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95年5月8日,42歲的鄧麗君因氣喘病發猝死於泰國清邁,之後長眠台灣金寶山“筠園”。她的去世引發了一連串的問號,直到今天也沒人能夠釋疑。7年過去了,大眾對她關注的程度仍然有增無減,人們以種種的方式寄託對鄧麗君的哀思,圖書只是其中之一——奇怪的突然死亡;疑雲叢生的死後風波;苦難的童年;賣唱的天才少女歌手;被收編為間諜的真相;藝術的第一黃金時期;初徵日本舞臺;假護照事件;從國際難民到“國際歌星”;困境中的崛起;重返日本舞臺;“新香港人”與逃不脫的磨難;鄧麗君熱;走向頹廢與不幸的愛情;客死他鄉與使人迷惑的葬禮……幹立行的《一代歌后——鄧麗君》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後供不應求。竇應泰的《香草美人鄧麗君》,披露了鄧麗君孤寂、淒涼的內心世界:鄧麗君在事業上一帆風順,個人生活卻屢遭磨難。她出身貧寒,成名後一直受流言困擾,曾因“假護照事件”被囚七日,受盡屈辱,死時身邊竟沒有一個親人。在感情之路上她更是曆盡滄桑:初戀情人死於空難;第二位戀人在舉行婚禮前又突然病逝;與成龍情投意合卻遭母親反對;與郭孔丞談及婚嫁時,男方家長竟要求她脫下歌衫,洗盡鉛華,鄧麗君只好忍痛割愛。萬念俱灰的鄧麗君從此不再言嫁……
新書
今年7月,台灣印刻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台灣作家平路的長篇小説《何日君再來——大明星之死?》,再次掀起了有關鄧麗君之死的探討,網路、電臺、報紙、雜誌等再次熱烈討論多年前鄧麗君在泰國清邁謎一樣的猝死。台北飛碟電臺為此邀請平路和寇維勇談《何日君再來》一書。資深媒體人寇維勇當年由台北聯合報旗下派駐曼谷《世界日報》,當時曾親赴泰國清邁採訪鄧麗君死亡事件。他在台北飛碟電臺節目中公開指出,鄧麗君死亡後,屍體左臉頰上還遺有一個巴掌紅印。再加上鄧麗君的法國籍男友保羅對女友之死毫不關心,他判斷鄧麗君是被男友氣死的。寇維勇説:“平路的考證很有意思。”
“她看見了那種光亮,光亮透進水裏,她仰起頭,或許她終於學會游泳,學會了放鬆手腳,沿著彎曲的河道,她的頭髮披散下來。她可以觸摸到那道光束,她的腳尖幾乎可以碰到地,流沙一樣的歲月。”《何日君再來》重新穿過大明星的死蔭之谷。經由不明日記、國安局檔案、“反攻”的肅殺陰謀、媒體傳聞,乃至東方主義的煙霧迷離……將讓人永遠懷念的大明星異國猝死之謎,如復瓣玫瑰裹成一幅似真亦幻的瑰麗圖案,穿刺進女性的慾望核心。與其他人的寫法不同,平路用三、四年的時間進行調查,卻以小説而非紀實的手法推出這部心血之作。
作者平路于台灣大學心理係畢業,是小説家、專欄作家,常有評論文字發表,在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與國立藝術學院兼任教職,著有長篇小説《行道天涯》、《椿哥》,評論集《愛情女人》、《女人權力》等。平路在書中告訴人們什麼?種種疑惑能從她的小説中找到最終答案嗎?
訪談
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寫這本書?
在鄧麗君剛去世時,我就想寫這部書。鄧麗君的去世對我來説是個謎,而寫作的本身是解謎的過程。凡是鄧麗君去過的地方,泰國清邁、金三角地帶,東京、巴黎、香港、北京……我都去過,小説放在我的背包裏、電腦裏,跟著我到處旅行。
用三、四年的時間進行調查,您最終選擇用小説而非紀實的手法寫作。可以談談具體情況嗎?
我寫作的習慣是,經常變換寫作角度,所以每次寫完一本書,好像同時寫了幾本書,丟掉的版本比寫出來多十幾倍。《何日君再來》究竟用什麼形式寫,我做了多種嘗試。傳記和紀實只有一個版本,小説卻有足夠的開放性。傳記的寫法太單一,無法把人的心理和對外界交織的多種感覺一起交待出來;小説的趣味就在於虛構裏反映的真實,像三棱鏡,有些鏡像是反映真實的,它打破了腦袋裏單元的思考模式,加入想像力和創造力。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個Myth,一個傳奇故事。但其實就像傳奇故事一樣,也許拼圖永遠不可能還原真實的畫面。透過小説的形式,我放了足夠的線索,提供各種可能性,小説的結局是開放的,要求讀者和作者一起來玩拼圖的遊戲,一起進入寫作者呈現的頭腦體操和智力遊戲,讀者拼出來是什麼圖案是自己的事情。這是我對小説這種“手工藝”最大的期待,也是對我的女主人翁的一種善待。
您説過歷史也是虛構的,那麼是不是也可以説《何日君再來》也是虛構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您借助哪些材料,事實的部分佔多大比例?
