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見元化先生家客廳，懸挂著李銳贈的手書條幅，抄錄劉禹錫的《浪淘沙》：“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王先生顯然很珍愛這幅字。行己在懷，孤往精進，得老友相契於心的理解與勉勵，先生心中之悲喜，他人或不能盡悉。

    然而，一切誠念終當相遇。先生本性情中人，他的學殖修養使他能夠沉浸于孤寂的個人思考和嚴謹的學術研究，但因著個性他又不喜歡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方式，而樂意與朋友坐而論道，交流看法，從思想到學問，到時事，到情趣。對於他人的評論，先生倒不在意贊成還是反對，而看重別人是否能讀懂他，能否理解他談的問題。錢谷融先生在文章中稱王先生有伯夷之隘而無柳下惠之不恭，意謂王先生雖然品行高潔，但是眼中揉不得沙子，不能以淡然無謂之心面對滔滔濁世。王先生讀後説：“錢先生這篇文章對我的評價和批評，切中肯綮。”張汝倫曾與王先生長談數小時，就黑格爾哲學他們有過激烈的爭論。這種交流的內在，我想還是對於真知的誠念。大家只關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途徑，堅持己見不是為了逞強好勝，虛己服善只是服從合理有效的觀點，如果觀點相洽那是面對問題殊途而同歸，分歧爭議則更有深一層反思與磨合的誘引。而這不僅是王先生的著作對於讀者的吸引之一，也是我們編纂本書的樂趣所在。

    二

    南方朔的文章要言不煩地重新托起了“讀書人”這三個字的分量。文章以與世俱遷的浪花頂上的燦爛和沉潛自在的大海本身這兩類意象區別兩類讀書人，推許王先生為陳寅恪那樣的“第二類讀書人”。作者從一本散文之集腋的《清園夜讀》中，看到了王先生的人文關懷、思想和學術功力，這些被涵融于“通儒型思想人物”的“用功”之中，如此才能生成沉潛自在的大海本身。返觀當今學界，讀書人更多是受著“機會成本”意識的牽引，糾纏于名利，所以越來越多的還不僅是在“術業有專攻”的名義下窄化學問，不問思想，更有一些浮躁之極的“另類讀書人”，不憚胡説八道以聳動視聽。即使像胡適那樣的“第一類讀書人”眼下也是求之己稀，遑論王先生一再闡揚的熊十力老人的讀書八字訣“沉潛往復，從容含玩”？無怪先生近年對於學界的風氣時有失望和殷憂。再想想王浩先生的那句話，“現在的讀書人太容易有名了”，語氣有些怪異，這與其説是對著“現在的讀書人”，不如説是對著讀書的意義之被瓦解或異化。如此看來，南方朔的文章，以及不少論者對於王元化先生之為人為學為文的欽敬之意，不啻是對一種愈見稀罕的學術典範的禮讚與呼喚，這也應是我們解讀王先生的意義之一。

    三

    王先生曾説他的反思“完全是出於個人的自覺，可能是由於思想受到生活的衝擊，才引起了痛定思痛的要求”。論者也常常將王先生的經歷、行宜和他的文章聯繫起來理解，稱之為“生存于現實世界的思想家”，體現了“思想與德行的互化”。這裡應特別注意反思在王先生的意義，因為他的反思常常是以一種自我審查的方式進入到問題之中，所以要很真誠地去重新考量自己曾經深思熟慮而形成的思想，堅持獨立思考，同時要克服一般年長者很可能會有的思想上的墮怠之習。對王先生的反思，張汝倫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予以認同；吳俊則看到，王先生的反思在中國百年思想史上還有其特殊的情景和相似的印照。我想這背後還有一個知識和信仰的背景，包括基督教的家教背景，傳統文化的私淑授受，但最主要的應是王先生青年時期浸饋很深的歐洲十九世紀的文學傳統。蕭乾老人非常推許王先生研習歐洲文學的心得：“他對莎劇有些評語如譯出來傳到國外，估計必會贏得西方莎學家們的稱許讚賞，因為其中飽含著東方人的智慧卓見。尤其作者自幼心儀併為之受難過的羅曼羅蘭，其論述的深度要遠超出一般文學史家。”而用王先生自己的話説：“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紀之子，是喝著十九世紀作家的奶長大的。”某種意義上説，王先生後來的反思始終是與這一傳統在進行對話。這一傳統的核心精神，王先生概括為：“處處滲透著人的感情，對人的命運的關心，對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對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這決定了王先生的反思不可能是純思辨的，而會將個人的知情意滲透其中，帶有人情與人性的色彩，並因而對有悖於人情人性的任何一種僵化的模式保持著警惕。

