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野夫如賈府裏的焦大即使破口大罵、老拳相向也無妨,頂多挨一頓揍,啃一嘴屎,而文人卻不能發一句牢騷、瞪一個白眼,否則就可能有滅頂之災。聰明的文人於是學會了委蛇之術,時時處處看掌權者的眼色行事,成為權力的附屬品。茍活是文人不得已的選擇,與裝瘋發狂、拂袖而去相比,摧眉折腰侍權貴,是一種極為壓抑的生存方式,不是中國文人沒有火氣,而是因為心中的火焰除了把自己燒焦以外,並不能改變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説,茍活也是一種比較經濟的生存方式,司馬遷“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終於成就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是,並不是所有的茍活的文人都有“藏之名山,傳之後人”之志,他們中的更多人耽迷于權力,拼命上爬,不擇手段,以居倉而遠廁,而最終在權力場上粉身碎骨。死在自己厘定的酷刑之下的李斯,死到臨頭,還在回味“牽犬東門”之閒情,從容中有一種苦澀滋味。
文人追逐著權力,權力籠罩著文人,而死亡的陰影就在眼前。無論是認準“死理”,拼死進諫,企圖用真誠和學問來打動當權者的,還是隨波逐流,與污泥同醉,以弄權為樂趣的,都難以逃脫死於非命的厄運。權力是一副甜蜜的毒劑。在小人的簇擁下,文人們死得不明不白。他們才華橫溢,出盡風頭,自然也就招來了不盡的禍端,“凡有聰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殺其身也”。不過,這世上的文人總是難以消除乾淨,因為知識分子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表演性,他們無法控製表達的慾望,所以,露頭的文人總是此起彼伏。沉默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文人的內心裏面卻充滿崢嶸。唯唯諾諾的是文人,破口大罵的也是文人,大放厥詞、糞土一切的禰衡雖不失書生本色,卻無意中成為權力之爭的犧牲品。玩政治的文人,所有的努力都不過是給自己打造一副精美的棺材而已。
文人之死,給平庸的歷史塗抹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碌碌無為的統治者在對付文人方面卻常常有出色的招數。剛腸疾惡、輕肆直言的文人給他們提供了豐富的文字獄史的機會,也使他們得以回味權力的威力。與知識分子作對,趣味無限;與文人鬥,其樂無窮。專制者容不得放浪形駭、桀驁不馴的狂狷文人,而對一聲不吭、磕頭如搗蒜的奴才文人也依然不能心安。李國文對自己當了22年“右派”,一條隨便什麼樣的狗趴在頭上拉屎撒尿都強忍下來,這一軟弱的事實,非常得意。不管怎麼説,終歸是活了下來,沒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白搭上,才有今天的思如泉涌,墨氣沖天。李國文嫌謝靈運過於張狂玩掉了腦袋,否則,還會留下更多更美的山水詩,殊不知,要求中國文人專心致志地搞“純文學”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歷史上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除了與統治者的殘暴密不可分之外,後面都有一個讓人腸斷的性格悲劇。如果文人們都學會了忍耐,學會了忍辱負重,學會了避重就輕,僥倖熬過一個又一個殘酷的文禍,恐怕也未必還能寫出那等盪氣迴腸的文字來。貪生者當然可以笑到最後,但是,文學史上笑得最好的總是那些短命的文人。(丁國強)
(《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定價:15.00元)
《科學時報》2002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