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想翻譯出版界就此又該有番或大或小的動作了，此乃應運而生，勢所必然。即以最近十年間獲獎作家而論，事先有成本作品出版的，惟有莫裏森、薩拉馬戈、格拉斯和奈保爾四位。就中薩拉馬戈的《修道院紀事》，還是因為納入一項對外合作項目；否則將如同樣鮮為人知的希尼、希姆博爾斯卡和達裏奧福一般，怕要等到日後獲了獎才能譯介。更不要提仿佛無中生有的凱爾泰茲了。外國文學的翻譯出版，一方面要能供應，另一方面要有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凱爾泰茲等人的書沒有早出，是為憾事；然而即便早出，只怕也少有人買，難得人讀。我們現在無論翻譯、出版還是閱讀，都太需要作品水準之外的理由了。

    凱爾泰茲的著作沒有讀過，不敢妄加議論；僅從報端介紹的生平情況看來，恰恰是我們這個浮躁年代裏的一位沉靜執著的人。有朋友講，凱爾泰茲15至16歲關在納粹集中營裏，此時正好得以成就一生；這話近乎殘酷，卻也不無道理。我則更看重時隔多年，他才將這經歷訴諸筆墨。想必銘心刻骨，欲罷不能，即如其所説：“每當我想寫一部新的小説，我總會想起奧斯維辛。”瑞典文學院宣佈的授獎理由是：“他的作品捍衛了個人在抵禦野蠻專政歷史時的脆弱體驗。”這句話讓我想到了卡夫卡，以及原籍也是匈牙利的《中午的黑暗》的作者庫斯勒，都是從某一深切的個人經驗出發，進而體會整個人類的處境。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在作品中堅定地維繫了歐洲文明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

    當年諾貝爾創立此獎，曾強調文學的“理想主義傾向”，其實，那些真切體驗人類處境，深刻剖析人性本質的作家，未必一定與此有所牴牾。凱爾泰茲曾説：“奧斯維辛是無法解釋的，奧斯維辛是沒有理性的、無法理解的力量的産物，因為對惡行，人們總有種種理性的解釋：撒旦很可能像伊阿古一樣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但卻創造了理性的人。這些人的每種行為都像一道數學方程式一樣有解釋的答案，只要聯繫到利益、貪婪、懶惰、權力欲、性慾、怯懦，聯繫到這樣那樣的自我放縱，答案就有了。如果再沒有別的詞，最後還有瘋狂可以解釋：偏執狂、施虐狂、淫欲狂、受虐狂、誇大狂、戀屍狂以及其他精神錯亂症，或者多種症狀併發。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可能説，真正非理性的、無法解釋的，並不是邪惡，而是善行。”

    也許在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凱爾泰茲看來，對既往發生的一切必須有個切實解釋，而這一解釋同樣適用於現在和將來。就像瑞典文學院所指出的：“對他來説，奧斯維辛不是游離正常歷史之外的意外浩劫，而是現代社會人性墮落的最終真相。”此一意義上的奧斯維辛，構成了這個世界的支點；對此漠然置之，抑或加以否認，我們的思想乃至生活勢必歸諸虛妄。凱爾泰茲獲獎，意味著今天來看諾貝爾所謂“理想主義”，該是始於但不一定止于反理想主義。凱爾泰茲被稱為“深淵似的”作家，他讓世界回歸黑暗，但看到了真正的光。他那番話似乎正可用來解釋前述授獎理由：既然邪惡是人性與世界的本有或常態，置身其中的個人所能做的只是“體驗”而已；此時作為這一體驗的本體，其存在本身就構成了“抵禦”，舍此之外不復有幸福與善良可言。

    關於凱爾泰茲，現在所能講的不過這些，剩下的事情就是等著讀他的書了。過去十年間的獲獎作家，説實話只有格拉斯和奈保爾的作品曾經讓我同樣期待。不過那兩位早就是名人了，相比之下，有可能讀到凱爾泰茲更其不易。（止庵）

     《南方週末》200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