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特點的留學，歷史不該忘記。36年過去了，對此我仍記憶猶新，一切都還那樣清晰……

    第一眼的夜巴黎——

    輝煌耀眼的霓虹燈下，首尾相接的汽車緩慢滾動，老爺太太們牽著狗，……我們眼觀巴黎繁華夜景，心裏默誦毛主席語錄：資本主義，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10月14日晚9點多，我們穿著一律的衣服，提著一律的箱子，告別首都北京，踏上駛往莫斯科的中國火車。5天5夜後到達莫斯科，休息了3天，接著又在前蘇聯的火車上顛簸了整整2天2夜，經波蘭、民主德國、聯邦德國和比利時，于25日夜幕降臨的時候踏上了目的地巴黎——這個被稱為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

    坐在接我們的大轎車上，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看著窗外的一切，仔細觀察著這個陌生的新奇世界：輝煌的五顏六色的霓虹燈，首尾相接、塞滿街道、緩慢滾動的汽車，老爺太太牽著的狗、穿毛背心的狗、坐在汽車裏的狗、在飯館裏與主人同桌啃排骨的狗，……當時在北京這些都是看不到的，而且是被認為絕對的資本主義、資産階級的東西。

    除霓虹燈、汽車、狗以外，我們還特別注意到人們的穿著，尤其是女人們，也不怕冷，差不多都穿著裙子，腿、胳膊、胸脯或者脊背都露在外面，嘴唇抹得紅紅的，燙著奇形怪狀的頭髮，我一下子想到在北京形容資産階級太太小姐的順口溜：撈魚的胳臂，過河的腿；火燒的頭髮，吃孩子的嘴。……

    一切都是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我眼花繚亂，暈頭暈腦。但是，我的心裏十分清醒，腦子裏出現了一連串的詞語：眼前這一切統統都是腐朽墮落的資産階級作風，表面繁榮的資本主義，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優越舒適的生活——

    住集體宿舍，吃大夥，坐大轎車，衣、食、住、行一切不用個人操心

    巴黎市郊ROBINSON區附近的一個斜坡上，兩座樓房一上一下，組成一個住宅小區，中國大使館在這兩座樓裏買了20來套房子。我們就在這裡吃、住和自習。

    小區整潔，幽靜，人們都彬彬有禮。每天有專人來擦洗樓道樓梯，清掃院落，樹木花草也有專人修剪管理——據説這是個中産階級區。

    我們的住室或3室2廳，或2室2廳，廳很大，用來開會等集體活動。臥室，大房間住4人，小房間住2人，和國內一樣上下雙層架子床，不過，我們的床墊子較厚，睡上很舒服；每人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一個檯燈。衛生間和廚房總有熱水用。

    高教部派了2名炊事員專門為我們做飯，吃的飯菜完全和國內一樣，大米飯、小米飯、饅頭、麵條、稀飯，家常菜，隨便吃。小米、醬油、醋、五香面、鹹菜、臭豆腐等等據説都是從香港買的，因為那裏便宜。偶爾買法國的麵包棍代替饅頭。

    有一輛大轎車，國內派了一名司機專門接送我們上學。偶爾由於司機生病或者車要修理，我們才乘坐地鐵。

    平時用的文具紙張筆電等等，在一個房子裏放著，無人管，誰需要誰就自己去拿，登個記就行了。總之，衣、食、住、行，學費、書費、水果等等，應有盡有，不需要個人花錢買。

    我們每人每月領津貼70法郎(那時1法郎＝人民幣5角錢)，大家都積攢下來了準備買東西。當時有個規定，每人可以買“三大件”：手錶、收音機、照相機(或者打字機)各一件。這在那時的巴黎已經算不了什麼，用兩三個月的津貼就可以買全。但是留學生管理小組要我們輔導員帶頭髮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節約國家十分寶貴的外匯，自己不買“三大件”，並向同學們提出倡議：不買“三大件”。雖然是倡議不是規定，但同學們很自覺，沒有一個人買。需要不需要呢﹖很需要。為了解決學習上和生活上的需要，公家給每套房子裏買一隻鬧鐘，專人負責每天上發條定鬧的時間；每個班一隻收音機，專人負責每天晚上10點半鐘打開，集體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西歐華僑的普通話廣播；打字機總共只有一台，放在一個房間，大家共同使用；還有一台黑白電視機放在飯廳，每天晚上開，誰想看誰去。十分遺憾，沒買照相機，我們雖然參觀過不少地方，卻沒有留下照片。我在法國總共只有三四張照片，都是使館同志或者新華社記者給照的。我出國時是打算到巴黎買只手錶的，當時手裏有錢，又很需要，卻不敢買。無可奈何，就托在北京工作的一個同學去高教部財務處領取了我110元工資，聽他説在西單亨得利鐘錶店排幾個小時的隊買了一隻剛上市的“北京牌”手錶，再託人捎到巴黎交給我。這種事只能發生在那個時代，現在説給誰都認為是笑話。

