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讀者對俄羅斯文學一直懷有一種親切的感情,對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及其文學現狀十分關注。日前,俄羅斯著名作家、《文學報》總編輯、俄羅斯聯邦作家協會副主席尤 波裏亞科夫來到了北京。12月16日下午,剛下飛機的他不顧旅途疲勞,在其下榻處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採訪。
重新認識蘇聯文學的價值
記者:像俄羅斯民歌一樣,俄羅斯文學曾經是中國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資源,深受中國讀者鍾愛。蘇聯解體後,中國讀者對俄羅斯文學固有的情結依然難以消解,他們很想知道,今天的俄羅斯文壇究竟怎樣了,如今的俄羅斯文學與蘇聯文學有哪些不同?
尤 波裏亞科夫(以下簡稱尤):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大家對蘇聯文學完全持批判的態度,認為蘇聯文學是非常政治、非常意識形態化的文學。現在,對蘇聯文學和文化的修整時期已經過去,人們都開始明白,蘇聯文學並不是當時意識形態的一個階段,它是整個俄羅斯文學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像帕斯捷爾納克、左琴科、肖洛霍夫等作家,都是蘇聯文學的傑出代表人物。如果沒有蘇聯時期的審美觀、美學觀,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似乎也失去了意義,正因為有對立,其作品的意義才更加豐富。我們不能把蘇聯文學和蘇聯解體後的文學對立起來,現在有一部分文壇上比較活躍的作家,都是在蘇聯時期開始創作的。
當今俄羅斯文學有多元化的特點,自由派、擁護蘇聯的作家都有一定的位置。比較有影響的是後現代文學思潮,還有就是新現實主義小説。如果説前段時間大家的熱情是在反思蘇聯時期的文學和文化,那麼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用一種非常客觀的態度去看待蘇聯文學,想找出它的利弊,因為在蘇聯時期,也曾經有過美好的東西。現在俄羅斯文壇有一個熱點,就是出現了研究蘇聯文明這樣一種現象。
記者:有人説,20世紀的俄語文學充滿了道德精神,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拯救世界的美”,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是生活的教科書”,這一點在蘇聯文學中尤為突出:作家的責任感、使命感,對社會的介入,當然也包括文學作品內容和形象所體現出的勸喻和教育功能。蘇聯解體後,這些東西還存在嗎?
尤:其實,蘇聯解體後出版的很多書,對使命感、國家的發展前途都談得很多。在這10年間,有一些作家,包括我自己,都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對當時葉利欽的改革也有很多嚴肅的見解。但這些書在俄羅斯宣傳比較少,包括在國外———國外對那些非政治性和實驗性的作品比較看重。不過最近幾年,隨著普京總統的上任,這種帶有使命感的作品又重新擁有了自己真正的地位,讀者對這種充滿道德精神的書還是比較喜歡的,出版數量也比較大,其中包括我自己的這本書———《無望的逃離》,自2001年以來,在俄羅斯已經出版了10次,根據這部小説拍的8集電視連續劇也馬上就要拍完了。
蘇聯解體是一個悲劇
記者:俄羅斯作家和您個人怎麼看待蘇聯解體?這也是中國讀者所關心的問題。
尤:我個人認為,蘇聯解體是一個悲劇。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我認為這種説法是不正確的,蘇聯完全可以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再繼續,同樣的情況對於波羅的海三國也是如此。蘇聯解體對俄羅斯民族是非常悲劇性的,是各方面都沒有能力控制住的悲劇,而且違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實際上,返回或者説是重新找回蘇聯那種形式,現在好像又開始了,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重新組合。我並不相信整個俄國會返回到蘇聯那種形式,但相信有一部分我們還會像從前那樣。我到了《文學報》後,看到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很多讀者給報社寫信,這些信集中表達了一種重新生活在一個特別大的國度的願望。人們,包括作家在內,試圖在各民族之間,在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係,建立一種充滿道德感的空間,這種情況可以説像古代希臘的一個花瓶,任何一個傻瓜都可以將它打碎,但是要拼起來卻需要一種大智慧,需要很多學者的智慧。
記者:俄羅斯作家的生存狀況怎樣?
