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劇“十姐妹”的來歷
1946年5月,我們雪聲劇團將魯迅先生的《祝福》改編成《祥林嫂》,搬上越劇舞臺後,緊接著又演了《洛神》。但越劇改革遭到了惡勢力的反對,這年8月27日,我離家去電臺播音,剛走到路口,竄出一個人將一包糞對我劈頭拋下。之後又收到裝有子彈的恐嚇信。由於一些合作者另有打算,劇團無法按期演出新編劇目,我又不甘屈服於老闆走回頭路,1946年底雪聲劇團只能暫告解散,我也暫停演出,靜下心來思考這幾年的得失。
下一步該如何走呢?我想,作為主要演員,首先要提高自己並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應該讓全劇種的成員參加到改革行列中來。另外必須有自己的劇場,並有附設學校培養接班人。為了實現這些設想,1947年初,我跑遍了上海各種類型的劇場和電影院,對劇場設計、舞臺大小和觀眾座位好壞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1500個座位的南京電影院(解放後改為上海音樂廳)座位最好,而扇子形的劇場演戲曲效果更好。不到一個月,設計者就繪出了新劇場的初稿圖紙。隨後我們找到了霞飛路(現在的襄陽公園隔壁原祥生汽車公司)的一塊地,租50年約20億元,造價約30億元。這50億元,只有依靠我們自己演出和向觀眾集資解決了。我考慮,這是整個越劇界的事,如果能説服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蘭、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紅、張桂鳳、吳小樓來參加,共同發起為造劇場進行集資活動,不是很好麼?
這九位中,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蘭沒有交往過,其他五位曾與我合作過。於是我就找了當時尹桂芳、竺水招的合作者徐天紅和吳小樓,談了聯合義演、集資造劇場和越劇學校的設想。徐天紅與吳小樓都表示積極參與,於是我請徐天紅約尹桂芳、竺水招到晉隆西菜館見面。她倆跟我會面後,都連連點頭同意,同時還提出號召基本觀眾認股投資以增加資金等建議。
徐玉蘭當時因吐血在休息,我專程去拜訪了她。她説:“這是越劇界的大事,我一定參加。至於筱丹桂能否參加,要找國泰大戲院老闆張春帆。”因徐玉蘭吐血,張春帆曾邀我下半年去國泰演出,他説單靠春鳳(筱丹桂的小名)怕不賣座,這叫做人老珠黃不值錢啊!筱丹桂這時只有27歲,是在被張春帆佔有的這八九年中,才漸漸低落不佳的。我去找張春帆,他因有求於我,連連點頭説:“這是出風頭的事,春鳳一定參加,但你不必去看春鳳了。”可見筱丹桂是毫無自由的。范瑞娟、張桂鳳與我共事改革演出兩三年了,聯合義演她們極力贊成。傅全香是我的同科班師妹,她也一口答應參加。
接下來我們邀南薇、韓義等商量演齣劇目,大家認為要區別於以往會演的老劇目,但新編的題材要容納這些主要演員實是不易。也曾想過演《紅樓夢》,但賈寶玉只有一個,怎麼分配角色呢?後來選擇將法國大仲馬的小説《三劍客》改為中國歷史題材的《山河戀》,男女角色都不成問題。1947年7月29日,我們相聚在大西洋西菜社簽訂了聯合義演的“合約”,我的顧問律師平衡成為我們合約的起草人和見證人。
我們十個演員作為發起人,在“合約”上簽了名,後來我們就被稱為越劇“十姐妹”。關於演出場地,打聽到周信芳演出的黃金大戲院,因周信芳歇夏,正是空檔,我就去商談。黃金大戲院提出一月租金要四億元。很快,一個星期的座券被訂一空,座券分福祿壽三種,票價定為10萬、5萬、3萬。演員們除了排戲,還得抽空準備自己的戲服。大家在驕陽裏坐著三輪車滿街跑,置衣料,買首飾,量身材,誰都不願意在臺上遜色于別人。
