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某個時候我曾聽丁東説，他和幾個朋友正在編輯一部供大學生閱讀的《大學人文讀本》。我當時就覺得，在當前大學人文精神嚴重缺失的情況下，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如果説世界上存在一種應為當今大學生所具有的“當代人文精神”的話，那麼這部《讀本》所選取的28個專題，可以説就構成了這種精神的主要內容或基本要素。在讚嘆之餘，也想就當前大學人文精神缺失的問題談一些自己的感想。“人文主義”一語，西人稱humanism，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時代精神，是作為中世紀基督教神權的對立物（至少是補充物）出現的。依筆者之見，我們今天所説為大學教育所缺失的“人文精神”，乃是指一種超越動物性感性慾望和工具性功利的精神價值。中國與西方的主流（或經典）文化都認為，這樣一種精神價值是人之為人、人之區別於動物的根本特徵。例如孟子説，作為精神價值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如果沒有這種“心”，就“非人也”。荀子則説：“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為天下貴也。”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對於中國人來説，儒家思想家們的上述説法只能代表他們的價值取向，卻不能代表國民的實際精神狀況。在這方面，中國的“義利之辨”是一個典型。“重義輕利”是古代聖賢講得最多的一個話題，孔子説“舍生取義”，孟子説“何必言利”，董仲舒説“正其誼（義）不謀其利”；但實際上，中國人卻是最功利、最物質主義的。更正確地説，正是因為中國人是最功利、最物質主義的，所以才勞動我們的先哲先賢們不厭其煩地、三千年一貫制地大講“重義輕利”。先哲先賢這種鍥而不捨的努力，使得後哲後賢們産生了誤會，誤認為“重義輕利”就是中國國民道德的實際狀況。
在中國傳統社會，尤其是宋明以來，統治者和儒家衛道士們以“仁義道德”扼殺個人的靈性乃至肉體，用空疏的理學排斥各種實學，這産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鋻於這種情況，戊戌以來康、梁等人疾呼廢八股、停科舉、倡實學，五四時期陳獨秀等人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激烈抨擊儒學空疏無用，以禮殺人。所有這些，均在近代歷史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然而今天看來，他們卻只是抓住了中國文化的表層弊病而放過、甚至助長了它的兩個深層次劣根性：一是實用主義；二是物質主義。
如此看來，中國“人文精神”的缺失並不自1990年代始，而應追溯至數千年的傳統社會。至戊戌、辛亥、五四以來，崇“實學”而抑“虛理”，揚“個人”而斥“綱常”，結果對於中國的啟蒙來説，是掘其淺而遺其深，顧其近而忘其遠，得其小而失其大。
最後，還要回到《大學人文讀本》這部書來。基於上述關於“人文精神”缺失認識原因的認識，筆者願意給編輯者提幾點建議。
其一，應注意東、西文化“相容並包”。當今世界的現代化源於西方，其中通行的觀念和各種規則，也以西式者居多。但中國的現代化畢竟不等於西化，我同意常大林先生的意見，《讀本》基本沒有儒、釋、道的內容，是一個缺點。在文化問題上，我們應有一種“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應該相信精神的本質是自由，任何一種有靈性的精神，都是專制主義的剋星。
其二，可在“人與宇宙”的題目下增加哲學、形而上學層次的內容。講“人文精神”是為了匡正實用主義，要防止自身陷入實用主義。陳寅恪先生指出，中國人在講求“精神”層面的東西時，也往往是抱實用主義態度的，“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對“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然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今日中國人文精神的提倡，除政治、經濟、倫理等領域外，也須同時在形而上學層面用力。
其三，對有的選題內容要作歷史的、結合中國國情的考慮，如“革命”問題。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在法國大革命以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對以革命方式變革社會的弊病——如以暴易暴、王朝迴圈、群眾專政、制度和文化層面的玉石俱焚等——進行了深刻反思，值得注意。但歷史地看，法國大革命以前包括盧梭在內的啟蒙思想家們關於以革命推翻非法政權的主張，卻包含著一個具有永久價值的合理內核——主權在民。因此，我們在宣傳民主自由思想時不能數典忘祖，據流忘源，不能只知19、20世紀而不知17、18世紀；不能忘記國情，或者説不能記住了這一國情而忘記了那一國情。
提這些建議，不過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總的説來，《讀本》的選題之當與選材之精，都是難能可貴的。它的問世，是編輯者們和廣西師大出版社的一件利益學子、利益國民、利益眾生的功德。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魏光奇）
新華網 2002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