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説她過著農民的生活。她早起早睡，上午寫作，下午不知在做什麼，晚上一定去陪父親吃飯。她每天如此。一樣事情，每天如此是很難的，只有她能做到。記者喜歡問，你最近在做什麼。你不用去猜，她肯定是在寫小説，每天寫一段，説寫就寫，説停就停，這種幹活的法子任誰都做不過她。這二十年，我也領教過幾位一瀉如注的小説家，氣勢如虹，可惜後來都敗了，再見就是腎虛的樣子。可是，這個從什麼《雨，沙沙沙》開始的女性卻越寫越能寫。

    王安憶不怎麼用電腦。她是手寫之後用電腦謄稿，一件事情用了兩遍功夫。上網對她就更不堪了。她曾喜滋滋地説，我們李章現在同意不上網了！我聽完的第一個念頭，我幸虧不是她的李章。

    她不健談，但有時一句話就把人打死，比如她説某著名作家的作品語言那叫啥個語言。再去一讀，果然是啥個語言。她平時並不以熱愛讀書而自得，卻去復旦大學開講一學期的小説敘事。她做事都是有恒心的，下了這心念，就自己擠公共汽車去上課，也不圖授課的津貼。

    王安憶的朋友不太多，她不愛寫信打電話。和她通話都戛然而止的，講的人正在興頭上，她突然就要挂上了。她看人自有一套辦法，並不理會輿論的好惡。比如對王朔，她就能一眼看出他背後的好男孩的影子。

    《長恨歌》過去了，所恨何物，讀的人一般並不深想。作品中有古典油畫般的筆觸，反覆塗抹。她像是不明白小説就要死了，煎中藥一樣，煲湯一樣。寫完之後，心力交瘁，大病一場。後來她又寫了一些別的，一群中短篇小説和《妹頭》、《富萍》，在日常的生活場景中找尋失落的美麗和意義。我想，她大概也是最後的小説家了。以後沒人這樣做小説了。這麼説，她的《長恨歌》何嘗不是小説的輓歌。

    《小説選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