    上學——

    像學前班或一二年級的小學生

    我們上的學校叫L’ALLIANCE FRANCAISSE(法語協會)。聽説，1964級的同學也是先在這裡學習了一年多過了語言關後，才轉入正規大學的。我們去時，他們已經走了。

    説是在法國留學，其實，開始一個很長的時間與在北京上小學或學前班的小孩子一樣；也好像把一個在北京辦的法語學習班移到巴黎，因為是中國學生單獨編班，老師也比較固定。

    每天早晨，我們就著鹹菜或雞蛋吃饅頭喝粥，接著，坐上大轎車，差不多半個小時後就到學校了。我們的老師開始是個老太太，她進入課堂的第一句話總是“孩子們好！”然後就一句一句教我們説話。她手裏拿著一支鋼筆用法語説：“這是什麼﹖”我們大家扯著嗓子齊聲用法語回答：“這是一支鋼筆！”然後，一一單個教練，老師不厭其煩地反覆説反覆寫反覆正音，讓你看著她的口形。到11點半，口乾舌燥地走出學校，我們的大轎車停在那邊，司機向我們招手像家長一樣迎接我們。登上車回家吃飯；吃飽飯睡午覺。下午自習。

    大轎車偶然出毛病送修，或者司機生病，我們便乘地鐵上學。每當這種時候，我們是很高興很開心的，因為可以體驗出國的感覺了。你看，我們穿著一樣的衣服，提著一樣的書包，行走在馬路上、地鐵裏，很顯眼挺惹人注意的。我們也得以仔仔細細地觀察這個城市的一草一木。

    法國人注意穿戴，講文明禮貌，“你好”和“請原諒”總是挂在嘴邊上，上下地鐵時人多，難免相互接觸一點，所以上下地鐵的路上就充滿了請原諒的聲音。見面説話前先是一聲你好我們那時沒有説禮貌用語的習慣，並且視這些為臭文明，虛偽。更不要説到處的廣告，到處的擁抱和接吻，我們是不屑一顧的，尤其是青年男女互相抱得特緊，親吻時間很長，我們有的同學斜著眼罵：“德行！”

    語言環境問題——

    同學們希望接觸法國人，要求説活生生的法語。怎麼辦?

    隨著時間的推移，詞彙量的增加，同學們説法語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不滿足每天與老師的幾句簡短的會話，希望和法國人説話，了解法國社會，説活生生的地道法語。作為身居巴黎的人，這本來不是個問題，但是由於我們思想不解放，怕這怕那，在管理上謹小慎微，紀律森嚴，所以就成了問題。

    同吃、同住、同學習，上街也得三人同行，差不多一切都是集體行動，不許單獨接觸外國人等等嚴格的紀律約束，確實限制了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求同學們在不違反紀律的前提下，積極主動地利用一切機會和法國人説話，鼓勵大家利用課間休息，尤其是乘地鐵時，主動找人説話，練口語。常常是我們幾個人圍著一個人在説個不停，很熱鬧。所以大家很希望大轎車永遠在修理，或者司機經常生病，以便乘地鐵。

    有一次，在地鐵裏遇到一位台灣學生，我和他説話時都很激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那時在巴黎街上經常能看到黃皮膚低鼻梁的人，總以為是中國人，很有點親切感，想拉話。使館同志説，黃皮膚的不一定都是中國人，即使是中國人情況也十分複雜，要注意。所以，我們不敢輕易和黃皮膚者主動拉話。1966年秋，一次在地鐵裏和我坐在一條椅子上的是個黑髮低鼻黃膚青年，頭髮梳得光光的，皮鞋擦得亮亮的，褲線燙得筆直像蘿蔔削的一樣。我發現他在打量著我，我便用法語説：“先生，您是……”他説：“先生，大陸來的嗎﹖”

    “不，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呢﹖”我也用法語，一字一板。

    “中華民國。”

    “噢，台灣！那是中國的一部分。”接著，我問他台灣的情況，他問我大陸的情況。他説“大陸人民喝大鍋青菜湯、三個人穿一條褲子，真是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啊”，我説“台灣人民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吃不飽穿不暖呢”，他説我是“上了共産黨宣傳的當”，我説他才是“上了國民黨反動宣傳的當，而且執迷不悟”。我們説話雖然聲音不大，但都很激動，十分嚴肅，針鋒相對。我斬釘截鐵滿懷信心堅定有力地講：“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説，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一定要光復大陸！”他説這話時也加重了語氣。我要下車了，對他説了句：“走著瞧，看誰解放誰！”抬起屁股向車門走去，連手也沒敢和他握一下。

