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中國讀者,我一向認為諾貝爾獎最有意義之處,在於把一位至少對我們來説屬於某一地域的作家變成了世界作家。而這回我們居然是從聽説姓名開始了解這位作家的。一則有關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消息這樣寫道:“下午1點公佈時,筆者守在瑞典一家圖書館,管理員和一些文學愛好者圍著收音機聆聽桂冠將落誰手。瑞典廣播電臺報道説:‘今年又是一個大意外,匈牙利作家伊姆雷 凱爾泰茲……’筆者立即在圖書館各種英文和瑞典文文學工具書上搜尋,卻找不到任何有關這位作家的條目,包括近年出版的《東歐文學指南》,凱爾泰茲亦榜上無名。圖書管理員同樣沒有辦法像慣常所做的那樣,儘快陳列獲獎者的評論資料。”可知這回所爆冷門,對於中外讀者皆然。只是我們並非僅僅出乎意料而已,壓根兒不知道世間有此人物。
料想翻譯出版界就此又該有番或大或小的動作了,此乃應運而生,勢所必然。即以最近十年間獲獎作家而論,事先有成本作品出版的,惟有莫裏森、薩拉馬戈、格拉斯和奈保爾四位。就中薩拉馬戈的《修道院紀事》,還是因為納入一項對外合作項目;否則將如同樣鮮為人知的希尼、希姆博爾斯卡和達裏奧 福一般,怕要等到日後獲了獎才能譯介。更不要提仿佛無中生有的凱爾泰茲了。外國文學的翻譯出版,一方面要能供應,另一方面要有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凱爾泰茲等人的書沒有早出,是為憾事;然而即便早出,只怕也少有人買,難得人讀。我們現在無論翻譯、出版還是閱讀,都太需要作品水準之外的理由了。
凱爾泰茲的著作沒有讀過,不敢妄加議論;僅從報端介紹的生平情況看來,恰恰是我們這個浮躁年代裏的一位沉靜執著的人。有朋友講,凱爾泰茲15至16歲關在納粹集中營裏,此時正好得以成就一生;這話近乎殘酷,卻也不無道理。我則更看重時隔多年,他才將這經歷訴諸筆墨。想必銘心刻骨,欲罷不能,即如其所説:“每當我想寫一部新的小説,我總會想起奧斯維辛。”瑞典文學院宣佈的授獎理由是:“他的作品捍衛了個人在抵禦野蠻專政歷史時的脆弱體驗。”這句話讓我想到了卡夫卡,以及原籍也是匈牙利的《中午的黑暗》的作者庫斯勒,都是從某一深切的個人經驗出發,進而體會整個人類的處境。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在作品中堅定地維繫了歐洲文明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
當年諾貝爾創立此獎,曾強調文學的“理想主義傾向”,其實,那些真切體驗人類處境,深刻剖析人性本質的作家,未必一定與此有所牴牾。凱爾泰茲曾説:“奧斯維辛是無法解釋的,奧斯維辛是沒有理性的、無法理解的力量的産物,因為對惡行,人們總有種種理性的解釋:撒旦很可能像伊阿古一樣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但卻創造了理性的人。這些人的每種行為都像一道數學方程式一樣有解釋的答案,只要聯繫到利益、貪婪、懶惰、權力欲、性慾、怯懦,聯繫到這樣那樣的自我放縱,答案就有了。如果再沒有別的詞,最後還有瘋狂可以解釋:偏執狂、施虐狂、淫欲狂、受虐狂、誇大狂、戀屍狂以及其他精神錯亂症,或者多種症狀併發。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可能説,真正非理性的、無法解釋的,並不是邪惡,而是善行。”
也許在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凱爾泰茲看來,對既往發生的一切必須有個切實解釋,而這一解釋同樣適用於現在和將來。就像瑞典文學院所指出的:“對他來説,奧斯維辛不是游離正常歷史之外的意外浩劫,而是現代社會人性墮落的最終真相。”此一意義上的奧斯維辛,構成了這個世界的支點;對此漠然置之,抑或加以否認,我們的思想乃至生活勢必歸諸虛妄。凱爾泰茲獲獎,意味著今天來看諾貝爾所謂“理想主義”,該是始於但不一定止于反理想主義。凱爾泰茲被稱為“深淵似的”作家,他讓世界回歸黑暗,但看到了真正的光。他那番話似乎正可用來解釋前述授獎理由:既然邪惡是人性與世界的本有或常態,置身其中的個人所能做的只是“體驗”而已;此時作為這一體驗的本體,其存在本身就構成了“抵禦”,舍此之外不復有幸福與善良可言。
關於凱爾泰茲,現在所能講的不過這些,剩下的事情就是等著讀他的書了。過去十年間的獲獎作家,説實話只有格拉斯和奈保爾的作品曾經讓我同樣期待。不過那兩位早就是名人了,相比之下,有可能讀到凱爾泰茲更其不易。(止庵)
《南方週末》200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