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文壇,流行著一種“消極寫作”的模式,它是一種缺乏現實感和真實性的寫作;是一種把寫作變成消極的習慣的寫作;是一種缺乏積極的精神建構力量的寫作;是一種在藝術上粗製濫造的偽寫作。如今,《病相報告》的“病相”和問題,表徵著“消極寫作”的另一個特徵:這種寫作還是一種思想蒼白、趣味低下的慾望化寫作。
一般來講,商業理念和新聞修辭相結合可以製造出令人驚訝的商業奇觀和熱鬧一時的新聞話題,但卻不利於真正的文學作品的誕生。同以往的情形一樣,賈平凹的《病相報告》還沒有脫稿,圍繞這部作品展開的商業競爭和新聞炒作就已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然而,無論是硝煙滾滾的“搶稿大戰”,還是“明爭暗鬥”的“出版風波”,都給人一種“可憐無補費精神”的徒勞感和滑稽印象,讓人想起高峻的大山分娩出一隻老鼠的故事。
是的,《病相報告》仍然是一部失敗之作。在這部令人失望的作品中,賈氏此前創作中存在的“病相”和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和克服,反而更加明顯,更為嚴重。語言的蕪雜和粗糙,結構的混亂和馬虎,趣味的低下和庸俗,描寫的虛假和拙劣,渲染的過度和誇張,敘述的瑣屑和無聊,像難看的瘡疤一樣扎眼。尤其是任意而虛假的胡編亂造,在這部作品中,已經嚴重到令人無法容忍的荒唐地步。例如,作者莫名其妙地讓小説中的人物胡方將自己的戀人江嵐送他的戒指,先是藏在“狗的腿裏”,後來,不知何故,又血淋淋地從狗腿裏取出來,然後,“竟用刮臉的刀子在自己的腿上切口了”,“將那枚戒指放進了傷口”,“用針線縫了起來”。而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瘋狂行為,在賈平凹的敘述裏,不僅被賦予了真實的性質,而且,還要讓這一章的敘述者景川“感動不已,我沒有笑話他,而覺得了胡方的幸福和我的可憐”。我真替賈平凹難過,也“覺得了”他的“可憐”。一個作家,因為缺乏可供敘寫的生活資源,因為喪失了正常的想像能力和判斷能力,而不得不如此“可憐”地杜撰和編造,實在令人同情。
然而,賈平凹先生也許並不需要我們的同情。從小説的敘述和描寫裏,我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他有足夠堅強的意志,面對那些對正常人來講很難承受的痛苦和不幸。賈平凹似乎把敘寫人物的痛苦,當作一種快樂,換句話説,他有對人物或動物進行施暴性敘寫的嫌疑。他隨便就無端地把肉體痛苦施加給人物。一個叫三元的人只是説起他的“仇人”,作者就讓他掉了一顆牙,他“嘴裏一陣響,唾了一口,痰裏有一顆牙”。胡方看見自己丟失的狗回來了,就“一下子從炕上撲下來將狗抱住,因為力量太大他跌在地上,磕掉了一顆牙”,但人遭此厄猶嫌不夠,賈平凹又讓一個叫王有才的人物把這條狗“教訓”了一通:他“讓它臥在那裏拿紅柳條子抽,並把狗的後腿綁在沙柳樹上,拿一根草根用石頭搗爛往狗的下體裏塞,説是這種草能把狗的騷勁治好,以保證以後再不要亂跑”。
《病相報告》同賈平凹過去的許多作品一樣,有嚴重的“戀污癖”傾向。賈平凹喜歡用誇張的文字,敘寫那些骯髒得令人噁心的情景和事象。在這部以愛情為主題的長篇新作裏,作者偏要毫無必要地寫胡方吐出的“一部分污穢是噴在了江嵐的身上的,這從他的頭上額上可以看出,一撮髮發糊成氈片”;寫“我”(景川)“出門去吐痰,門檻上的蒼蠅繡了疙瘩般地起落”;寫一位老人的“嘴窩蠕動,如小孩的屁眼”。
那麼,賈平凹為什麼要胡編亂造,要對人物進行施暴性敘寫、要沉溺于低級趣味的“戀污癖”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思想。卡萊爾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中説:“歸根結底,詩乃依賴於思想的力量;正是一個人見解的真誠和深刻,使他成為一個詩人。”事實上,思想對於小説寫作,更為重要。尤其長篇小説,敘寫的是複雜的人物關係,指涉的是豐富的意義世界,更是要靠深刻而成熟的思想來支撐。作者不僅要憑藉思想開掘作品的主題,而且依賴思想所提供的洞察力來塑造人物和構織情節。在巴赫金看來,一個真正的小説家甚至有必要把自己筆下的人物塑造成“思想的人”:“我們是在思想中並通過思想看到主人公,又在主人公身上並通過主人公看到思想。”我們的尺度要寬一些。我們並不要求所有小説家筆下的人物都成為“思想的人”,但是,我們要求作家不能是在思維上低能的人,在思想上貧困的人。遺憾的是,賈平凹雖然是一個對瑣屑、紛雜的生活表像有較強的攝取能力的人,但是,他缺乏對混亂的感受進行理性化的整合與昇華的能力。他是一個洞察力和思辨力有所欠缺的人。他的這些不足,突出而強烈地體現在《病相報告》的主題開掘上。賈平凹分不清慾望和愛情的界限。因此,他的抱負是要講述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但卻著力渲染喧囂的“慾望”,把一個嚴肅的主題寫得混亂而荒誕。賈平凹的筆幾乎從未挨上“愛情”的邊兒。小説裏的人物雖然也談到了“愛情”,但卻視之為“一種病”,而人物的觀點就是賈平凹的觀點,因為他在《〈病相報告〉後記》裏,也説過“愛情更是一種病”的話。事實上,愛情是人類最神奇、最美好的精神現象,世界上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承認這一點,都通過自己的寫作捍衛愛情的權力和價值。我們對賈平凹沒有這麼高的要求,只是要求他不要把慾望等同於愛情,更不要把愛情當作“一種病”。
我曾在發表于《南方文壇》(2002年第四期)上的一篇文章中,批評了當前頗為流行的“消極寫作”模式。在我看來,這種寫作模式有這樣一些特徵,它是一種缺乏現實感和真實性的寫作;是一種把寫作變成消極的習慣的寫作;是一種缺乏積極的精神建構力量的寫作;是一種在藝術上粗製濫造的偽寫作。現在,《病相報告》的“病相”和問題,表徵著“消極寫作”的另一個特徵:這種寫作還是一種思想蒼白、趣味低下的慾望化寫作。《病相報告》是“消極寫作”的最新文本,我認為除了“失敗”二字,它擔不起多少肯定性的評價。
《文匯報》2002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