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我們雪聲劇團將魯迅先生的《祝福》改編成《祥林嫂》，搬上越劇舞臺後，緊接著又演了《洛神》。但越劇改革遭到了惡勢力的反對，這年8月27日，我離家去電臺播音，剛走到路口，竄出一個人將一包糞對我劈頭拋下。之後又收到裝有子彈的恐嚇信。由於一些合作者另有打算，劇團無法按期演出新編劇目，我又不甘屈服於老闆走回頭路，1946年底雪聲劇團只能暫告解散，我也暫停演出，靜下心來思考這幾年的得失。

    下一步該如何走呢？我想，作為主要演員，首先要提高自己並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應該讓全劇種的成員參加到改革行列中來。另外必須有自己的劇場，並有附設學校培養接班人。為了實現這些設想，1947年初，我跑遍了上海各種類型的劇場和電影院，對劇場設計、舞臺大小和觀眾座位好壞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1500個座位的南京電影院（解放後改為上海音樂廳）座位最好，而扇子形的劇場演戲曲效果更好。不到一個月，設計者就繪出了新劇場的初稿圖紙。隨後我們找到了霞飛路（現在的襄陽公園隔壁原祥生汽車公司）的一塊地，租50年約20億元，造價約30億元。這50億元，只有依靠我們自己演出和向觀眾集資解決了。我考慮，這是整個越劇界的事，如果能説服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蘭、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紅、張桂鳳、吳小樓來參加，共同發起為造劇場進行集資活動，不是很好麼？

    這九位中，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蘭沒有交往過，其他五位曾與我合作過。於是我就找了當時尹桂芳、竺水招的合作者徐天紅和吳小樓，談了聯合義演、集資造劇場和越劇學校的設想。徐天紅與吳小樓都表示積極參與，於是我請徐天紅約尹桂芳、竺水招到晉隆西菜館見面。她倆跟我會面後，都連連點頭同意，同時還提出號召基本觀眾認股投資以增加資金等建議。

    徐玉蘭當時因吐血在休息，我專程去拜訪了她。她説：“這是越劇界的大事，我一定參加。至於筱丹桂能否參加，要找國泰大戲院老闆張春帆。”因徐玉蘭吐血，張春帆曾邀我下半年去國泰演出，他説單靠春鳳（筱丹桂的小名）怕不賣座，這叫做人老珠黃不值錢啊！筱丹桂這時只有27歲，是在被張春帆佔有的這八九年中，才漸漸低落不佳的。我去找張春帆，他因有求於我，連連點頭説：“這是出風頭的事，春鳳一定參加，但你不必去看春鳳了。”可見筱丹桂是毫無自由的。范瑞娟、張桂鳳與我共事改革演出兩三年了，聯合義演她們極力贊成。傅全香是我的同科班師妹，她也一口答應參加。

    接下來我們邀南薇、韓義等商量演齣劇目，大家認為要區別於以往會演的老劇目，但新編的題材要容納這些主要演員實是不易。也曾想過演《紅樓夢》，但賈寶玉只有一個，怎麼分配角色呢？後來選擇將法國大仲馬的小説《三劍客》改為中國歷史題材的《山河戀》，男女角色都不成問題。1947年7月29日，我們相聚在大西洋西菜社簽訂了聯合義演的“合約”，我的顧問律師平衡成為我們合約的起草人和見證人。

    我們十個演員作為發起人，在“合約”上簽了名，後來我們就被稱為越劇“十姐妹”。關於演出場地，打聽到周信芳演出的黃金大戲院，因周信芳歇夏，正是空檔，我就去商談。黃金大戲院提出一月租金要四億元。很快，一個星期的座券被訂一空，座券分福祿壽三種，票價定為10萬、5萬、3萬。演員們除了排戲，還得抽空準備自己的戲服。大家在驕陽裏坐著三輪車滿街跑，置衣料，買首飾，量身材，誰都不願意在臺上遜色于別人。