    由此還想到，我們應在怎樣的層次把握王先生多次面臨的思想上的衝突？比如細讀黑格爾，曾使王先生的理論良知得以發明，並升至渣滓盡去、清光大來的思辨境界。反思黑格爾，最終否定了黑格爾的“具體的普遍性”和邏輯歷史統一説等等，思想進入了新的境界，但他並沒有因此將黑格爾當做一條死狗完全拋開，相反，他的理論闡述至今仍有黑格爾哲學的影子（當然已經過清算），像分析盧梭的思想，論述道德繼承問題等。我想強調的是，王先生始終將思想衝突控制于對話的層面上，既與他人的不同觀點建立起對話，也在自己精神的內部建立起對話，如此才有謝志浩説的“以一種溫和的態度進行著深入的反思”。而思想上的對話規則的反面，正是激進主義那種偏激、狂熱、好走極端的思想暴力，王先生極為反感。根據法國當代思想家莫蘭的描述，當對立思想在同一個人的精神中相互鬥爭時，這些思想或者會相互抵消，進而讓位給懷疑；或者造成個人的精神危機，並刺激反思，引發對新的解決方法的探索；或者引起對立思想的創造性綜合。這三種情形在王先生的思想中似乎都存在。像王先生反思五四，反對激進主義，對於知性、公意、意圖倫理的獨到見解，都可以由這一思路去解讀。而且恰恰從這裡，我們可以體會到王先生作為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層次、深度和他的創造性。

    四

    單世聯的文章在“告別黑格爾”的主題下，從思想史的角度，將王先生的思想與張中曉、李澤厚、顧準的思想予以比較，尤其能體察到王先生的論證細節，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王先生對知性問題的創見在當代中國思想解放過程中的意義，儘管單對此也有批評意見。

    單文指出，王先生通過揭示知性思維的弊端，從而對“文革”及其他一些“左”的思維方式加以定性，因而有功於中國的思想解放。但從科學認識的角度看，知性重“分”的精神也符合科學精神，所以僅僅批判知性方法並不能清理極“左”專制的思想根源，而應進一步去清理黑格爾歷史總體的理性主義。其實胡偉希和張汝倫的文章就特別注意到王先生對於黑格爾同一哲學的清算。記得顧準和牟宗三都説過中國人缺乏知性思維，他們從科學與政治哲學的角度對知性多有肯定。王先生也曾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知性作為分析的理智所具有的作用，不僅在自然科學上，甚至也在文藝研究中。他後來論述傳統道德的繼承問題時，將傳統道德的“根本精神”與其“派生條件”區別開來，就運用了知性的分析方法，而一般不能作此區別。但是同時，王先生敏銳地稱局囿于知性的思維作為極“左”思想的根源來思考，覺察到極“左”思想因不能區別知性與理性，雖然自以為據理性以行動，實際上卻僵滯于具有片面性、抽象性和簡單化等特點的知性狀態，像抓要害（即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三突出等等提法因而顯出其荒唐與專橫。這些確係王先生的創見。但這主要不是如單文所説，因為他與李澤厚一樣由美學進入歷史，有兩點更為重要。第一，王先生對知性問題的領悟，同樣是與他對現實的省察聯在一起的，其中包括他對自己過去一些理念的反思與超越。第二，與其説由美學切入，倒不如説是因為王先生的思考始終以人為核心，因為知性思維由於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對於人的認識始終有一層智識障礙。王先生研究文藝和美學，關注的是人，他九十年代的反思，對人的關注也始終不渝。惟其如此，王先生對於知性問題的省察，至今仍體現于思考之中，尤其體現在他對一些具體的現實或文化問題的分析之中。而一些人對他的誤解，似乎也由於至今沒有從思想方法上理解知性與理性的區別，至今仍在用王先生早已清算過的知性方法去看待他的理性分析，自然不得要領，而王先生卻因此能將他們的缺陷看得一清二楚。

