的別墅裏，我去時他正在給大家大講佛學，沒有講自己調查中得到的結果。

    後來，田家英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也有種種苦惱。田家英對這種苦惱有他自己的表達方式，他常常用一些詼諧的語言，講他在毛身邊的一些故事。他講了一些自己幹的、令人吃驚的調皮搗蛋行為，講得似乎很開心，但我又覺得他心情頗為沉重。

    他對江青的不滿，在我面前也似乎沒有顧慮地發泄。有一次，他説了一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這妖孽指的就是江青。我不知道這樣的話他是否還對別人説過。他明白，用不著交代，這樣的話我是絕對不會對別人講的。建國以後，江青在中宣部做電影處處長，我和她常在一起開會。她給我的印像是一個貴夫人，不像革命者。我也知道毛岸英從蘇聯回來後對這位繼母很不滿意，因此受到一些“同志”

    的幫助。我同情毛岸英，但聽田家英這樣説她，我不由得有些擔心。

    我相信田家英一定把事情的本質看得很透徹，但是他又總是用滑稽的態度去表現他這種驚人的觀察。

    因此，當“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我看到陳伯達當了“文革”小組組長、江青當了小組顧問，我就想到了田家英，很替他擔心。雖然那時自己的日子也不好過，但是我想總會比他好得多。

    對田家英之死，我知道得很早，一聽説他死了，我就知道一定是自殺身亡。我雖然很悲痛，但並不吃驚，因為田家英自殺的根本原因我認為是可以理解的。和他作對的人已經掌握了“文革”大權，而惟一有權力保護他的人，這時已經很不喜歡他，對他已沒有什麼感情了，他怎麼還有活路？那時田家英不死，早晚也會在這個運動中被折磨死的。於是這個愛笑的、很樂觀的人走上了絕路。

    我算了一下，他逝世時的年齡不會超過四十五歲。

    摘自《我的故事》于光遠著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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