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常高興與大家見面。選擇文學創作中的未知結構這個題目，所講內容比較具體，有著較強的學術性，也是文學創作中較為普遍存在的問題，願在此與大家交流。

    一． 文學創作中未知結構的提出，開闢了對文學作品內在結構研究的新領域，通過討論對文學理論的研究是一個推進。

    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他的知名小説《老人與海》折服了廣大讀者與文化界人士，獲得了1954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大家知道，美國的歷史並不長，能出現大作家，並且幾乎沒有什麼爭議地獲得令世人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是很了不起的。《老人與海》這部小説，內容很簡單，説的是一位住在海邊的老人，生活無依靠，以打漁為生，日復一日，總想打一條大魚，賣更多的錢。一天在打漁時果然遇到了一條很大的魚，老人靠自己的力量和熟練的技巧把大魚給制服了。因為這條魚實在太大，老人無法立即將其拉入船艙，只好將魚拖在船的後面。由於這條魚在捕獲時，身上被魚具弄出了血，對此非常敏感的鯊魚將魚肉一口口吃掉。當漁船到了岸邊，老人捕獲的這條大魚只剩了一條骨架。老人拖著疲憊的身體，緩慢地走回了那位於海邊的小屋。夜晚很快進入夢鄉，還夢見了一隻獅子。

    這個作品的偉大何在？是對老人捕漁技術的描述，如何與大魚搏鬥，還是對大海與波浪的生動敘述，我認為都不是。主要是作品採用了未知結構。老漁夫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兩種爭論，各有其理，但沒有結論。説漁夫是勝利者，但沒有實際意義的收穫；説老漁夫是失敗者，而他以自己的力量和技巧戰勝了一條很難捕獲的大魚，顯示了老人的能力和智慧，又做了獅子的夢。小説給讀者留下了永久的無窮無盡的爭議，作者把自己無法下的結論，留給讀者去思考，勝利與失敗共存，開闢了永遠兩難結論的問題。

    在實踐中，勝利與失敗往往相伴相隨，每一個勝利都會有失敗為之鋪墊的，相反，每一次失敗都曾有過勝利的過程。用二個例子加以證明，裏根任總統期間有兩次航太飛行發射失敗，裏根總統對孩子們講話時説到挑戰者號太空梭發射發生爆炸，包括一位女教師在內有7人犧牲。這次宇船航行未能實現，但這種犧牲是悲壯的，我們表示敬意，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與成功是一個混合體，從而未知結構也必然體現在文學創作中。

    我到歐洲，在西班牙一間大廳看到兩幅畫，描寫的都是戰爭的結局。其中一幅是表現勝利者，一位軍隊統帥高揚的姿態而後面卻是在戰爭中死去的大量士兵及一群悲哀的母親；另一幅是表現失敗者，他們表情堅定正在思考總結失敗的原因，準備奪取未來的勝利。它啟示著人們勝利中包含著失敗，而失敗卻孕育著勝利。

    由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編劇的話劇《伽利略傳》在我國上演，由著名導演黃佐臨執導，劇中講述了這位經典力學和實驗物理學的先驅，利用他所發明的望遠鏡觀察天體，在天文學上的重要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説”。1632年他發表了《關於兩種世界體系對話》，次年遭到羅馬教廷異端裁判所的審判。如堅持科學真理，就會被教會處死，在嚴刑逼供下，伽利略做了懺悔，造成了義大利科學研究停滯不前，後來又寫出《兩種新科學的對話》等偉大科學著作，這樣形成了他的曲線人生，出現了爭論。同情伽利略的人，説他對科學做出偉大貢獻，不同情者説他對教會的邪惡做了妥協和屈服。對人生的解釋形成了直線與曲線，這部劇作沒有明確地寫出來，其構架是偉大的。如果説他的懺悔是跟教廷鬥爭的策略，那就把偉大結構寫小了。

    我國的文學名著《紅樓夢》也包含著未知結構與兩難結構。讀者都希望賈寶玉、林黛玉結成連理情緣。小説使人很難想像，賈寶玉如何做丈夫，林黛玉如何做妻子。中間又插入了薛寶釵，這是不可能結合的婚姻。他們的悲劇不是王熙鳳，也不是賈母造成的。黑格爾曾經説過：安提戈涅悲劇，不能承擔，是無法解決的矛盾，必然要誰死誰死，這是兩難結構。林黛玉的死，賈寶玉出家當和尚成了難解決的大悲劇，留下了永遠解決不了的矛盾，是一種未知結構，兩難結構典型。

    二． 未知結構與兩難結構的藝術魅力

    近來，我有機會看了一些中學語文課本，課文最後大都有結論，我覺得這不大好。我想不出中學生，大學生應當怎樣才能避免輕易地下結論。文章寫得很有份量，但無結論，這樣為好。提出問題，展開問題，解決問題，這不是高層次的作品。很快就能看出好人、壞人的影視作品，適合孩子們看。議論寶釵好，還是黛玉好有時爭論得會打起來。作者也不知，或知而不言，層次高的人們總是想看下去，這才是永恒的作品，俄國大文人別林斯基曾説，作品永恒，總是沒有結論的。我贊成這個觀點。

