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見過世面的外公鄧孝然並不主張女兒去外面的學校上學，只要她念私塾。在她14歲這年，趁鄧孝然不在，吳婉自作主張地讓女兒投考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季惺考取了，從此遠走高飛，也帶走母親的心，去遂母親的願。

    1923年初，鄧季惺和同學吳淑英等相約到南京，進南京暨南大學附中女生部三年級。吳淑英的弟弟吳念椿在讀金陵中學，兩所學校都在鼓樓附近，暑假裏，季惺和淑英經常到鼓樓茶座去乘涼，念椿也是這裡的常客。季惺和念椿熟識起來。又過了一年，季惺去上海念中國公學大學預科時，念椿已是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生了。因著南京時的交往，二人已互生好感，如今，又來到了一個城市。在1920開風氣之先的上海，念椿和季惺盡情地享受自由戀愛。

    因為愛慕友蘭（季惺），念椿改名為“竹似”，謂之，你與蘭為友，我似竹高潔。1925年底，這一對蘭竹走入了“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婚姻殿堂。他們的新婚之家安在閘北春雲坊。

    1926年，蘭竹一家回到重慶。竹似受聘《大中華日報》編輯。這份報紙屬於軍閥劉湘的勢力範圍，竹似每天忙於寫社論短評，卻不能自由言説，心情鬱悶。他認為，報紙應當是人民的喉舌，大眾的呼聲，他強烈地想有朝一日辦一張為人民説話的報紙。

    1928年，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合計，去南京找一個立腳點。竹似和《大中華日報》的同事陳銘德等參加了這一行動。吳竹似和陳銘德都進了中央社，在官方通訊社裏，事事受到束縛，與他們所幻想的新聞自由相距甚遠，因此，辦一份民間報紙的意願便愈發強烈。於是，他們開始籌備一切。1929年9月9日，浸透著幾位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心血的《新民報》終於誕生了，竹似從孫中山先生遺墨中擇出“新民報”三字描摹而成報頭。

    和著《新民報》的問世，1930年1月兒子敬鏈出生了。

    竹似是《新民報》的主筆。此時，他正遭受著肺結核的折磨，親友們建議，或許北平乾燥的空氣和醫療條件能醫好他的病。於是竹似和季惺決定北上求醫。

    竹似住進北京白塔寺的中和醫院，季惺插班上了北平朝陽大學。由於父輩對於新政的追求和自己的所見所感促使季惺選擇了法律專業。

    1931年7月，竹似去世。季惺時年24歲，大女兒敬瑗五歲，二女兒敬瑜三歲，兒子敬鏈只有一歲半。

    在那些淒風苦雨的日子裏，與吳竹似一同辦報的陳銘德給了這位朋友的妻子友善的關懷，他感佩這個女人的力量，心底裏除了敬，漸漸地也生出愛來。1933年1月，他們在南河沿歐美同學會禮堂舉行了結婚會議。這是一個前所未聞的會議。來賓們得到了一份新婚夫婦陳銘德、鄧季惺署名的協議。協議寫明，婚後家庭財産實行分別財産制，雙方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用。他們把訂立的協議印在粉紅色的卡片上，廣而告之，以強化這份協議的嚴肅性。可想而知，只有聰慧明智如季惺，堅持原則如季惺才會創造出如此富於想像力的傑作。它的意義不只是明確家庭中的財産權利，更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對封建傳統的反動和對女性解放轟轟烈烈的張揚。深深理解妻子的陳銘德也以他的行動來了個絕好的配合。

