軌道交通
東京的交通極其便利舒服,交通主要是靠地鐵和JR線。JR是日本鐵路的英文縮寫,貫穿日本所有的角落,在城市裏可以叫地上鐵或輕軌,而日本人管它叫電車。日本的第一條鐵路是東海道線,從新橋到橫濱,當時有一句歌詞叫“汽笛一聲新橋”,今天新橋站前不僅展放著那第一台機車頭,附近很多店舖也多有取名“一聲館”或“一聲屋”之類的。
東京寸地寸金,鐵路卻是密密麻麻,歐美人站在車站的路線圖前大都要商量半天,一錯眼一條線就鑽進了亂麻裏。為了辨別方便,不同的線用不同顏色的標記註明,而這顏色又與實際車身的顏色統一,所以看到綠白相間,就知道是山手線(東京的環城線),一看橘黃色的就知道是中央線(橫貫東京東西)。
為了保證這不能錯眼的鐵道線的暢通和安全,每條線的準時是必不可少的。大家上學、上班常坐的車,心裏都有一本時刻表。只要你踩著點兒去,車準就在站臺上乖乖地等著。有些樞紐站,站臺兩邊的車同時進站,這邊開門,你走過去,那邊的門正好也開了,供你換車方便。站臺邊都有停車標記,畫著車廂和車門的位置,等車的人會自覺排隊站好。車停了,絲毫不差;差了,不開門再倒回來,對準了才開門。閉著眼睛從這邊車廂走進那邊車廂,絕不會掉進站臺裏,也不會撞在玻璃上。
如今東京的鐵路仍然以每年一兩條線的速度增長。在本來就過於密集的建築群裏,又擠壓出一道道獨特的城市風景。
東京的商場、商店、消費娛樂場所都集中在車站附近,下班放學後想做的事都可以在這兒解決。很多東京人對離家一公里以外的地區甚至是不熟悉的。這座城市已被鐵道割裂成無數部分,以站為單位,各自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經濟圈。
圖書館
到日本後,我很快發現了圖書館的好處。港區圖書館離我的住處走路只需十分鐘,任何人憑身份證都可以辦到借書卡。利用這張卡,一個人一次可以借三本書、五本雜誌、三盤錄影帶、四盤CD。借閱的時間大約在兩週到一個月左右。如果你到期忘了,圖書館的人會打電話來問你:“您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忘了沒還?”還書也不必每次都交到服務台管理人員的手裏,圖書館的大門口有一個很大的收件箱,扔在裏面就可以了。圖書館的二樓是音像室,有火車座的小隔間,戴上耳機,在那裏可以靜靜地聽音樂、看電影。因為看書方便,圖書館裏偷書的現象很少。日本人不太理解,不花錢大家就能看到的東西,為什麼還要偷呢?圖書館裏幾乎沒有什麼監視設備,如果你忘了帶卡,拿了書就可以走出去,看完了,過幾天還回來就行了。
港區圖書館的服務人員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間中年人居多,都穿著藍色的圍裙,手裏抱著的不是成摞的書就是成摞的雜誌,像螞蟻一樣忙碌。
還有坐在墻角裏的那些流浪漢,他們的家就在港區公園或東京灣附近有飲用水的地方,他們很會使用硬紙殼,能搭成不錯的帳子。冬天他們就整日呆在圖書館裏看書,不過看著看著就睡著了,因為圖書館裏太暖和。走近他們,能聞見強烈的酸臭,我很奇怪從來沒有人轟他們,如果不是那味道,好像一般人也不介意坐在他們附近看書,畢竟這些流浪漢比普通的職員看書要多一些。
港區圖書館最吸引我的,是各種各樣最新的期刊雜誌,每回休息我都要在那兒逗留半天。
後來我更多地出入大學圖書館和研究所的資料室,其設備管理的完備又比港區圖書館更甚。但不知怎麼,從心情上講,總還是港區圖書館最使我難忘。
看廣告