《山河戀》引起的風波
正當大家忙碌時,所謂上海大亨之一的王曉籟,要我們送一億元給他去擺平寄生於越劇界的“同鄉人”。經竺水招、傅全香與他們交涉,仍提出要我們送5000萬元。我們商量決定,收到預售票款後,送留根的支票,以備後用。王曉籟怕我們留有憑證,揭露他敲詐勒索,不敢收支票,就想法子跟我們過不去。當時,我們正向社會局作演出備案,另一方面向財政局申請義演收入免稅。豈料這引起了社會局吳開先局長和財政局專員秋燦芝(秋瑾之女)的注意。在我們聯合義演的新聞發佈和播音預售訂票後,只會模倣秋瑾喝酒的習慣而無革命遺風的秋燦芝曾闖到後臺,醉醺醺地問我:“袁雪芬你是共産黨員嗎?”我馬上回擊她:“可惜我還不是,否則你可以發財了。”
1947年8月19日,是我們上海越劇界聯合公演《山河戀》的日子。早晨我先趕到黃金大戲院觀察,只見戲院門口人山人海。因預售票早已售完,那份32開的説明特刊就顯得特別搶手。特刊的黃封面上印著三個紅色大字“山河戀”;封裏是我們十個發起人的合影,我們都穿著旗袍(范瑞娟、張桂鳳和我穿的是把長袖捲起的旗袍,這是“雪聲”的風格)。第一頁上印著《山河戀》公演之動機,文末由我們十人簽名,還有《山河戀》人物素描和編導南薇的文章。“特刊”後來成了越劇愛好者們的收藏品。
這天天氣炎熱,日場演出從下午三時起,夜場從晚上八時半起。遺憾的是,在排練中徐天紅得病住院,未能參加演出;張桂鳳在演《山河戀》下集時,也生病住院,她的角色由徐慧琴替代。這部戲是我與尹桂芳第一次合作演出,因此觀眾特別感興趣。
《山河戀》演出轟動了全上海,這更加引起當局的注意,迫害也就隨之而來。先是“國軍”佔場子看白戲,因是預售出票,我們只好與觀眾商量換日期。接著,在1947年8月23日,即《山河戀》演出後第四天,《大公報》刊登了《越劇女伶義演未經社會局許可——社會局已令補辦手續》的報道。文中説,如仍不趕辦申請手續,社會局將會同警察局予以取締。其實這是橫生枝節,我們早有義演備案申請書了。8月28日晚上,國民黨上海警察局嵩山分局一紙勒令停演書送到了黃金大戲院後臺。後臺的氣氛陡然變了,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等我拿主意。我安慰大家説:“辦法總是有的,演出無論如何不能停。”
演完夜場,我們在化粧室繼續商量。我説:“‘勒令停演’是對犯法而言的,我們十個人犯了什麼法?找地方講理去!”尹桂芳、吳小樓等同意我的看法。這時有好心的“過房娘”出點子説:“杜老闆(杜月笙)正在轟轟烈烈辦六十大壽,袁小姐破例與姐妹們一起為杜老闆唱出堂會祝壽,請杜老闆對吳開先講一句話,‘勒令停演’不就取消了麼?”此時此刻,我不得不重申自己的原則:自從1942年越劇改革開始,我對自己定了一條規矩,不唱堂會,不拜客。即使1946年蔣夫人宋美齡派人邀請我唱堂會,我也同樣回答這兩句話,她要看戲請到劇場來看。但眼前的問題怎麼辦?我説找吳開先説理去。也有人提出請王曉籟疏通一下。已是深夜兩點多了,大家趕到了王曉籟的住處。這位“王伯伯”冷冷地回絕了。
第二天一早,我趕到平律師家。不久,尹桂芳與吳小樓也趕到了。我們幾個人一起到吳開先家,他避而不見。這時黃金大戲院已貼上“勒令停演”佈告,於是我們四人又趕到社會局。將近下午一點,吳開先總算來了,他頭一句話就説:“你們這些小姑娘膽子太大,被共産黨利用了。”我説:“我們連共産黨在哪都不知道,怎麼説被共産黨利用了呢?”尹桂芳也質問道:“為什麼要‘勒令停演’?我們要明白,觀眾也要曉得。”吳開先聽説戲院門口觀眾人山人海,似乎也意識到眾怒難犯,於是拿起電話通知嵩山分局撤銷停演令。出來後,尹桂芳怒氣未消,邊走邊説:“如果剛才我有手槍的話,真想一槍打死他!”