    1933年夏天，季惺從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先遷回南京在司法部工作，後又辭職，在南京和鎮江做起掛牌律師來。她不畏權貴，常常為受虐待、被遺棄的婦女免費打官司。在業餘時間裏，她全身心地投入婦女解放事業。和朋友們別出心裁地做“女權運動”實驗，學開車、練打靶，開風氣之先，號稱要“群策群力為婦女界作一番日新月異的工作”。她們認為，婦女沒有經濟地位就很難有社會地位，而家務負擔是婦女走出家庭的羈絆。因此，要為婦女解除後顧之憂。為此，她們創辦了“南京第一託兒所”，季惺自告奮勇當所長。她們還利用《新民報》開辦《新婦女週刊》，季惺發表了《婦女運動的時代性》、《婦女運動與家庭》等一些具有先鋒思想的文章。此外，她還在報紙上主持《法律問答》欄目。

    陳銘德了解妻子的才幹，他早就邀請季惺和他一起辦《新民報》。季惺惟恐加入《新民報》後成為丈夫的附庸而不肯輕易讓步，何況她單憑自己的力量已經獲得了社會的承認。直到1937年，鄧季惺才接受陳銘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報》，掌管經營管理和財務。從那時起，鄧季惺説，與她休戚與共，血肉相連，她的發展也就是我的生命的發展。

    季惺先擔任副經理一職。一上任，她就為報社的財務會計、發行、廣告、印刷等業務建立起嚴格的財務制度和管理體系並監督執行，使報社經營達到收支平衡、自給自足，繼而揮灑大手筆——將報社股份化。1937年7月1日報社集資五萬元依法成立了新民報股份公司，陳銘德由社長改稱總經理，鄧季惺任經理。季惺是一個天才的企業家，她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舞臺，長袖善舞、如魚得水。她決心以報業經營管理為終身職業，同時辦好報紙，壯大其實力，這也成為她在舊中國的政治環境下為實現民主法治和婦女解放鬥爭的特殊方式。

    然而，國難當頭，戰爭把一切秩序打亂了。《新民報》堅持出刊到1937年11月27日，不得不遷往重慶。而只一個多月之後的1938年1月15日，重慶版《新民報》就問世了。

    1941年11月1日，他們成功地策劃出版了晚刊，後來達到4萬份的發行量。重慶《新民報》的成功，為他們擴大經營積攢了實力。1943年，季惺帶領一班人馬去成都，相繼推出晚報和日報。到抗戰後期，兩地的《新民報》最高日發行量達到10萬份，成為後方報業之翹楚。

    憑藉鄧季惺和陳銘德夫婦的人緣和對事業的執著，他們也得到了四川財團企業家的支援，重慶、成都比較著名的工商企業和銀行幾乎都投資于《新民報》。股東會連續做出增資決定：1944年5月增資為1200萬元；1945年3月再增為2000萬元；6月為準備勝利後在上海創刊，另組一重慶新聞公司，又集資3000萬元。這時法幣天天貶值，季惺便用所籌資金和報社積累買進黃金美鈔以保值。在各次增資中，還給對報社有貢獻的職工按年資和貢獻大小贈予不同股份。

     　1945年9月18日，日本投降剛剛一個月，季惺就由重慶飛回南京。是年秋冬，季惺辦妥了南京版復刊和上海版、北平版的開辦事宜。在《新民報》上海版的發刊詞中，他們向讀者這樣表白：

    我們願意忠於國、忠於民，但是堅決不效忠於任何政治集團。

    至此，《新民報》擁有五社八版，達到了事業的巔峰。

    1947年，國民黨舉行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選舉，意欲“行憲”。季惺夫婦寄希望於“憲法”和“立法院組織法”使中國進入一個法治軌道，如果能制定一部“出版法”來保證言論出版的自由就更好了。儘管思想激進的兒子吳敬璉和二女婿關在漢激烈反對，鄧季惺夫婦還是決定參加競選。陳銘德參加國大代表的競選，季惺則參加立法委員的競選。陳銘德國大代表選舉順利通過。國民黨排擠鄧季惺，不予提名候選。鄧季惺只好決定“自由競選”，最終成功當選。在600多位立法委員中，鄧季惺這樣無黨無派者和地下統戰組織成員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國民黨各派系。陳鄧二人不可避免地又經歷了一次理想失敗的考驗，從追求法治而參選，到因為入選而被深深地捲入政治紛爭。

