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王朔罵余傑對那些直接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人輕易放過，一方面很少罵記者的王朔被訪問者逼得沒有退路，承認自己“和媒體有共謀關係。

    王朔的長篇對話錄《美人贈我蒙汗藥》即將出版，這次王朔的大棒子掄向了余傑、摩羅等人。千龍新聞網以《王朔批判余傑：沒想到還有比我臉皮更厚的後生》為題，對其進行了採訪。王朔對余傑等人的批判是通過與“老俠”的對話進行的。因為余傑“要滅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與他無關，吳小如、季羨林這些老人，在他將來的命運上，特別是知識圈中的地位上，不會有任何實質性影響，於是他就不疼不癢地刺一下，並不想真説什麼。而對那些直接關係到他的切身利益、學術前途和地位的導師、老師，現在大學裏説了算的人，他卻極盡讚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態可掬的乖樣，非由魯迅的辣筆才能活現。余傑的那本《火與冰》中，除了他的幾位老師，其餘的都滅。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氣》，誇了陳平原、張鳴、王岳川等，這樣的年輕學子，誇起人來就再也找不到新詞了。他鞭屍的激烈、義憤已經在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獻媚中小丑化了。他才二十幾歲，這麼小小的年紀，初涉文化界，卻圓滑得如同曆盡滄桑的商人或政客。”操著一貫的強調，王朔説：“我覺得我這個人臉皮已經很厚了，沒想到還有比我臉皮更厚、更精於算計的後生。真他媽的是後生可畏。”儘管王朔不承認老俠是他自己，作者徐林正還是得出了“老俠很可能就是王朔”的結論。

    幾乎與此同時，博庫網刊登了周愛和王朔的對話《王朔：我跟媒體是共謀關係》。這次王朔碰到了一個特別“軸”的採訪者，通篇只抓住一個問題———“王朔為什麼不批評媒體”對王朔窮追猛打。

    “你説沒把媒體當回事，但是能罵的你都罵了，卻一直對傳媒很客氣。特別在這本書裏（指《鳥兒問答》）你提到了雜誌，提到了編輯，你認為他們水準差。但是你知道主要報道你的是主流媒體，特別是報紙裏像黨報，長年在做著宣傳你或者批評你作品的工作，你對他們説得很少，也可以説是無涉及……我感覺你在這方面是有策略的，以你這樣一個口無遮攔、無拘無束的人，但對記者，你是一直放過的，我揣度你啊，不敢惹他們或者得利用他們等等，有沒有這種事？”

    對此，王朔先是説：“跟我常來往的這幫記者都是我的朋友，那個標準是不一樣的，我對朋友不另眼相看。”接著承認“我想我們互相利用的時候少。”在採訪者的一再追問下，王朔以攻為守：“你沒發現我對作家其實也不怎麼涉及嗎？我同時代的作家。”

    訪問者點破道：“你們裏邊有功利關係。”

    王朔這次沒辦法了，“當然你愣説有，你在絕對意義上説功利關係，我沒法兒否認這一點。我在什麼時候跟媒體有這樣的共生關係，在我搞影視公司的時候，跟媒體確實是共生關係，也可以説是互相利用，甚至是共謀關係，這事確實有。這種關係到後來我寫小説的時候，對媒體的利用其實並不那麼充分，不充分到什麼程度呢？就是説我每次出書的時候，大家都有個互相的利用。”然後，王朔解釋了一大堆，説“記者是一個新起來的東西，我看不太清楚。譬如我現在寫《我看媒體》、《我看記者》，我恐怕得好好想一想……而且媒體跟抽象的知識分子還有一個特別大的不一樣，媒體的記者是有職業性的。你不能撇開職業性講，它有時候為職業性寫，我想你們肯定都有這樣的體會，為職業你要做一些事情，不見得是你的本意。你在評論這個群體的時候，這都要給擇開，他們哪些是這個職業需要做的，哪些事情是因為這個職業造成了他一種性格上的變化或是心理上的變化。”

    可惜訪問者周愛不領情，還是一個勁兒地追問：“過去你批評的一些黨員啊幹部啊，他們不也是職業的嗎？”

    在這次過招兒的最後，王朔抬出了國外的經驗，“我在美國出書的時候，那個編輯也利用關係，找那個書評啊什麼的，《紐約時報》書評版《紐約客》。一個中國作家在美國出書，《紐約客》憑什麼給你登啊？你要不認得他的編輯他不會給你登。就是咱倆是哥們兒。我怎麼會認識他？我在美國算個屁啊？是我在美國那個編輯，他們平時是吃飯的朋友，他給你安排的，他們報選題上去，説中國也有一個人，他們認得你是誰呀？反正登誰也是登，它也有這個。你憑本事上不去。”

    兩篇訪問對著看，王朔很矛盾。一方面他罵余傑對那些直接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人輕易放過，一方面王朔被訪問者逼得沒有退路，承認自己“和媒體有共謀關係”。

    一直很欣賞王朔，欣賞他的批判精神，欣賞他對虛偽的毫不留情。看了這兩篇文章，心裏一直不是滋味兒。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