理想無法實現
對這次演出,國民黨當局仍想加以控制,社會局長吳開先向我們提出了“保管基金”的辦法。參與“保管”的名單中,除社會局參加外,還有警備司令宣鐵吾的秘書長李錚、警察局長張師、教育局長顧毓、財政稅務局專員秋燦芝和所謂社會賢達王曉籟等。我們一場不停地演出,而他們就用這個強加給我們的基金保管委員會來控制我們,這一保管,動用一分錢也得經他們批准。我們怎麼甘心任他們來保管我們的血汗錢!在碰了幾次頭後,大家發現,集資50億元造劇場、辦越劇學校的計劃,本來是可以實現的;可是在這樣黑暗的社會裏,凡有一點理想和追求,他們就要加給你莫須有的“罪名”!原本我們十人各盡義務一分不取,但現在覺得,應將演出得來的錢,除去一切開支,演出服裝也應報銷。我不由想到于伶先生事前的預言:“你良好的願望將來會實現,可不是今天……”於是,我對大家講明:造劇場、辦學校看來已無法實現了,但也得開辦一個越劇培訓班,不枉我們聯合公演的辛勞。大家點頭同意,但總有一種無處申訴,也無法去説理的無奈!
被保管的血汗錢一天不如一天地貶值。在請這些老爺們大吃一頓後,我們總算被批准可以買黃金保值了。到這時,那些錢只能買96兩金子。後來我們就用這96兩金子在新大沽路頂了一幢石庫門房子,裝修一下後打算辦越劇培訓班,並在樓下搭了一個小舞臺,添置了一些教學設備,同時向教育局提出申請。豈料他們又不批准!後來田漢先生與夫人安娥從劇專出來,無處居住,由南薇建議,就請他們兩位在廂房後間住了下來,一直住到1948年下半年田漢先生離開上海。
《山河戀》演畢不久,一天,田漢、洪深、應雲衛、于伶先生等陪同啟明電影公司老闆周振明,到新大沽路越劇學館找我。周振明擬將洪深先生的《雞鳴早看天》拍成電影,導演應雲衛,演員有張伐、黃宗英等,要我飾大嫂一角。對這突如其來的事我不知所措,説:“我不會國語,又不懂電影業務,如參加拍攝,反而會損害這部影片的整體藝術。”他們連連説,你可以演好祥林嫂,相信你也能演好大嫂。至於國語,安娥自告奮勇説:“我負責教你”。我仍設法推辭説:“作為越劇演員,不演越劇而去拍電影,總覺得對不起越劇觀眾。如果拍的是越劇片《祥林嫂》的話,我一定參加。”豈料周振明一口答應:“好哇!《祥林嫂》在社會上很出名了,拍成電影也一定賣座,我答應你拍越劇片《祥林嫂》。但你得先參加國語片《雞鳴早看天》的拍攝。”於是我被逼上梁山,兩部片子報酬一億元,就作為越劇學館日常水電等費用。經我極力要求,電影《祥林嫂》由舞臺演出的原班人馬參加了拍攝。
一直嚮往當電影導演的南薇得到了執導電影《祥林嫂》的機會,這也是對南薇參加越劇改革四年辛苦工作的補償。但南薇有時抓不住戲的關鍵點,把他的情趣作為自我欣賞用到影片中去了。當演到柳媽向祥林嫂傳播靈魂之説時,南薇心血來潮地對我説:“袁小姐,加場‘劈門檻’好嗎?”我當時不假思索地説:“好啊,讓觀眾出出氣也好!”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這種處理,人為地拔高人物,反而使思想淺露了。這種處理,後來也影響到了解放後拍攝的故事片《祝福》。(石明摘編)
摘自《求索人生藝術的真諦》袁雪芬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8月版定價:60.00元
《文匯報》200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