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野夫如賈府裏的焦大即使破口大罵、老拳相向也無妨，頂多挨一頓揍，啃一嘴屎，而文人卻不能發一句牢騷、瞪一個白眼，否則就可能有滅頂之災。聰明的文人於是學會了委蛇之術，時時處處看掌權者的眼色行事，成為權力的附屬品。茍活是文人不得已的選擇，與裝瘋發狂、拂袖而去相比，摧眉折腰侍權貴，是一種極為壓抑的生存方式，不是中國文人沒有火氣，而是因為心中的火焰除了把自己燒焦以外，並不能改變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説，茍活也是一種比較經濟的生存方式，司馬遷“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終於成就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是，並不是所有的茍活的文人都有“藏之名山，傳之後人”之志，他們中的更多人耽迷于權力，拼命上爬，不擇手段，以居倉而遠廁，而最終在權力場上粉身碎骨。死在自己厘定的酷刑之下的李斯，死到臨頭，還在回味“牽犬東門”之閒情，從容中有一種苦澀滋味。
文人追逐著權力，權力籠罩著文人，而死亡的陰影就在眼前。無論是認準“死理”，拼死進諫，企圖用真誠和學問來打動當權者的，還是隨波逐流，與污泥同醉，以弄權為樂趣的，都難以逃脫死於非命的厄運。權力是一副甜蜜的毒劑。在小人的簇擁下，文人們死得不明不白。他們才華橫溢，出盡風頭，自然也就招來了不盡的禍端，“凡有聰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殺其身也”。不過，這世上的文人總是難以消除乾淨，因為知識分子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表演性，他們無法控製表達的慾望，所以，露頭的文人總是此起彼伏。沉默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文人的內心裏面卻充滿崢嶸。唯唯諾諾的是文人，破口大罵的也是文人，大放厥詞、糞土一切的禰衡雖不失書生本色，卻無意中成為權力之爭的犧牲品。玩政治的文人，所有的努力都不過是給自己打造一副精美的棺材而已。
文人之死，給平庸的歷史塗抹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碌碌無為的統治者在對付文人方面卻常常有出色的招數。剛腸疾惡、輕肆直言的文人給他們提供了豐富的文字獄史的機會，也使他們得以回味權力的威力。與知識分子作對，趣味無限；與文人鬥，其樂無窮。專制者容不得放浪形駭、桀驁不馴的狂狷文人，而對一聲不吭、磕頭如搗蒜的奴才文人也依然不能心安。李國文對自己當了22年“右派”，一條隨便什麼樣的狗趴在頭上拉屎撒尿都強忍下來，這一軟弱的事實，非常得意。不管怎麼説，終歸是活了下來，沒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白搭上，才有今天的思如泉涌，墨氣沖天。李國文嫌謝靈運過於張狂玩掉了腦袋，否則，還會留下更多更美的山水詩，殊不知，要求中國文人專心致志地搞“純文學”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歷史上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除了與統治者的殘暴密不可分之外，後面都有一個讓人腸斷的性格悲劇。如果文人們都學會了忍耐，學會了忍辱負重，學會了避重就輕，僥倖熬過一個又一個殘酷的文禍，恐怕也未必還能寫出那等盪氣迴腸的文字來。貪生者當然可以笑到最後，但是，文學史上笑得最好的總是那些短命的文人。（丁國強）
（《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定價：15.00元）
《科學時報》2002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