我用了所有能夠找到的材料。有一句名言:歷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説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我更喜歡小説的技巧,因為可以呈現出更多的真實。即使是大明星的日記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書裏也有交待。飯店服務員哈娜提供的鄧麗君的日記,貌似真實,仔細看時,也仍然不能確定,日記到底是誰寫的?真的是鄧麗君麼?還是哈娜為了騙錢所寫?或者另有他人?日記的出處本身有各種可能性,與大明星的去世之謎一樣,全憑讀者自己解讀。在虛構的小説中找不到確定的答案。
我們希望看到真實的人,但看到偶像時只給她一種面目。對我來講,大明星是一種傳奇,這種傳奇也需要很多版本。像聖雄甘地、瑪麗蓮 夢露、貓王,小説作者也在幫助豐富這種傳奇。只有讓眾聲喧嘩,只有説法的歧異與多端,能使傳奇得以繁衍。這也是紀念偶像人物的一種方式。
這本書以情報員為主述者,能否談談這個思路是怎麼確定的?
之所以最後選擇用這一版本,是因為這種形式最能表達出我想寫的內容。情報員的角色跟我所説的意思、我要做的對照是相符的。有國家與個人的對照、男女之間的對照、陰柔和陽剛的對照。而以情報員的角色來作為敘述者,必然可以以折射出最多的意義。譬如我喜歡美國人的一部小説《大亨小傳》(《大人物蓋茨比》),就是因為小説選擇了一個敘述者,讓故事立體起來。
《何日君再來》在台灣出版後,反饋如何?您認為達到您預期的效果嗎?
媒體、網路都有很多討論。到底鄧麗君的歌傳達了什麼?為什麼無論在內地還是在東南亞有那麼多人喜歡她,對她的歌如醉如癡?是小資産階級的想像嗎?是俗民文化中與自己最相近的情感麼?鄧麗君溫柔的聲音讓人著迷,也帶來一種文化現象。兩岸三地的教育系統比較容易直接相信唯一的答案,小説剛好應該反轉這樣的答案。事情原本有多種可能,人是那麼複雜,我們需要填補“拼圖”的能力。《何日君再來》不是普通的言情小説。我希望讀者因喜歡這部小説而重拾對文學的興趣,能喚回人們的想像力,如果人們只願意相信一種面貌的話,那麼是對想像力的一種低估。
聯想
在演藝圈子裏,女明星們如花的生命總是過早地凋謝,阮玲玉、周璇、翁美玲、謝津……本身的工作壓力、外界的社會輿論,對他們造成精神及心靈上的影響。表面上看影星藝人風光無限,由於受到廣泛的關注,其實他們內心世界相對封閉,個性也比一般人更多愁善感。如果本人個性挫折感重,碰到問題又沒有信任的人交流,就很容易走上絕路。曾為上影廠的一級編劇的沈寂就著有《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歌星周璇》以及電視劇劇本《影星淚》等。這類作品的出版,由於關注的人物本身比較敏感,出版社也格外慎重。《一代歌后鄧麗君》的出版,經歷了作者和編者的反覆磋商認定,刪節了一些敏感的問題。最後責編向群以“輝煌、悲慘、無奈”來概括鄧麗君的一生。他説,演唱事業的輝煌是華人的驕傲,在書裏有清楚的表述,她演唱的風格、水準和總體造詣勿庸置疑。
《何日君再來》一書出版時,恰逢香港艷星陳寶蓮跳樓自殺。聯想到40年前,美國好萊塢女明星瑪麗蓮 夢露,也是選擇了自殺的方式向她的影迷們告別。瑪麗蓮 夢露去世後,已有300部以上有關她的書籍出版,其中50部通篇講述的僅僅是她生命最後一週的經歷,以及圍繞她的死編造出的許許多多猜測。比如她被肯尼迪家族、犯罪集團甚至,聯邦調查局所殺。
明星之死以及相關出版物已經成為一種現象,不斷地引發出新的思索。據台灣媒體報道,在近日的一場名女人的座談會中,平路、胡茵夢、金素梅、黃薇各自説出她們所經歷的感受,已淡出演藝圈的胡茵夢説,即使她已退出演藝圈多年,潛心靈修,但還是有人跟她談話時,老把主題圍繞在情慾上。她認為,知名女性無可避免地在情慾中掙扎,在集體暴力之間拉扯。陳寶蓮的死,讓她覺得台灣欠缺一種愛,複雜的人性已被簡化成標籤式的批註。平路的《何日君再來》,是再一次敲響的警鐘。
(舒晉瑜)
《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