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移中國根

    楊振寧是1945年去美國的，直到1964年春才加入美國國籍。

    從單身漂洋過海的闖蕩到功成名就後的奔波，他目睹了一幕幕美國社會的悲喜劇，目睹了外國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這裡的境遇。直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還有排華法。這些法律使在美國的華人社區變成畸形的、與美國社會隔離的、受鄙視的、被剝削的獨身男子勞工隊伍。1954年，當楊振寧本人已經成為一位有影響的科學家之時，自己的經歷使他更清楚地認識了美國的華人地位之低下。

    1954年底，楊振寧和夫人杜致禮在普林斯頓附近一個住宅區訂購了一所住宅。但幾週後業主卻要退還保證金，原因是發現楊振寧、杜致禮夫婦是中國人，售給中國人會對他出售其他住房不利。楊振寧怒不可遏，去找了律師。律師勸他不要起訴，因為勝訴的機會是零。

    最使楊振寧痛苦和困惑的是，他所鍾愛的科學事業，每每因為他不是美籍而多受掣肘（例如不能去美國國立實驗室）。另外，楊振寧當時持的是國民黨的護照，而拿這個護照去世界各地做學術訪問之類都很困難。

    1964年初，楊振寧終於作出了加入美國籍的抉擇。然而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直到臨終前，對於他放棄故國，在心底裏始終沒能寬恕他。

    楊振寧加入美國籍後，曾長期擔任全美華人協會主席。他認為：“作為一個中國血統的美國科學家，我有責任幫助這兩個與我休戚相關的國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誼的橋梁。”他同時也感覺到，自己在中國的科技發展的征途上應該多貢獻一些力量。

    1977年2月27日，楊振寧以“全美華人協會”負責人的身份，在美國與他人共同發起成立“全美華人促進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員會”，並花8000美元在2月27日的《紐約時報》上，全頁刊登廣告啟事——《致美國卡特總統公開信》。它全部用英文寫就，旁邊加了八個中文字：“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個委員會分成四個分會：華盛頓委員會、北加州委員會、南加州委員會、紐約委員會。紐約委員會以楊振寧為首。

    為了中美關係正常化，楊振寧四處奔走，做了大量工作。每當“上海公報”簽字的紀念日，楊振寧等便在美國各重要英文報紙上刊登巨幅廣告，呼籲美國當權人遵守“上海公報”諾言；同時，他們還組織針對白宮、國務院及國會方面的遊行示威，在電視、電臺發表談話，到美國各地演講，向美國人民闡述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

    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參眾兩院裏沒有華人的席位。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董事會裏，有波蘭人，有黑人，但也沒有中國血統的人。楊振寧每想起這些，心中就非常不安。1984年，時任特拉華州立大學物理系教授兼校董事的吳仙標先生宣佈競選特拉華州副州長，這一舉措得到了美國許多著名華裔人士的支援和贊助。楊振寧立即發起組織了一個支援吳仙標的委員會，其成員有：白宮出口委員會副主任陳香梅、電腦巨子王安、著名建築師貝聿銘、加州州立大學校長吳家瑋等。由於吳仙標的才華和許多華人的大力支援，他成功地成為當時在美國政壇上擔任最高職務的華裔人士。

    2000年，楊振寧在石溪會見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張宏喜時，建議中國應在北大、清華、復旦等著名大學設立一些由專家組成的研究機構，或者美國問題研究所，在美國的專業刊物上發表不一樣的意見，以便影響美國知識界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和意見。

    巨星的友誼

    楊振寧和鄧稼先是兩顆分別升起在太平洋兩岸的科學巨星，半個世紀來，他們情同手足。他們都是安徽籍人士，兩家且是世交。兒時他們都住在清華園西院，相鄰而居，只有一墻之隔，關係相當密切。鄧稼先比楊振寧小兩歲，他倆真正成為好朋友，是在進入崇德中學以後。楊振寧早兩年進校，他天資聰穎，才思敏捷，是個老師和同學都喜歡的“機靈鬼”。鄧稼先也很聰明，但性格較為沉穩，待人忠實厚道，真誠可靠。他們倆在一起時，都很珍視對方身上的優點。鄧稼先的母親舐犢情深，時常做些可口的飯菜送到學校。每逢這時，他便叫來楊振寧一同享用。

    1945年，楊振寧公費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來，鄧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寫信徵求楊振寧的意見，到美國哪所大學就讀較為合適。楊振寧經過仔細斟酌，建議鄧稼先到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學去。原因是，一來此校離芝加哥很近，兩人可以經常見面；二來普渡大學理工科水準很高，排在美國理工科大學的前10名之內，而且收費低廉，經濟上易於保證。鄧稼先採納了楊振寧的建議。正好這時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要去美國布朗大學上學，於是楊父將楊振平託付給鄧稼先，兩人結伴而行。1949年暑假時，鄧稼先還曾到芝加哥，與楊振寧、楊振平三人同租了一間房子，一起遊玩、散步、聊天，重溫兒時的情景，討論學術上的問題。這是他們在美國時間最久、玩得最盡興的一次聚會。在他們的家裏，至今仍保存著當時兩人互相拍攝的照片。

