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創作的成就，遠藤周作的短篇小説《白人》獲得1955年的芥川文學獎，長篇小説《沉默》（1966）更是榮膺了谷崎潤一郎獎，他很早就在西方有了影響，要比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等受到法國存在主義思想浸染的日本作家，更加關注內心靈魂。那部獲得過新潮獎和每日出版文化獎的《海和毒藥》（1957），曾經讓我震撼不已。從表面上看，小説揭露的是二戰期間日本的 F醫大進行生體解剖的罪惡，他們以美軍飛行員俘虜作為醫學的實驗材料。實驗的目的主要是：“人失去多少血液會導致死亡；用鹽水代替血液注入人體的極限；人切掉肺能生存幾個小時。”也許你會覺得這樣的故事聳人聽聞，但卻是殘酷的現實。遠藤周作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不是簡單乏味地陳述這個事實，而是通過倒敘的手法，把鏡頭對準了那些“被制裁的人們”———解剖實驗的助手戶田、勝呂醫生以及護士上田。勝呂在夢中看見自己像塊破木板似的被衝到黑色的大海中，他認為“一個人無論怎麼做，對現在的世界也無濟於事”；護士上田喪失了生育能力之後，內心的空虛使她感到“一生都要殘缺不全地生活”，因此在深夜時分，默默地聽著大海的咆哮，上田就會悲傷地流下眼淚，“感到一種難言的寂寞滾滾襲來”。與勝呂和上田相反，解剖實驗的第二助手戶田“對別人的痛苦和死一貫無動於衷”，醫院生活不知不覺地磨去了他的憐憫之心。《海和毒藥》帶給讀者的衝擊力量，我認為在日本戰後文學中，只有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堪與媲美。即便是拋開小説發人深省的主題，僅就多角度的敘述方式、詩情的氛圍和細節動作的逼真刻畫而言，遠藤周作在日本當代作家中已經讓他的同行艷羨不已。

    　 進入八十年代之後，遠藤周作又創作了《我的戀人》、《妖女》等多部長篇小説，但是總體來看，藝術成就已經大不如前。在《惡靈》的原著序言中，遠藤周作坦率地認為，他的這部長篇的構思直接受到了瑞士心理學家榮格“陰影”的觀點的影響，而表現了一種複雜的“雙重人格”。小説的女主人公南條英子簡直就是男人世界的剋星，她能夠隨時喚醒別人潛在的慾望。南條、菊地和藤綱，曾經分別是她的丈夫、朋友和主顧，最後無不深受其害。小説圍繞著南條英子的丈夫的車禍之謎，一層層地推進故事情節的發展，直到真相大白。遠藤周作在這部懸念感和操作技巧都很強的作品中反覆表述著兩個看法，一是誰也不能洞悉這個充滿神秘的世界，我們的慾望必須受到現實生活的壓制；另一個觀點就是：“惡魔最大的特徵是自身並不存在卻令人時刻想著它。”如果換用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在《一個解構主義的文本》中引述過的一句“戀人絮語”，那便是：我們是自己的魔鬼。張永義／文

     《青年時訊》2002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