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蘇聯文學的價值

    記者：像俄羅斯民歌一樣，俄羅斯文學曾經是中國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資源，深受中國讀者鍾愛。蘇聯解體後，中國讀者對俄羅斯文學固有的情結依然難以消解，他們很想知道，今天的俄羅斯文壇究竟怎樣了，如今的俄羅斯文學與蘇聯文學有哪些不同？

    尤波裏亞科夫（以下簡稱尤）：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大家對蘇聯文學完全持批判的態度，認為蘇聯文學是非常政治、非常意識形態化的文學。現在，對蘇聯文學和文化的修整時期已經過去，人們都開始明白，蘇聯文學並不是當時意識形態的一個階段，它是整個俄羅斯文學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像帕斯捷爾納克、左琴科、肖洛霍夫等作家，都是蘇聯文學的傑出代表人物。如果沒有蘇聯時期的審美觀、美學觀，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似乎也失去了意義，正因為有對立，其作品的意義才更加豐富。我們不能把蘇聯文學和蘇聯解體後的文學對立起來，現在有一部分文壇上比較活躍的作家，都是在蘇聯時期開始創作的。

    當今俄羅斯文學有多元化的特點，自由派、擁護蘇聯的作家都有一定的位置。比較有影響的是後現代文學思潮，還有就是新現實主義小説。如果説前段時間大家的熱情是在反思蘇聯時期的文學和文化，那麼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用一種非常客觀的態度去看待蘇聯文學，想找出它的利弊，因為在蘇聯時期，也曾經有過美好的東西。現在俄羅斯文壇有一個熱點，就是出現了研究蘇聯文明這樣一種現象。

    記者：有人説，20世紀的俄語文學充滿了道德精神，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拯救世界的美”，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是生活的教科書”，這一點在蘇聯文學中尤為突出：作家的責任感、使命感，對社會的介入，當然也包括文學作品內容和形象所體現出的勸喻和教育功能。蘇聯解體後，這些東西還存在嗎？

    尤：其實，蘇聯解體後出版的很多書，對使命感、國家的發展前途都談得很多。在這10年間，有一些作家，包括我自己，都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對當時葉利欽的改革也有很多嚴肅的見解。但這些書在俄羅斯宣傳比較少，包括在國外———國外對那些非政治性和實驗性的作品比較看重。不過最近幾年，隨著普京總統的上任，這種帶有使命感的作品又重新擁有了自己真正的地位，讀者對這種充滿道德精神的書還是比較喜歡的，出版數量也比較大，其中包括我自己的這本書———《無望的逃離》，自2001年以來，在俄羅斯已經出版了10次，根據這部小説拍的8集電視連續劇也馬上就要拍完了。

    蘇聯解體是一個悲劇

    記者：俄羅斯作家和您個人怎麼看待蘇聯解體？這也是中國讀者所關心的問題。

    尤：我個人認為，蘇聯解體是一個悲劇。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我認為這種説法是不正確的，蘇聯完全可以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再繼續，同樣的情況對於波羅的海三國也是如此。蘇聯解體對俄羅斯民族是非常悲劇性的，是各方面都沒有能力控制住的悲劇，而且違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實際上，返回或者説是重新找回蘇聯那種形式，現在好像又開始了，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重新組合。我並不相信整個俄國會返回到蘇聯那種形式，但相信有一部分我們還會像從前那樣。我到了《文學報》後，看到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很多讀者給報社寫信，這些信集中表達了一種重新生活在一個特別大的國度的願望。人們，包括作家在內，試圖在各民族之間，在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係，建立一種充滿道德感的空間，這種情況可以説像古代希臘的一個花瓶，任何一個傻瓜都可以將它打碎，但是要拼起來卻需要一種大智慧，需要很多學者的智慧。

    記者：俄羅斯作家的生存狀況怎樣？

    尤：整體上來説，作家不如從前，以前蘇聯作協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機構，它有自己的出版機構、報紙、雜誌，那時候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但現在呢，很少有人生活得很好。我算是屬於少數生活得比較好的作家之一。

    家庭是讓人活下來的一種手段

    記者：您的《無望的逃離》這次獲得了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外國文學學會舉辦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説獎，請談談您獲獎的感想。

    尤：我獲得過許多文學獎，但這個獎對我來説尤為重要。我這部小説寫的是近20年來俄羅斯的歷史。中國和俄羅斯在20到25年前這一段時間裏，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這兩個國家是非常不一樣的，我寫的是俄羅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和方式。中國學者和評論家能對我寫的這段歷史感興趣，我非常高興。我想他們之所以對我的作品感興趣，是因為我的小説有俄國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我個人認為，如果您想了解當今的俄羅斯的話，就要讀現實主義的作品。

    記者：有中國學者認為您的《無望的逃離》像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樣，也是從家庭的變故展開社會層面。

    尤：從家庭變故展開社會層面，這是我給自己定的目標和任務，真正的文學和文學家就應該展開各個層面的生活，我自己一直把列夫托爾斯泰當成一種理想。

    記者：您説過，家庭是方舟，只有它才能幫助人們戰勝政治風暴，愛情給人以力量，以抗拒時代風暴所帶來的傷痛……

    尤：在整個社會環境中，家庭是讓你活下來的一種手段。家庭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單位，但社會在家庭是有一定反映的。所以我選擇這麼一個在當今社會不是很時髦的題材。家庭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地方，在家庭，人的社會地位不起任何作用。很多讀者和我見面時都對我説，你小説中寫的東西，正是我平時為之焦慮的東西。有一次，我和俄羅斯某位總理在克里姆林宮見面，他對我説，你寫的就是我平時生活中的經歷，就像寫在我的心坎裏一樣。

    現在喝可樂，以後還會喝克瓦斯

    記者：作為俄羅斯享有盛名的《文學報》的總編輯，能否談談面對西方大眾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的衝擊，俄羅斯文化怎麼保持它固有的特性？

    尤：説到美國文化的入侵和衝擊，我覺得有點可笑，在生活層面上的確有影響，現在俄羅斯人喝可樂，但我覺得過一段時間後，他們還會重新喝克瓦斯（俄羅斯的一種飲料———作者注），因為俄羅斯文化比美國文化要久遠得多。如果把俄羅斯的文化消費群和美國的文化消費群相比的話，很顯然俄羅斯的文化水準和素養都高一些。因為他們從小就讀經典作品，讀普希金和托爾斯泰，這是中學大綱要求的。如果俄羅斯拍一部100集的類似美國的《聖芭芭拉》那樣的電視劇，觀眾是不會滿意的，他們要求的東西要遠遠超過那種所謂大眾文化的品位。

    記者：不過在人們看來，俄羅斯文化已經變得“俗”一些了。

    尤：這很難避免，因為文化現在已經成了市場的一部分。我們只能説，作家還是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吧。

    記者：聽説您在就任《文學報》總編輯時，對整個辦報方針作了調整，您的想法能貫徹下去嗎？別人不聽您的怎麼辦？

    尤：我剛到編輯部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在家裏呆了很多年，當專業作家，是生活在雲層中的人，沒把我當回事。有一次我在走廊裏遇到一個編輯，我對他説，您給我採訪一個作家。過了兩周之後，那個編輯好像也沒有什麼動靜。我就問他怎麼樣了，那編輯説，我以為您已經忘了。我對他説，我是一個作家，我三年前寫了一部長篇小説，這裡面所有的人在哪一章裏説了哪句話，做了什麼事情，跟誰結了婚，我都記得一清二楚。自那以後，所有的人都非常認真地執行我的要求，完成我交給的任務了。（周曉蘋陳方）

    《環球時報》 (2002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