    《新民報》終沒能逃脫厄運：上海版被停刊，重慶版遭嚴重迫害；南京版被永久停刊，成都版被查封，各地編輯、記者和其他從業人員相繼被捕被殺和逃亡，季惺則亡命香港。國民黨政府去臺後，還是對鄧季惺發佈了“通緝令”。

    香港風平浪靜。季惺密切地關注國內的局勢，一心惦念《新民報》。她跑去問夏衍，解放以後還能不能辦民間報﹖私人辦報還允許嗎﹖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此時夏衍是中共香港工委負責人，在鄧季惺和陳銘德想來，他説的話代表共産黨。於是，他們又開始了對未來的籌劃。一想到當新社會來到時，他們的報紙就可以揚眉吐氣，大展宏圖便激動不已。

    1949年4月中旬，夏衍安排季惺乘船回歸。4月21日季惺到了天津，然後去北平——新中國的首都。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季惺再也沒有在報社當家。1950年成都南京兩社結束，1952年重慶社結束。北京社則在1952年被北京市人民委員會收購，上海社也于1952年底被上海市委接管。

    在公私合營中，季惺銘德還有點股份，被戴上了資本家的帽子。他們辦報紙的初衷是要為人民立言，改造社會，積累財富和發展事業是實現自己人生追求的手段。他們沒有去拿定息分紅，把錢全部捐給了工會。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給他們的結論是基本守法戶，季惺心裏不服，卻迫於形勢無法申辯。

    公私合營後，他們不再擁有《新民報》。陳銘德被任命為北京市社會福利事業局副局長，鄧季惺則從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的高官降任為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不過，他們工作起來依然盡心盡力。鄧季惺主持建造了北京市第一個火葬廠，陳銘德則把在上海吃過的好餐館搬來北京。

    1957年，毛澤東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産黨整風，請求他們“監督”。5月，大鳴大放正在火頭上。這一天清早，鄧季惺和陳銘德要去參加北京市非黨領導幹部整風座談會。此前，兒子吳敬璉回家關照過他們“鳴放”時説話小心一點。鄧季惺卻説：“有啥子可以小心的﹖幫助黨整風嘛！”這天的會是在市委大樓開，主持會的是當年和季惺同船從香港歸來的老朋友、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張執一。一坐定，季惺就寫紙條要求發言。早知“陽謀”的張執一頗費躊躇，和季惺商量：“鄧先生，上午你就不要説了，下午説行不行﹖”季惺一聽，回答説：“我下午有事，還是上午説。”張執一看著這位可敬的朋友的執拗勁兒，卻不能明説心中的顧慮。

    鄧季惺認真地提起意見來，她談到合營中“公”、“私”之間的矛盾；談到新聞自由，辦同人報紙；還談到民主和法治。她説：“我認為應該把黨的方針政策，縝密地規定到法律、法令和一切規章制度中去，然後由黨來監督執行。這樣，執行中也可以減少偏差。但是，現在還沒有樹立起法治精神，而是‘人治’。不是依法辦事，而是採用‘心口相傳，面授機宜’的辦法。……”

    結果鄧季惺、陳銘德雙雙當上了右派。直到1961年他們才有了新的工作，對於這兩位創造過歷史的文化人，這是一份怎樣的工作呢﹖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裏，丈夫當書畫組顧問，妻子作小餐廳顧問。銘德為前來活動的畫家準備筆墨紙硯，端茶倒水；季惺還做起了四川泡菜，竟做成了絕活。人們不知道這一對古道熱腸的老人還有過輝煌的過去，更無意探測他們的內心。

    原本，季惺的性格中是有一種要建立一個新世界砸爛一個舊社會的追求的，但是生活的經歷使她選擇無黨無派。她年輕時想：“不必要參加革命組織，只孤立地終身服務於社會，爭取社會合理、男女平等，也就算相當正義的了。”

