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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張旭東
作家賈平凹説過,他是一個“不會説話”的人,“不會説普通話,有口難言,我就不去見領導,見女人,見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發瓜呆。”有一次,他去火車站接作家莫言,打著寫著“莫言”的招牌。然而,幾個小時過去了,沒有人跟他説一句話。原來,人們以為他在做一個行為藝術,人們把“莫言”理解為“不要説話”的警告。那真是一個有趣的誤會。
後來,莫言還唸唸不忘那天的場面。15年以後,他還在新作《檀香刑》的後記中寫道:“我還應感謝15年前他高舉著題為‘莫言’兩字的牌子在西安火車站廣場上迎接我、把周圍的人嚇得不敢説話的一段情誼。”
平常出門的時候,賈平凹經常提著一個提包,這是一家聾啞學校送給他的。他每每把包上印著的“聾啞學校”的字樣亮出來,路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著他,他倒覺得很自在。
我很羨慕賈平凹有這樣一個印著“聾啞學校”字樣的普通布包。我也是一個不會説話的人,至少是一個不喜歡説話的人。而在北京坐計程車的時候,卻又不得不説話———因為北京的計程車司機全都是“話簍子”,客人一上車,他們便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講。他們從國際新聞談到國內新聞,再從全國大事談到北京大事,最後才是談論天氣變化和交通狀況。他們有鼻子有眼睛地談論小道消息時,仿佛剛剛開完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會議。這個時候,他們需要乘客來插話、來詢問、來配合。如果乘客不搭理他們,他們説話的興致受挫之後,説不定會氣得猛踩油門橫衝直撞、或者乾脆繞上一大圈路。他們認為“説話”是表達“熱情”的方式,我卻認為“説話”是一大苦差使。我寧願把眼睛一閉、把嘴巴一關。我不是害怕“言多必失”,而是希望在寧靜中進行自己的思考。
在某些大學和書店裏,跟讀者面對面交流的時候,我也是不加選擇地説自己的心裏話,既容易得罪人,又給自己帶來“狂妄”的名聲。但是,我依然不願意訓練自己的説話“技巧”,我永遠也學不會像外交部發言人那樣字斟句酌、八面玲瓏、滴水不漏。我不會揣摩並迎合談話對手或者聽眾的心理,大多數時候,我寧願選擇“傾聽者”的身份;如果非要開口,我也只是一個“自言自語者”,而不是一個善於交談的人。在許多公開場合,我更是不善於説話,尤其是在面對攝影鏡頭和諸多聽眾的時候。我不會説違心的話、虛偽的話、附和的話、拐彎抹角的話、虛晃一槍的話、表裏不一的話,我只會説自己內心的話。電視臺請我去做過幾次“嘉賓”,我説的幾句老實話卻怎麼也跟現場的氣氛不協調。後來,節目播出的時候,我説的那一段話幾乎全部被剪掉了,電視臺的朋友責問我説:“你就不能換一種方式説話?”我只好深表歉意地説:“非常抱歉,我只會以自己的方式説話。”相反,我倒覺得電視臺的那些主持人、尤其是那些新聞聯播的播音員們,簡直就是一類我無法理解的動物———他們怎麼能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説假話、空話、套話呢?他們是一群有“特異功能”的人,他們説假話、空話和套話的時候,不僅不會感到痛苦,反倒感到快樂;不僅不會有良心上的壓力,反倒會有功成名就的崇高感。
我不喜歡口頭上滔滔不絕的人。最近讀到盧躍剛寫的關於新東方英語培訓學校的報告文學《東方馬車》,其中寫到了新東方老師們的口才,我雖然沒有親耳聽過他們的授課,但書中的描寫已經讓我身臨其境。比如口才最出色的徐小平,他的語匯裏沒有中性詞———“偉大!”、“絕了!”、“深刻!”、“極致!”、“輝煌!”、“無與倫比!”、“美侖美奐!”、“登峰造極!”都是用驚嘆號才能結尾的詞語。他喜歡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經常不客氣地説:“不好意思,我是這方面的天才。”好像他能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似的。他興之所至妙語連珠,什麼“推開領館這扇窗,看到簽證多淒涼”、什麼“山窮水盡無簽證,柳暗花明有小平”。新東方的主帥俞敏洪説:“小平只要一齣場,底下就是爆炸性的掌聲。”
這樣的一種“英語傳銷”讓我頭皮發麻,這樣的一種“領袖語言”讓我不寒而慄。這種地毯式轟炸的語言,足以讓學生半天找不著北。李陽的“瘋狂英語”使用的也是這種辦法———我寧願學不好英語,也不會讓自己“瘋狂”的。語言的膨脹往往會帶來內心的膨脹,獨裁者們通常都是運用話語的天才,希特勒的演講能夠讓素來重視理性思維的德意志民族都成為瘋子,可見語言的破壞性有多大。
那麼,我願意繼續對那些太善於説話的人保持警惕,我也願意繼續向自稱不會“説話”的賈平凹學習。
《南方日報》 2002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