尤:整體上來説,作家不如從前,以前蘇聯作協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機構,它有自己的出版機構、報紙、雜誌,那時候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但現在呢,很少有人生活得很好。我算是屬於少數生活得比較好的作家之一。
家庭是讓人活下來的一種手段
記者:您的《無望的逃離》這次獲得了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外國文學學會舉辦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説獎,請談談您獲獎的感想。
尤:我獲得過許多文學獎,但這個獎對我來説尤為重要。我這部小説寫的是近20年來俄羅斯的歷史。中國和俄羅斯在20到25年前這一段時間裏,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這兩個國家是非常不一樣的,我寫的是俄羅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和方式。中國學者和評論家能對我寫的這段歷史感興趣,我非常高興。我想他們之所以對我的作品感興趣,是因為我的小説有俄國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我個人認為,如果您想了解當今的俄羅斯的話,就要讀現實主義的作品。
記者:有中國學者認為您的《無望的逃離》像托爾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一樣,也是從家庭的變故展開社會層面。
尤:從家庭變故展開社會層面,這是我給自己定的目標和任務,真正的文學和文學家就應該展開各個層面的生活,我自己一直把列夫 托爾斯泰當成一種理想。
記者:您説過,家庭是方舟,只有它才能幫助人們戰勝政治風暴,愛情給人以力量,以抗拒時代風暴所帶來的傷痛……
尤:在整個社會環境中,家庭是讓你活下來的一種手段。家庭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單位,但社會在家庭是有一定反映的。所以我選擇這麼一個在當今社會不是很時髦的題材。家庭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地方,在家庭,人的社會地位不起任何作用。很多讀者和我見面時都對我説,你小説中寫的東西,正是我平時為之焦慮的東西。有一次,我和俄羅斯某位總理在克里姆林宮見面,他對我説,你寫的就是我平時生活中的經歷,就像寫在我的心坎裏一樣。
現在喝可樂,以後還會喝克瓦斯
記者:作為俄羅斯享有盛名的《文學報》的總編輯,能否談談面對西方大眾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的衝擊,俄羅斯文化怎麼保持它固有的特性?
尤:説到美國文化的入侵和衝擊,我覺得有點可笑,在生活層面上的確有影響,現在俄羅斯人喝可樂,但我覺得過一段時間後,他們還會重新喝克瓦斯(俄羅斯的一種飲料———作者注),因為俄羅斯文化比美國文化要久遠得多。如果把俄羅斯的文化消費群和美國的文化消費群相比的話,很顯然俄羅斯的文化水準和素養都高一些。因為他們從小就讀經典作品,讀普希金和托爾斯泰,這是中學大綱要求的。如果俄羅斯拍一部100集的類似美國的《聖 芭芭拉》那樣的電視劇,觀眾是不會滿意的,他們要求的東西要遠遠超過那種所謂大眾文化的品位。
記者:不過在人們看來,俄羅斯文化已經變得“俗”一些了。
尤:這很難避免,因為文化現在已經成了市場的一部分。我們只能説,作家還是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吧。
記者:聽説您在就任《文學報》總編輯時,對整個辦報方針作了調整,您的想法能貫徹下去嗎?別人不聽您的怎麼辦?
尤:我剛到編輯部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在家裏呆了很多年,當專業作家,是生活在雲層中的人,沒把我當回事。有一次我在走廊裏遇到一個編輯,我對他説,您給我採訪一個作家。過了兩周之後,那個編輯好像也沒有什麼動靜。我就問他怎麼樣了,那編輯説,我以為您已經忘了。我對他説,我是一個作家,我三年前寫了一部長篇小説,這裡面所有的人在哪一章裏説了哪句話,做了什麼事情,跟誰結了婚,我都記得一清二楚。自那以後,所有的人都非常認真地執行我的要求,完成我交給的任務了。(周曉蘋陳方)
《環球時報》 (2002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