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從弗洛依德到今天的心理學家都觀察到，中産階級婦女總被焦慮所困擾。現今社會中，這種焦慮就在於她們要無止境地平衡工作和養育孩子之間的矛盾。在利薩波爾金的新書中，她把當代婦女力爭事業和教育子女的雙成功稱為“我們這代人心中的故事”。波爾金寫道，很多中産階級婦女都聲稱：“我必須工作。”實際上，往往這些婦女的丈夫薪水很高，她們顯然不是出於經濟原因而工作，而是需要工作帶來的精神充實；但是為了工作，她們確實又付出更多的代價：她們讓保姆帶孩子出去玩、請保姆給孩子講睡前故事、自己在出差期間每天打電話給孩子唱催眠曲、孩子放學後只能跟媽媽講15分鐘的話，等等等等。波爾金十分讚賞當代母親在完成工作和教育孩子上的各種創造性的安排，真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但是，還是有很多母親包括波爾金本人(她是《紐約時報》的記者)，內心總會充滿矛盾，而且“被內疚感所折磨”。波爾金在這部書中呼籲：“讓我們原諒自己！”但實際上，她也承認，即便當她雇了一個很好的保姆，她仍然無法排除內疚的感覺，“除非我能相信，孩子由保姆帶大比由自己的媽媽帶大更好。”

    書評作者富蘭內根對本書的評價是，本書中揭示出當代中産階級女性患有“事業母親”內疚症，由此反映出，她們頭腦中仍長久存在著傳統的家庭生活概念即對孩子最好的養育必須由母親本人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這是一種已在衰退的傳統文化。固然，孩子對於母親是很重要的，母親對於孩子也是重要的；但是，花費大量精力和時間和孩子在一起未必是必要的———這是一種新興的當代社會文化。評論者認為，像波爾金這樣的女性，正處於新舊兩種文化的矛盾中，她們通常處於“高水準的生活方式，中等水準的女性意識”。

    書評作者還認為，新時代的婦女，如果不是出於經濟原因，她們必須在孩子和工作中做出選擇。孩子和工作的完全平衡是不可能達到的。在工作和事業上花費時間，就是在孩子身上少花的時間。也許有一天，社會的習俗和文化已發展到婦女們可以離開孩子，每週工作60小時而沒有任何內疚感。當然，這是不是就意味社會的進步，孩子是否得到更好的發展也還沒有專家對此下定論，看來本書的出版，也許會引發相關的議論。(晨芳)

    《中國婦女報》200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