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説她過著農民的生活。她早起早睡,上午寫作,下午不知在做什麼,晚上一定去陪父親吃飯。她每天如此。一樣事情,每天如此是很難的,只有她能做到。記者喜歡問,你最近在做什麼。你不用去猜,她肯定是在寫小説,每天寫一段,説寫就寫,説停就停,這種幹活的法子任誰都做不過她。這二十年,我也領教過幾位一瀉如注的小説家,氣勢如虹,可惜後來都敗了,再見就是腎虛的樣子。可是,這個從什麼《雨,沙沙沙》開始的女性卻越寫越能寫。
王安憶不怎麼用電腦。她是手寫之後用電腦謄稿,一件事情用了兩遍功夫。上網對她就更不堪了。她曾喜滋滋地説,我們李章現在同意不上網了!我聽完的第一個念頭,我幸虧不是她的李章。
她不健談,但有時一句話就把人打死,比如她説某著名作家的作品語言那叫啥個語言。再去一讀,果然是啥個語言。她平時並不以熱愛讀書而自得,卻去復旦大學開講一學期的小説敘事。她做事都是有恒心的,下了這心念,就自己擠公共汽車去上課,也不圖授課的津貼。
王安憶的朋友不太多,她不愛寫信打電話。和她通話都戛然而止的,講的人正在興頭上,她突然就要挂上了。她看人自有一套辦法,並不理會輿論的好惡。比如對王朔,她就能一眼看出他背後的好男孩的影子。
《長恨歌》過去了,所恨何物,讀的人一般並不深想。作品中有古典油畫般的筆觸,反覆塗抹。她像是不明白小説就要死了,煎中藥一樣,煲湯一樣。寫完之後,心力交瘁,大病一場。後來她又寫了一些別的,一群中短篇小説和《妹頭》、《富萍》,在日常的生活場景中找尋失落的美麗和意義。我想,她大概也是最後的小説家了。以後沒人這樣做小説了。這麼説,她的《長恨歌》何嘗不是小説的輓歌。
《小説選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