    對於共産黨的了解是在1941年，季惺因病住進歌樂山中央醫院，周恩來也在此養病。鄧穎超探望周恩來，陳銘德陪伴鄧季惺，彼此熟識起來。周恩來的學識風度給季惺和銘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於是他們開始琢磨，這樣的人是共産黨的領導，想必共産黨也並非國民黨所描繪的那麼恐怖。往後，他們支援《新民報》記者走訪中共辦事處，也贊同和《新華日報》進行業務交流。1942年，正當他們對抗戰前景感到茫然時，又請周恩來到七星崗華一村的家中聚談過。他們對於共産黨抗日、民主、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主張十分贊同，從而決定了《新民報》“中間偏左”的立場。

    1948年，李濟深曾試圖爭取鄧季惺參加地下統戰組織。季惺考慮到自己代表著一個事業，如果參加進步組織，恐給報社和同事們的安全帶來更多的不利影響，還是婉拒了。她表示今後會在立法院內同他們一道，為爭取和平統一，民主法治而共同奮鬥。

    作為職業女性，季惺的前半生把大部分時間都給了社會，但是她也愛家，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盡母親和妻子之責。一所舒適寬敞設計合理的房子便是她給家的一個獨特的概念。為此，她所到之處，都買地蓋屋。

    1933年，在南京她自己親自參與設計蓋了一幢花園洋房，取名“鶼廬”；抗日戰爭爆發後，舉家遷往重慶，季惺又在江北買了一塊地，修了一幢二層小樓；1943年去成都開辦事業，季惺在金沙街，華西壩的外邊修了一所紅磚二層小樓。

    解放初，季惺決定把家安在北京，便又在南長街買了一塊地，與中山公園只有一墻之隔，蓋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三層洋樓。這是一家人享用時間最長的一座房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進駐，季惺夫婦只得搬出來。

    季惺無限遺憾地過早地離開了工作崗位，她把精力和熱情傾注在了孩子們身上，儘量為兒女創造條件，幫助哺育孫兒孫女，讓他們安心工作。老兩口先後看護了七個孫兒女。一切風雨都用他們飽經風霜的身軀擋住。

    這是一個幸福的大家庭。孩子們每個週六都回到老母親家裏。母親常常親自為孩子們燒拿手的四川菜。鄧季惺是經手過大錢的人，可日常生活卻是克勤克儉。家裏的洗臉水總是存在桶裏，用來衝馬桶。這是她作為精打細算的企業家養成的習慣。

    老兩口相濡以沫。1986年，銘德病危，以為將不久於世，向親人話別，他對季惺説：“來世我們再做夫妻”。大概是老天爺有感於銘德的此番情義，銘德竟奇跡般地又生存了下來，直到1989年2月病逝，享年92歲。六年以後，鄧季惺辭世，享年88歲。

    如今，吳敬璉的女兒曉蓮和曉蘭回憶起小時候和爺爺奶奶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的。由於爺爺奶奶的保護，1963年出生的曉蓮竟全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給家庭帶來的災難。在小孩子心裏他們就是慈祥的爺爺奶奶，好像他們一生都是這個角色。曉蓮長大了到外地去上大學，到美國去讀書和工作，她的信總是寫到爺爺奶奶家，當爺爺奶奶都離世而去，曉蓮竟不知自己的信該寄往何處了。在她的心裏，她所想念和親愛的人就是在爺爺奶奶家裏的。

    曉蘭是一個醫學博士，1989年爺爺去世時，曉蘭請求保存一部分爺爺的骨灰，和爺爺天長地久。

    季惺直到她去世前一個月，還在向有關部門寫信談王寶森案之後的感想，她寫道：

    對發橫財的暴發戶尤其是其中的共産黨員，應責令他們交代資金和産業的來源。黨風黨紀不容敗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容劫奪。

    反貪倡廉，興利除弊，國運所繫，感念及此，一貢芻蕘之言。 （柳紅）

    摘自《吳敬璉》，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書摘》 200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