日本不論電視廣告還是平面廣告都以清新、簡單著稱。我有特別印象的是關於烏龍茶的電視廣告,因為烏龍茶的故鄉在中國,所以這一系列廣告都是與中國有關的,最初的一集拍攝于四川省,一個鄉村的男青年騎車行進在綠油油的田間,側身坐在車後穿花布上衣的女青年顯然是他的戀人,她隨後在車后座上站了起來,遠處是青山,整個畫面美麗飄逸。廣告播出後,街上騎車帶人的男女青年明顯多了起來,後來還新上市了一種自行車,後輪中軸多出兩個腳踏桿,就是為了被帶的女性能毫無危險地站在後面。那一段,穿花布衣服的女孩子也突然多了起來。
前兩年夏天有一則番茄汁廣告:人氣正旺的男影星淺野忠信穿著敞領的白襯衫默默走到鏡頭前,打開一聽番茄汁,仰頭一口一口喝下去,大概喝了有十幾秒,喝完後他離開鏡頭,剩下的是背後那條炎熱的高速路。廣告播出後,不幾天,街上留長髮的青年也開始穿白襯衣,當眾喝起番茄汁來了。
有趣的是一本叫《廣告批評》的雜誌,每月對日本所有的廣告進行評論,不僅是廣告本身,而且對世風趨勢也有觸及。20世紀就要結束的時候,它出了一期特刊,評選出了從1900年開始的每年最佳廣告,其中有不少是商標,包括耐克的那個“鉤”,可口可樂的書寫體等。讓我印象深刻的是,1966年的世界最佳廣告居然是“紅寶書”。
地震報道
日本地震多,建築又多是木製結構,戰前關東大地震引起的大火幾乎將東京化為廢墟,但好像沒人有改善一下這種建築的意思,街道上幾個工人正在蓋房,也不打地基,一堆木頭支來支去一天,房子就蓋起來了。
地總是在動,好像也沒人有不塌實的感覺,可能生在這裡的人認為地本來就是應該動的。睡夢中床隨便地抖幾下,我們很快也就習以為常了,只有你感覺到像睡在水面上一樣盪漾的時候,才會一躍而起,奔出屋去。即使如此,也往往是有驚無險,趁這時,多日不見的鄰居們在樓道裏尷尬地打打招呼,互相窺探一下對方睡覺時的裝束:穿睡衣的多,光著的少。日本電視對地震報道之快不能不讓人佩服,地一動,你打開電視機,所有正在進行的節目都停止了,熒光屏上的地形圖告訴你震中的位置、震級,並告知可能受影響的交通線。如果沒有什麼危險,你大可以打開電視,點上一根煙,靜靜地欣賞一條接一條的鐵路線停開檢修的新聞,這類新聞可能會播半天,圖像往往是列車停滯的美麗車站,還有站臺上焦急等待的人群。
關於災難時的救護,對日本政府來説是個課題,每有此類事件往往能檢驗出政府的效能。阪神大地震後政府的援助物資遲遲不到,倒是臭名昭著的黑社會山口組在大阪的本部前開倉放糧,分發救濟物資、帳篷和食品,此事已成典故。
剪尾巴貓
東京的貓多。東京附近的琦玉縣,還有貓町,據説過去曾是墳場,扔貓的人都去那兒,如今已成了野貓的王國。
在東京,是家貓還是野貓,你一眼就能認出來。家貓有尾巴,野貓沒有。説沒有也不確切,但已經不是傳統貓科動物那又長又彎的尾巴,而是縮略成了兔子尾巴一般,短粗的,稍稍撅起的。看《水滸》裏大蟲吃人的三著就有用尾巴“一剪”的一著,比武師們的掃堂腿還要厲害,抽著了,要碎骨的。這證明貓科動物的尾巴並不是聾子的耳朵。
野貓們不長尾巴讓剛到東京的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聽“先輩”們粗略講解了一下:日本人愛護動物,揀到了貓要想辦法送還主人,當貓主決心不再養它的時候,就把它的尾巴剪了,為的是省去好心人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以後所有扔貓的都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剪尾巴就成了扔貓前的儀式,沒尾巴就成了野貓的標簽。被拋棄的貓在城市裏遊蕩,除了要躲開孩子們頑劣的襲擊,生存倒並不成問題,不但各處都有好心人,還到處有精美的垃圾食品。當它們看見那些養尊處優的家貓晃著一條又長又乾淨的尾巴閒庭信步時,心裏也許充滿著對它們的鄙夷呢。和家貓比起來,野貓覺得自己更自由,更瀟灑,它們不屑于與家貓交配。有一天,野貓們將忽然發現,自己的孩子生下來就沒了那累贅的長尾巴。