    鄧稼先留美期間，楊振寧還多方幫助過他。1950年，鄧稼先踏上了歸國的路程。從此，兩人便天各一方，但他們之間的珍貴友誼卻始終保持著。

    1971年，楊振寧和鄧稼先再次見面時，已過了22年。這時，楊振寧已是享譽全球的物理學大師，鄧稼先則成為中華民族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幾十年沒能與老朋友晤面，楊振寧非常思念。他在上海虹橋機場下飛機後，開列了他要見的人的名單，第一個就是鄧稼先。這張名單很快傳到中央，鄧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其實，就是這次會晤，無意間幫助了處在極度危境中的鄧稼先，也幫助了中國的核武器事業。

    自1971年以後，楊振寧多次回國講學。只要條件允許，楊振寧總少不了要會見鄧稼先，暢敘舊情。楊振寧逐漸了解到了鄧稼先的歷史功績，對他更加敬重和愛護，用各種方式聊表寸心。細心的楊振寧還記得鄧稼先的愛好，知道他喜歡交響樂，便特意從美國為他帶來一張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的密紋唱片。在鄧稼先即將六十歲的時候，楊振寧又從美國買了一副設有電腦程式的西洋棋送給他，希望他注意休息和娛樂，閒暇時可以與電腦對陣。

    極度的緊張和勞累，過早地損蝕了鄧稼先的健康。1985年，鄧稼先被確診為直腸癌。住院治療期間，楊振寧曾兩次前往醫院探視。第一次探望時鄧稼先精神尚好，楊振寧還興致勃勃地介紹當時國際學術界的研究狀況，並隨手寫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圖。分別前，兩人在病房裏合影留念，鄧稼先執意送至病房門口，並要夫人許鹿希代他送楊振寧下樓。在楊振寧上車前，許鹿希告訴他説，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險，幾乎無治愈希望了。這消息給楊振寧很大打擊。他為老朋友的病情焦慮不安。回美國後，楊振寧為老朋友找尋治癌新藥，並請韓敘大使通過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1986年6月13日，楊振寧又來醫院看望鄧稼先。此時，醫生已無法控制病情的惡化了。楊振寧送來了特大的鮮花，他知道，這次可能是與老友的訣別了。鄧稼先的神志還很清醒，楊振寧走後，他會意地對夫人許鹿希説：“振寧知道我不行了……”

    一個多月後的1986年7月29日，中國的兩彈元勳——鄧稼先這顆科學巨星隕落了。此時楊振寧正在境外，聽到這個噩耗，他給許鹿希發去唁電：

    ……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驕傲……

    楊振寧建議：假如要攝製鄧稼先的電影或電視，應採用“五四”時代的一首歌——《中國男兒》作為背景音樂。這首歌是楊振寧兒時從父親楊武之口中學到的。

    第三類科學家

    美國休斯頓大學物理系和超導研究中心教授朱經武先生説：在遇見楊振寧之前，“我認為只有兩類科學家，一類是只告訴別人他做什麼，另一類是只問別人正在做什麼。但我發現楊振寧教授屬於極少數的第三類：他總是慷慨地讓人分享他的激動人心的成果，同時又對別人的任何科學領域的工作有強烈的好奇心，仔細傾聽其他物理學家的工作並提供有益的建議，以增強他們的信心。”

    楊振寧之所以受到人們的欽佩，不僅是因為他對物理學做出了真正革命性的貢獻，還因為他的同情心，他的寬容，他的真誠和正直，總之，是他的整體的人格。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天，楊振寧在香港乘坐計程車時，同女司機聊了起來。這個女司機的普通話講得很好，楊振寧就誇了她能説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她説50年代在北京念過中學。然後，這位女司機問楊振寧做什麼工作。楊振寧告訴她，他是物理學教授，住在美國。女司機馬上向他請教説，她有一個兒子前一年考入復旦大學物理系，他想出國深造；最近兒子通過美國的一個機構聯繫了一個大學（這個大學的名字楊振寧從來沒有聽説過），但需要花七到八萬港幣。女司機問楊振寧，應當怎麼辦？到目的地後，楊振寧給女司機的兒子寫了一封信。信中説，我叫楊振寧，我有兩點看法：一、復旦大學是第一流的大學，你在復旦念物理較美國任何本科念物理，可以説只會好些，不會差些。二、你在復旦畢業後，很多美國大學會接受你做研究生，並提供助教的位置，不管你是公費去還是自費去，因為復旦在美國是很有名氣的。我認為這是你學物理的最好的道路。現在急急忙忙隨便進一個大學，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

    1996年1月14日，第七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在深圳舉行前夕，擔任大會秘書長的王渝生收到了楊振寧自香港中文大學發來的一份親筆傳真信，信中説：“我定於1月15日下午4時半在羅湖口過海關，請在過海關後右邊第一個賣茶葉蛋的攤頭同我見面。”楊振寧是應大會組委會主任路甬祥和席澤宗之邀，專程來深圳出席于1月16日至21日在深圳大學舉行的第七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的。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年愈古稀的老人，竟然如此不拘禮節地以一個普通與會者的身份，自己步行自香港過海關到深圳來。王渝生在接到電傳後，內心深感不安。於是他向深圳市委書記李子金彙報，楊振寧來深圳不能以暗號接頭的方式同他見面，況且賣茶葉蛋的小攤到時也可能不復存在。結果，第二天是深圳市委派專車到香港把楊振寧接來的。

    從這些小事可以看出，楊振寧——這位科學偉人，一直是把自己看作生活中的平常人的。

    摘自《奇跡的奇跡》余君、方芳著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文匯報》2002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