    五

    樊百華“初入清園”實實在在地用心看了一番，得出了自己對於王先生思想的把握，那就是四個字：“崇尚自由”；但同時與先生在思想上也有衝突，焦點在於如何看待激進主義。其實，樊文強調在中國當下語境中評價激進主義，這本來也是王先生思考此一問題的激發因素，但是王先生還有兩個維度在他也很重要，那就是歷史的維度和理論的維度。樊文説王先生反思的路數是由批“左”上溯至反思五四與盧梭，已經觸及到王先生思想的歷史維度。如果將王先生對於戊戌新政的看法也置於視線，加上他幾次言及明清之際的王學左派對於後來的影響，則王先生對於激進主義思潮之歷史維度的反思就很明顯了。就理論維度而言，胡偉希就明確地從反思黑格爾同一哲學到反對激進主義之間，看到了王先生的一條思想走向。而樊百華則不能看到，王先生的反思不單受到現實的激發，實在還有某種理論的導向，儘管這種理論導向也是他歷驗世務之所得。可以説王先生是在一個非常理性而冷靜的深層次上，從現實、歷史、理論三個維度，將五四、公意、意圖倫理、激進主義等等納入自己的問題意識的。細細體會這裡也流淌著激情，但那是在理性而冷靜的深層爆發的激情，那才真的有力量。這一點樊百華似乎看不到。而林賢治因此訾議王先生跟風，更是枘榫不接，莫名其妙了。

    六

    謝志浩的文章將王先生與同一輩的賢達之士比較，由此去體會王先生的孤往與卓立。像王元化與錢鐘書、與李慎之等人的異同，與孫冶方、顧準在精神上的一脈相通，所言都能給人啟發。尤其是王先生與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分歧，人們不明所以，謝文則將此與人們同樣不太理解的一個問題，即王先生何以由主編《新啟蒙》轉而主編《學術集林》，聯繫起來看，認為關鍵在於王先生的反思最終清算到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終能在短時間裏進行了思維的自覺轉換。我想加上一句，這種轉換早在王先生關注知性問題時，就已經埋下了種子。《學術集林》至今出了十七卷，歷時八年了，海內外學界多有好評，然而王先生不辭辛勞親自主編《學術集林》的深意，第一次由謝文予以發明。（據筆者所知，《學術集林》的不少稿子由王先生親自審定，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人很疲倦。）由此還想到《學術集林》的辦刊宗旨，即“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這句話不少人引用過，但未必能體悟到此中所揭橥的學術與思想的關係，是王先生沉潛反思所得之特識，其中有對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敲響的警鐘，有對於激進主義的反思。其實我們如果仔細讀王先生寫的《學術集林》的那些“編後記”，對此也不難有所領悟。

    有人曾感慨王先生寫的東西偏雜，如果再集中一點影響就更大了。但這些年來我越來越體會到，先生既看不起偏識寡悟，但也不主張汗漫博求，而講究追根究源。從拈出知性問題，到質疑“具體的普遍性”，再到批判意圖倫理，分析公意説，最終清算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這條線索其實非常集中而明顯，越來越深入。對這些問題的思索，王先生頂真、審慎幾近苛刻，用謝志浩的話説，“心思用到嘔心瀝血的程度”。一個問題不從根源上整理清楚，他不會善罷甘休；沒有十分的把握，他決不妄下論斷。在這一過程中，王先生源自德國古典哲學訓練的理性思辨能力，和他平時以開放心態積累起來的極為豐富的“支援意識”，一起發揮了作用。

    二十幾歲就出版了第一本文集《文藝漫談》，而現在人們關注的多是他六十歲以來的學術和思想成果，有人説他“老來紅”，有人説他“大器晚成”，這背後所凝聚的整整一代學人痛苦的心路歷程，王元化先生以他不屈的人格扛了起來，作為讀者，作為後學，我們心中的感懷，又怎能以三言兩語道出？（錢鋼）

    （本文係《一切誠念終當相遇——解讀王元化》一書的序，該書將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有刪節。）

    《文匯報》200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