這種解釋雖然在科學上不能讓人信服,但作為寓言卻讓我樂於接受,並進而思考有關進化和退化、家養與野放、文明與野蠻等問題。明治時代,日本文學泰斗夏目漱石在他早期的名著《我是貓》裏,通過貓的眼睛對日本知識分子乃至日本民族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和挖苦,此書在日本的地位很像魯迅的《阿Q正傳》。看來,貓在日本現代文明的發展史上還真是起過啟蒙作用的。
在東京,也真有很多愛貓的人。在九段下我們語言學校的樓下,三棟樓的拐角處正好空出一塊小草墊,每到正午,陽光躲開樓房灑在這裡,兩隻大貓和一群小野貓便聚在一起曬太陽,附近專修大學的一個女孩下了課每天這時來喂它們,她從綠書包裏掏出食物,很小心地放在手心裏,蹲下,那些貓靜謐地聚攏在她周圍,舔那手心裏的東西。後來,我住在大和町的巷子裏,每天上午十點,也有一個老太太推著一車的貓食出來,附近巷子裏的野貓都按點兒來,十幾隻吧,圍著她“喵喵”地叫。
烏鴉問題
烏鴉聰明,小時候就知道烏鴉要喝瓶子裏的水,夠不著就銜進石頭讓水漲起來再喝。不過這是故事,沒見過真的。在東京倒親眼見了烏鴉戲弄女孩。在中野的大和町,一隻烏鴉不呆在樹上,大白天在路邊閒轉,看見踩著高蹺(日本當年流行的超高底女涼鞋)一顛一顛路過的少女,就撲過去嚇唬。女孩吱哇亂叫地躲開,修長的兩腿拖著笨重的鞋,看得過路的男人和樹上的烏鴉都高興地大笑。
又有報載,説某町老翁門前樹上日日有鴉鼓噪,不勝其煩,某日憤而以物擊之,鴉飛。次日,鴉伏于老翁每日出入路邊,待翁出行,從後掠而啄其腦。
其實,像某老翁這樣厭惡烏鴉的人在日本並不多。烏鴉在日本不僅是國寶,也是神的象徵。看日本足球隊的隊徽,就是一隻黑鳥,本以為和德國一樣是鷹呢,卻被一起打工的日本孩子糾正説:“是烏鴉。”
東京皇宮護城河周邊的圍欄上,停在那兒歇息並探頭探腦的烏鴉,像樹枝一般密集。騎車從那兒過,每每看見有人以麵包、肉腸喂食。
烏鴉多到一定程度,就會對人類的正常生活構成威脅,鳥襲擊人的事件時有發生。但對於烏鴉問題,不是“消滅”這兩個字能解決的。像北京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樣,全民出動敲鑼打鼓消滅麻雀,東京人沒那個時間,動物保護組織也不幹。更何況烏鴉在日本民間有著特殊地位。很多人指出,烏鴉問題實際上是環境問題。
在24小時超市,魚呀、肉呀,很多保鮮食品24小時後就要扔掉。對現代人來説,什麼都是新的好,不新鮮的只能留給流浪漢或烏鴉。烏鴉越來越多是因為垃圾越來越多,大多數烏鴉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動地區,知道哪家超市到幾點會清倒垃圾。它們每天早晨吃著豐盛的美食,從來不用像那些留在鄉間的烏鴉們,還要為生存四處求索。大概,一隻鄉下烏鴉是不會無聊到去襲擊女人的。
摘自《東京記》田川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價:26.00元
《文匯報》2002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