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雪梨大學陳順妍教授那兒得知,她與余華在作家節上有個採訪座談,我當然不想錯過聆聽的機會,趕到風光明媚的雪梨港碼頭會場。
一年一度的雪梨作家節,幾乎每年都邀請一兩位著名華人作家參與。如1994年梁羽生、金庸兩位文壇大俠在作家節上對談“武林經驗”,曾傳為一時佳話。去年莫言在作家節上大談寫作的感覺,也惹得全場笑聲不斷。
在這種國際文化活動場合,通常是表現一個作家實力和魅力的機會。余華是當今中國活躍的中年作家,他的小説英譯本在作家節上簽名售賣,根據其小説改編的電影《活著》在作家節上獻映,都頗受歡迎。而他的座談演講,更是反應熱烈,滿堂喝彩。我注意到,開懷的笑聲大多從金髮碧眼的女士口中飛出,因為座無虛席逾百聽眾中,絕大多數是西方女性。其實余華所談的並非女性話題,只不過是西方的作者、讀者皆女性居多,甚至主持人陳順妍教授,擔任翻譯的王一燕博士,也都是女性。女性的捧場,也許是余華所始料未及。
余華那張臉,就像他出身於鄉鎮人家那般樸實,但他回答問題卻反應敏捷,實話實説而又不失風趣機智。他看著玻璃墻外的白帆點點,碧波粼粼,常常走神。他坦誠地説,寫作本來應該是在一個不受外界干擾的時空裏進行,雪梨這麼一個漂亮的地方,是不可能談文學的。但他還是應眾談其寫作的心路歷程,談得也很文學。
當了五年牙醫的余華,被問及為何要改行當作家,便説,他看過一萬張嘴巴,都是一樣的,他想看不一樣的東西。他看見文化館的人在街上游玩,據説這就是工作,也不用按時上班,他喜歡這樣的工作,就選擇寫小説走捷徑進文化館,於是就成了作家。回答得很輕巧,在陣陣笑聲中余華的個性品味也躍然而出。
牙醫在西方是個高尚富裕的職業,所以有聽眾不解而發問:你要是當牙醫是不是會有更多的錢?“中國的牙醫並不富裕。”余華乾脆地回答,可能會讓不諳中國國情的西方人想老半天呢!
余華的作品大多是寫鄉鎮生活,他説他不敢寫城市,雖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仍覺得是別人的城市。他認為:“一個作家的童年生活才是他最根本的生活。人生就像影印機一樣,把童年生活印了下來,成年以後只是在這複印圖上增加一點色彩而已。”所以即使是北京的事,他也要搬到小鎮和鄉村去寫。主持人追問:你的讀者都是城市人,他們是否喜歡你的作品?余華一臉無奈地説,中國讀者是個混亂的群體,他不知道讀者喜歡什麼。“我的讀者大部分是大學生,現在還包括中學生。但他們隨時會拋棄我,所以作家不知該如何討好讀者”。
其實余華的“鄉鎮情結”和“城市讀者”並不矛盾。讀者在乎的不是你寫什麼而是你怎麼去寫。余華的作品雖然是表現鄉鎮生活但卻不乏現代意識,用他的話來説:“我是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中國作家。”他説:“川端康成教會了我怎樣細部描寫,福克納教會我心理描寫,卡夫卡則讓我發現了小説寫法的新天地。”
他並不擔心成為別人的影子,因為世界上許多作家也是受名作家和各種文化影響的。他認為,一個作家對另一作家的影響,就像太陽對樹的影響,樹在吸收陽光的時候,是以樹的方式而不是陽光的方式在成長。一個作家接受許多作家影響時,只能是更像自己而不是像別人。
談及作家與翻譯的關係,余華説,翻譯對他是可遇不可求,若自己去找翻譯,肯定是找到最差的,所以聽天由命。“在中國我是一個作家,在德國我只是半個,另一半就是翻譯”。所以他很尊重翻譯家的勞動,到德國訪問,不管多遠總要去拜訪另一半。有聽眾問,你不懂外文,怎麼知道他翻譯得好不好?余華説,聽別人的反應,若10個人中有七個人説好就行了。因為每個人對語言的感覺、趣味不同,不可能10個人的感受都一樣。他還強調,不能聽另外的翻譯所説的,因為同行會有門戶之見。
當然,西方人最感興趣的還是余華繪聲繪色描述的中國社會生活的感受。不僅聽眾笑聲陣陣,連翻譯也常常忍俊不禁中斷翻譯。如同許多出訪的中國作家一樣,余華也少不了一個“保留節目”,即不失時機地對當前中國政治來一番讚美。發自肺腑也好,例行公事也罷,西方人反應比較麻木,也許是在沉思,也許未能共鳴,這是余華沒有引起笑聲的一刻。但余華對“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不同體驗,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身同感受。這位才42歲精力旺盛的作家不無感慨地説:“我感到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社會的迅猛發展,讓我感到自己是個世紀老人。”
我不知余華參加今屆作家節是否情願,因為適逢世界盃足球決賽周,他的心思早就飛到綠茵場上了。座談一結束,他便無心與眾寒暄,一邊簽名售書,一邊牽掛著球賽。而早前一晚,放映《活著》,他只亮相一下,便匆匆趕回酒店看開幕式轉播。看來這麼美好的時刻,這麼漂亮的地方,真不該談文學!(張奧列)
金羊網-- 羊城晚報 200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