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雪梨作家節，幾乎每年都邀請一兩位著名華人作家參與。如１９９４年梁羽生、金庸兩位文壇大俠在作家節上對談“武林經驗”，曾傳為一時佳話。去年莫言在作家節上大談寫作的感覺，也惹得全場笑聲不斷。

    在這種國際文化活動場合，通常是表現一個作家實力和魅力的機會。余華是當今中國活躍的中年作家，他的小説英譯本在作家節上簽名售賣，根據其小説改編的電影《活著》在作家節上獻映，都頗受歡迎。而他的座談演講，更是反應熱烈，滿堂喝彩。我注意到，開懷的笑聲大多從金髮碧眼的女士口中飛出，因為座無虛席逾百聽眾中，絕大多數是西方女性。其實余華所談的並非女性話題，只不過是西方的作者、讀者皆女性居多，甚至主持人陳順妍教授，擔任翻譯的王一燕博士，也都是女性。女性的捧場，也許是余華所始料未及。

    余華那張臉，就像他出身於鄉鎮人家那般樸實，但他回答問題卻反應敏捷，實話實説而又不失風趣機智。他看著玻璃墻外的白帆點點，碧波粼粼，常常走神。他坦誠地説，寫作本來應該是在一個不受外界干擾的時空裏進行，雪梨這麼一個漂亮的地方，是不可能談文學的。但他還是應眾談其寫作的心路歷程，談得也很文學。

    當了五年牙醫的余華，被問及為何要改行當作家，便説，他看過一萬張嘴巴，都是一樣的，他想看不一樣的東西。他看見文化館的人在街上游玩，據説這就是工作，也不用按時上班，他喜歡這樣的工作，就選擇寫小説走捷徑進文化館，於是就成了作家。回答得很輕巧，在陣陣笑聲中余華的個性品味也躍然而出。

    牙醫在西方是個高尚富裕的職業，所以有聽眾不解而發問：你要是當牙醫是不是會有更多的錢？“中國的牙醫並不富裕。”余華乾脆地回答，可能會讓不諳中國國情的西方人想老半天呢！

    余華的作品大多是寫鄉鎮生活，他説他不敢寫城市，雖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仍覺得是別人的城市。他認為：“一個作家的童年生活才是他最根本的生活。人生就像影印機一樣，把童年生活印了下來，成年以後只是在這複印圖上增加一點色彩而已。”所以即使是北京的事，他也要搬到小鎮和鄉村去寫。主持人追問：你的讀者都是城市人，他們是否喜歡你的作品？余華一臉無奈地説，中國讀者是個混亂的群體，他不知道讀者喜歡什麼。“我的讀者大部分是大學生，現在還包括中學生。但他們隨時會拋棄我，所以作家不知該如何討好讀者”。

    其實余華的“鄉鎮情結”和“城市讀者”並不矛盾。讀者在乎的不是你寫什麼而是你怎麼去寫。余華的作品雖然是表現鄉鎮生活但卻不乏現代意識，用他的話來説：“我是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中國作家。”他説：“川端康成教會了我怎樣細部描寫，福克納教會我心理描寫，卡夫卡則讓我發現了小説寫法的新天地。”

    他並不擔心成為別人的影子，因為世界上許多作家也是受名作家和各種文化影響的。他認為，一個作家對另一作家的影響，就像太陽對樹的影響，樹在吸收陽光的時候，是以樹的方式而不是陽光的方式在成長。一個作家接受許多作家影響時，只能是更像自己而不是像別人。

    談及作家與翻譯的關係，余華説，翻譯對他是可遇不可求，若自己去找翻譯，肯定是找到最差的，所以聽天由命。“在中國我是一個作家，在德國我只是半個，另一半就是翻譯”。所以他很尊重翻譯家的勞動，到德國訪問，不管多遠總要去拜訪另一半。有聽眾問，你不懂外文，怎麼知道他翻譯得好不好？余華説，聽別人的反應，若１０個人中有七個人説好就行了。因為每個人對語言的感覺、趣味不同，不可能１０個人的感受都一樣。他還強調，不能聽另外的翻譯所説的，因為同行會有門戶之見。

    當然，西方人最感興趣的還是余華繪聲繪色描述的中國社會生活的感受。不僅聽眾笑聲陣陣，連翻譯也常常忍俊不禁中斷翻譯。如同許多出訪的中國作家一樣，余華也少不了一個“保留節目”，即不失時機地對當前中國政治來一番讚美。發自肺腑也好，例行公事也罷，西方人反應比較麻木，也許是在沉思，也許未能共鳴，這是余華沒有引起笑聲的一刻。但余華對“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不同體驗，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身同感受。這位才４２歲精力旺盛的作家不無感慨地説：“我感到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社會的迅猛發展，讓我感到自己是個世紀老人。”

    我不知余華參加今屆作家節是否情願，因為適逢世界盃足球決賽周，他的心思早就飛到綠茵場上了。座談一結束，他便無心與眾寒暄，一邊簽名售書，一邊牽掛著球賽。而早前一晚，放映《活著》，他只亮相一下，便匆匆趕回酒店看開幕式轉播。看來這麼美好的時刻，這麼漂亮的地方，真不該談文學！（張奧列）

    金羊網-- 羊城晚報 200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