    《山河戀》引起的風波

    正當大家忙碌時，所謂上海大亨之一的王曉籟，要我們送一億元給他去擺平寄生於越劇界的“同鄉人”。經竺水招、傅全香與他們交涉，仍提出要我們送5000萬元。我們商量決定，收到預售票款後，送留根的支票，以備後用。王曉籟怕我們留有憑證，揭露他敲詐勒索，不敢收支票，就想法子跟我們過不去。當時，我們正向社會局作演出備案，另一方面向財政局申請義演收入免稅。豈料這引起了社會局吳開先局長和財政局專員秋燦芝（秋瑾之女）的注意。在我們聯合義演的新聞發佈和播音預售訂票後，只會模倣秋瑾喝酒的習慣而無革命遺風的秋燦芝曾闖到後臺，醉醺醺地問我：“袁雪芬你是共産黨員嗎？”我馬上回擊她：“可惜我還不是，否則你可以發財了。”

    1947年8月19日，是我們上海越劇界聯合公演《山河戀》的日子。早晨我先趕到黃金大戲院觀察，只見戲院門口人山人海。因預售票早已售完，那份32開的説明特刊就顯得特別搶手。特刊的黃封面上印著三個紅色大字“山河戀”；封裏是我們十個發起人的合影，我們都穿著旗袍（范瑞娟、張桂鳳和我穿的是把長袖捲起的旗袍，這是“雪聲”的風格）。第一頁上印著《山河戀》公演之動機，文末由我們十人簽名，還有《山河戀》人物素描和編導南薇的文章。“特刊”後來成了越劇愛好者們的收藏品。

    這天天氣炎熱，日場演出從下午三時起，夜場從晚上八時半起。遺憾的是，在排練中徐天紅得病住院，未能參加演出；張桂鳳在演《山河戀》下集時，也生病住院，她的角色由徐慧琴替代。這部戲是我與尹桂芳第一次合作演出，因此觀眾特別感興趣。

    《山河戀》演出轟動了全上海，這更加引起當局的注意，迫害也就隨之而來。先是“國軍”佔場子看白戲，因是預售出票，我們只好與觀眾商量換日期。接著，在1947年8月23日，即《山河戀》演出後第四天，《大公報》刊登了《越劇女伶義演未經社會局許可——社會局已令補辦手續》的報道。文中説，如仍不趕辦申請手續，社會局將會同警察局予以取締。其實這是橫生枝節，我們早有義演備案申請書了。8月28日晚上，國民黨上海警察局嵩山分局一紙勒令停演書送到了黃金大戲院後臺。後臺的氣氛陡然變了，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等我拿主意。我安慰大家説：“辦法總是有的，演出無論如何不能停。”

    演完夜場，我們在化粧室繼續商量。我説：“‘勒令停演’是對犯法而言的，我們十個人犯了什麼法？找地方講理去！”尹桂芳、吳小樓等同意我的看法。這時有好心的“過房娘”出點子説：“杜老闆（杜月笙）正在轟轟烈烈辦六十大壽，袁小姐破例與姐妹們一起為杜老闆唱出堂會祝壽，請杜老闆對吳開先講一句話，‘勒令停演’不就取消了麼？”此時此刻，我不得不重申自己的原則：自從1942年越劇改革開始，我對自己定了一條規矩，不唱堂會，不拜客。即使1946年蔣夫人宋美齡派人邀請我唱堂會，我也同樣回答這兩句話，她要看戲請到劇場來看。但眼前的問題怎麼辦？我説找吳開先説理去。也有人提出請王曉籟疏通一下。已是深夜兩點多了，大家趕到了王曉籟的住處。這位“王伯伯”冷冷地回絕了。

    第二天一早，我趕到平律師家。不久，尹桂芳與吳小樓也趕到了。我們幾個人一起到吳開先家，他避而不見。這時黃金大戲院已貼上“勒令停演”佈告，於是我們四人又趕到社會局。將近下午一點，吳開先總算來了，他頭一句話就説：“你們這些小姑娘膽子太大，被共産黨利用了。”我説：“我們連共産黨在哪都不知道，怎麼説被共産黨利用了呢？”尹桂芳也質問道：“為什麼要‘勒令停演’？我們要明白，觀眾也要曉得。”吳開先聽説戲院門口觀眾人山人海，似乎也意識到眾怒難犯，於是拿起電話通知嵩山分局撤銷停演令。出來後，尹桂芳怒氣未消，邊走邊説：“如果剛才我有手槍的話，真想一槍打死他！”