    中國老百姓看戲喜歡末了有個大團圓的結局，但在實際生活中往往不是如此。《竇娥冤》這齣戲，竇娥純粹是冤死的，行刑時還要求不要路過她婆婆家門口，怕婆婆難受，其中就有兩難結構，更説明瞭竇娥的純樸。《西廂記》也有兩難結構，張生與崔鶯鶯不是門當戶對，説張生考取功名再完婚，而作者王實甫為了照顧廣大觀眾，做了順從民意的寫法，老夫人被迫同意叫張生趕考，考中方能娶鶯鶯，很難想像一個爬墻頭窺美色的人能考得中。本來長亭一別就是悲劇結局：“碧雲天，黃花地，北雁南飛，曉來誰染楓林醉”，情人的淚都染紅了樹林。後來考中了而與鶯鶯完婚是迎合讀者的大團圓的理想結局。《水滸傳》中眾多好漢上了梁山以後的結果，也是兩難結構。兩難結構就是未知結構，其作品是偉大的。

    三． 未知結構與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

    中國作品大團圓的結尾與希臘作品的未知結構，有著地域性的差別。希臘是一個海上之國，希臘人面對大海，親人揚帆出海，面對驚濤駭浪不知何時能夠回來，航海者也不知彼岸在哪，因而産生了悲劇性的結局。而中華民族一直在黃河、長江兩岸繁衍生息，春種秋收，年年如此，劇終大團圓也與春種秋收有必然性。而希臘的故事其結果即因果不一定對應。西方啟蒙運動以後，理性作為原則出現了，後來又出現了理性主義，産生了更高一層的兩難結構的作品。中國作家就得衝破春種秋收和大團圓的格局，其作品應有寫作結構上的策略，安排好、處理好，這是作者的藝術謀略問題。中國的文學作品也有不少未知結構，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的偉大作品，都體現著一種未知結構。

    四． 未知結構如何面對廣大民眾

    未知兩難的結局，體現了作者的謀略。《西廂記》中的長亭送別，張生是不可能回來的，王實甫在《西廂記》對送別做了重點描寫。

    莎士比亞一生寫了許多優秀作品，他處於文藝復興時期，他的作品多半是半透明的雙層結構。他的偉大作品，一定有一未知結構。莎士比亞的研究者認為，他的作品最早是被平民百姓捧起來的，演出的劇場是木質結構，由於還沒發明電，照明使用蠟燭，劇場容易起火，故大人物很少光顧演出，再者同百姓一起又怕傳染瘟疫，因而劇場是平民百姓的天下了。但不久，文化界官方也喜歡上了莎士比亞的作品，因為在他的作品中有耐人尋味的兩難結構。

    如《李爾王》，李爾王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他要女兒們表忠心，以決定自己的權力、土地、財産的分配。於是大女兒説：我把全部愛獻給父親；二女兒説我對父親的愛超過我姐姐；三女兒説：我除了愛父親還愛丈夫和孩子。大女兒、二女兒憑她們的表態得到了權利、土地和財産，隨後她倆就把父親控制起來，三女兒得知後就帶兵來攻打救父，但中途卻犧牲了。最後李爾王沒權了，到瘋了才明白過來，抱著死去的三女兒説：你才是真正的人。《李爾王》展現了三個層次：大、二女兒壞，三女兒好；李爾王沒有權力後才説了真話；皇帝到危難才識別出真假。這也是兩難結構，故事是半透明狀態，雅俗共賞。

    五． 未知結構如何放進現代作品

    文學家寫文章要講究多層次，沒有多層次不是好文章。舞臺上一個國王在某日的夜裏被人害死了，在另一個地方是送牛奶的人在敲門，那害國王的人在靜靜的夜裏，聽到在不很遠的地方傳來送牛奶的敲門聲，這沉靜而陰森的夜裏臺上台下的人都凝視起來。好作品要留個窗口，有亮燈。留一條路，無絕人之路，思路把人們引向新的方面。另一派是內容都放到一個層面上，經過展開後，再交待應交待的一切，也留一些不交待的東西，使讀者把不明白帶回去領悟。

    六． 我的寫作思考

    我在講課時，把自己已明白的問題講給學生，把不甚明白的問題交給學生討論，把自己想不明白的寫成散文交給讀者共同探討。

    我的第一篇散文是《道士塔》，寫的是敦煌古跡文物通過愚昧、貪小惠的王道士被洋人一箱箱、一車車騙去，弄到了國外。那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無價之寶，現在卻保存在外國的博物館裏。我沒從外國“文盜”拿走這些文物如何可恨這個角度寫，而是用未知結構寫，如不被盜，在我國20世紀初兵荒馬亂的年代是否能保得住，這個問題給人留下困惑。

    再看，中國幾千年的科舉制度，害了許多人，知識分子在一條狹窄的仕途上找出路，産生孔乙己、范進、秦香蓮的悲劇。另一方面這個科舉制度把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包括孔子學説不間斷地保留下來，這也是兩難問題。

    我的《文化苦旅》那十多萬字的書是散文不是論文。論文應有結論，而散文則可不必。評論家批評家攻擊人不對，我只是提供評論的理論，提出未知結構，用文字來評論文學。

    傅先生總結説，余先生是研究戲劇史的，戲劇非常講究結構，余先生的演講也非常講究結構。他講的未知結構，我想與我們熟知的戲劇衝突有相通性。余先生是要説明，偉大作品必須內蘊有一種藝術的未知結構，反過來就是説，只有寫出了作品的未知結構，深刻寫出人類的終極悲劇宿命的作品，才有可能成為偉大作品。寫的明明白白的是案例，不是文學。作為讀者，應當立足於能讀出作品裏的未知結構。當不成偉大的作家，至少我們先努力成為偉大的讀者。

    最後，聽眾以熱烈的掌聲對余秋雨的精彩演講表示感謝。

    (文字記錄、整理：薛連通、孫成松)

    中國網 2002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