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兩部磚頭般的《手記 叩問》擺在面前時,我大腦中跳進了“歷史”兩個字。
一位在廣東舉足輕重的批評家,卻沒有得到外界更多的關注,這是為什麼?當仔細閱讀黃樹森的《手記 叩問》時,答案便更加明確:黃樹森是中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另類。因為,他不在別人所玩的遊戲之內。因而,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界的目光焦點,一般不在黃樹森這樣的另類身上。
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的繁榮是有目共睹的,但繁榮的上空總飄著一絲浮躁之氣。表現之一在於:批評與名人的糾纏。批評與名人名作有著天生的緣份。因為名作家、名作品是文學成就的尺規,對名人名作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批評往往在這種必要的研究中忘記了、忽略了那些未成名的作家與作品。一個作家未成名,需要享受批評的冷淡。而一旦成名,批評就蜂擁而至了。更有一些“意在言外”的批評,其本意不在談論名人,而在製造另一個名人。這些批評或棒殺、或罵殺,沒有研究問題的誠意,卻有嘩眾取寵的才能。這自然是一條捷徑。因為名人是受人關注的,而對名人的談論也會受到關注,且越激烈越會受到關注。
面對批評界的浮躁之氣,黃樹森表現得神閒氣定。在新時期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他是“兩棲動物”:既當著《當代文壇報》的主編,又寫著批評文字。而無論是作為主編還是作為批評家,他都有意地把注意力放在未成名的青年和小人物身上。他的刊物,可以為未成名的人物發評論、開專欄,他本人更可以為小人物寫評論,且一評再評。
對小人物的談論,他從來不以長者自居,不拉起架勢來説話,而是以朋友的姿態,與批評對象進行心與心的交流。如對一位年輕詩人,他這樣寫道:“與這位詩集的作者孫鋼至今未曾謀面,和他的結識是一種文緣、詩緣,和他的詩文有種相見如故之感。在詩緣的天空裏,心靈與詩同在,而情是滿天彩雲中一朵最絢爛的流雲。透過文字這位清新而美麗的紅娘,我觸摸到一顆清澈而真純的心靈;漫過詩歌的迷夢般的面紗,我感受到一種氤氳而流動的意蘊;越過語言的藩籬,我體悟到一股勃然的生機與別樣的意趣——有了這種近在咫尺的靈之滲融,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話語麼?年齡差距沒能成為我們心靈默默交流的障礙。這是促使我提筆的根本原因。”這樣的文字,是詩評,本身也是詩,是那顆永不老的詩心的真情流露。
黃樹森並不是不評名人名作。如他對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劉斯奮的《白門柳》也寫過多篇評論。但他卻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名人之外。從功利的目的看,關注小人物總是有風險的。因為人才的成長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你所關注的小人物,有時能成才,更多的時候卻未必。但黃樹森的工作卻遠遠地超出了功利目的。他堅守的,是一種心態、是一種信念:未來、希望,永遠在青年。扶持青年,就是扶持文學的未來。文學事業,才是他真正關注和思考的中心。正因為如此,他對作品的解剖,他對理論的闡述,其價值是超出對象本身的。本來,評論文章的價值,並不因評論對象而定,並不是評論對象的價值越大、評論文章的價值也就越大。黃樹森時時評論著小作家,卻處處表現著批評家的大胸懷。
我在這裡談論黃樹森對小人物和青年的關注,並不只是要討論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我更關心的,是黃樹森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我們正處在重要的轉型期,社會多少有些浮躁不值得大驚小怪。處於這種語境中的文學有些浮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文學畢竟作著精神的承擔,在浮躁的語境之中,它需要有神閒氣定的精神力量。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黃樹森的批評實踐,給當今文壇提供了一種清醒劑。(程文超)
《光明日報》2002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