    理想無法實現

    對這次演出，國民黨當局仍想加以控制，社會局長吳開先向我們提出了“保管基金”的辦法。參與“保管”的名單中，除社會局參加外，還有警備司令宣鐵吾的秘書長李錚、警察局長張師、教育局長顧毓、財政稅務局專員秋燦芝和所謂社會賢達王曉籟等。我們一場不停地演出，而他們就用這個強加給我們的基金保管委員會來控制我們，這一保管，動用一分錢也得經他們批准。我們怎麼甘心任他們來保管我們的血汗錢！在碰了幾次頭後，大家發現，集資50億元造劇場、辦越劇學校的計劃，本來是可以實現的；可是在這樣黑暗的社會裏，凡有一點理想和追求，他們就要加給你莫須有的“罪名”！原本我們十人各盡義務一分不取，但現在覺得，應將演出得來的錢，除去一切開支，演出服裝也應報銷。我不由想到于伶先生事前的預言：“你良好的願望將來會實現，可不是今天……”於是，我對大家講明：造劇場、辦學校看來已無法實現了，但也得開辦一個越劇培訓班，不枉我們聯合公演的辛勞。大家點頭同意，但總有一種無處申訴，也無法去説理的無奈！

    被保管的血汗錢一天不如一天地貶值。在請這些老爺們大吃一頓後，我們總算被批准可以買黃金保值了。到這時，那些錢只能買96兩金子。後來我們就用這96兩金子在新大沽路頂了一幢石庫門房子，裝修一下後打算辦越劇培訓班，並在樓下搭了一個小舞臺，添置了一些教學設備，同時向教育局提出申請。豈料他們又不批准！後來田漢先生與夫人安娥從劇專出來，無處居住，由南薇建議，就請他們兩位在廂房後間住了下來，一直住到1948年下半年田漢先生離開上海。

    《山河戀》演畢不久，一天，田漢、洪深、應雲衛、于伶先生等陪同啟明電影公司老闆周振明，到新大沽路越劇學館找我。周振明擬將洪深先生的《雞鳴早看天》拍成電影，導演應雲衛，演員有張伐、黃宗英等，要我飾大嫂一角。對這突如其來的事我不知所措，説：“我不會國語，又不懂電影業務，如參加拍攝，反而會損害這部影片的整體藝術。”他們連連説，你可以演好祥林嫂，相信你也能演好大嫂。至於國語，安娥自告奮勇説：“我負責教你”。我仍設法推辭説：“作為越劇演員，不演越劇而去拍電影，總覺得對不起越劇觀眾。如果拍的是越劇片《祥林嫂》的話，我一定參加。”豈料周振明一口答應：“好哇！《祥林嫂》在社會上很出名了，拍成電影也一定賣座，我答應你拍越劇片《祥林嫂》。但你得先參加國語片《雞鳴早看天》的拍攝。”於是我被逼上梁山，兩部片子報酬一億元，就作為越劇學館日常水電等費用。經我極力要求，電影《祥林嫂》由舞臺演出的原班人馬參加了拍攝。

    一直嚮往當電影導演的南薇得到了執導電影《祥林嫂》的機會，這也是對南薇參加越劇改革四年辛苦工作的補償。但南薇有時抓不住戲的關鍵點，把他的情趣作為自我欣賞用到影片中去了。當演到柳媽向祥林嫂傳播靈魂之説時，南薇心血來潮地對我説：“袁小姐，加場‘劈門檻’好嗎？”我當時不假思索地説：“好啊，讓觀眾出出氣也好！”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這種處理，人為地拔高人物，反而使思想淺露了。這種處理，後來也影響到了解放後拍攝的故事片《祝福》。（石明摘編）

    摘自《求索人生藝術的真諦》袁雪芬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8月版定價：60.00元

    《文匯報》200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