    星期日的度過——

    去使館聽傳達文件或黃鎮大使的報告，看電影，或參觀名勝古跡、逛公園

    星期日我們的活動內容是相當豐富的：一是去使館，差不多每個月都要去一兩次，聽傳達中央文件，或者聽黃鎮大使作報告，講國際國內形勢，進行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或者看國産電影。每次去使館，大家都十分高興，像回國回家一樣，黃鎮大使和管政務的朱霖同志！黃鎮夫人等領導同志像慈祥的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高興地在院子裏等候，見了面親切地問長問短，關心備至。黃大使不是生硬地對我們進行説教，而是形象生動有趣地“聊天”，可以説是“潤物細無聲”。

    星期日參觀名勝古跡、逛公園，去附近的游泳館游泳比較多。我們不但去過盧浮宮、凡爾賽宮、凱旋門、埃菲爾鐵塔、巴黎聖母院，還參觀過一般旅遊者不去的地方，如周恩來等革命老前輩當年在巴黎勤工儉學時經常集會的地方——蒙太乙(MONTARGIS)的一個小咖啡館、巴黎公社墻、巴黎郊區的貧民窟等。記得，參觀盧浮宮時，不知是無知還是麻木，還是不敢看不屑看，大家走馬觀花，未表現出應有的欣賞興趣；尤其是不少人對那些非常美麗的裸體畫想看又不敢看的樣子，很是尷尬，個別人甚至認為這是絕對的資産階級東西，“不堪入目”。但參觀貧民窟時，看到住在堆積如山的垃圾場破汽車裏或者用破鐵皮爛磚頭搭的棚子裏的貧民，在一個水龍頭前排著長隊，空氣污濁不堪，……大家不約而同地高唱起《國際歌》，歌聲悲憤激昂，個個淚流滿面。回來討論談體會時，都説要好好學習，奮發圖強，高舉反帝的旗幟，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

    時間長了，接觸的外國人多了，産生的這樣那樣的影響必然就多，為了防微杜漸不受或少受資産階級思想的影響，我們規定每星期要開一兩次“消毒會”，每個人在會上都要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先自己進行批判，然後大家共同批判，把資産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消滅在萌芽狀態。每個班都有從解放軍部隊選來的“五好戰士”學員，他們政治覺悟高，總是用批判的眼光觀察一切，批判一切，不講究穿戴，在“消毒會”上，他們常説要人在花花世界，但思想不能羨慕花花世界，穿西服革履是在這裡的學習環境需要，思想上要把西服當工作服來穿，把皮鞋當作草鞋來穿。這些話成了大家的格言。

    要求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一些激進的同學在使館貼小字報，聲稱“造反”。回國禮品：圓珠筆、尼龍襪……節約的錢不買“三大件”全部上繳。

    國內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亂了我們的學習秩序。使館黨委針對我們的思想情況，多次強調“要內外有別”、“國外不能搞運動，不能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是，一些渴望回國參加“文革”的同學不大聽，開始進行議論，後來發展成爭辯，到1966年6月21日個別同學到使館貼小字報，擺出一副紅衛兵造反派的架勢，説使館執行了一條資産階級反動路線。這行動干擾了使館的正常工作，影響很不好。宋之光代辦和留學生管理小組的同志進行勸解，無論怎樣做工作都不行，無濟於事，只有讓黃大使親自出馬了。第二天，黃鎮大使給我們做了一次高水準的報告，從內外有別、安全保密、組織性紀律性等方面講道理，進行正面教育，對“寧左勿右”及知識分子狂熱性和無政府主義進行了有分寸且很有分量的批評。他語重心長地説，國家花不少錢把你們送到這裡，是要你們學好法語，以便將來擔當更重要的革命工作，目前國內別的革命任務無論多麼大，用不著你們操心，你們也不必操心。這個報告，提高了大家的認識，解決了絕大多數同學的思想問題。黃大使很了解同學們的想家心情，為此，10天后，即7月3日星期日黃大使及朱霖同志、各位參贊、使館工作人員和所有留學生200多人，去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遊覽，他深情地説：“你們想念父母，我們想念自己的兒女，咱們一起玩玩，你們像在自己父母身邊一樣，我們像見到了自己的兒女。”這次活動，使大家在感情上得到了撫慰，情緒穩定了許多。

    平靜了幾個月。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啊。每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以及報紙、法國電視的極其鼓舞人心的大量新聞報道，國內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形勢對同學們的吸引力很大。10月底，極少數人又忍不住了，要求重新總結一年來的工作，批判資産階級留學生管理制度。我管的班裏有個別同學表現甚為激烈，我怎麼説也不行，束手無策，感到無可奈何。11月3日，留學生管理小組的梁玉岱同志悄悄地通知我晚上去使館彙報情況。到了使館才知聽彙報的是黃大使，我照著筆電上的記錄原原本本把幾個同學的言行向他彙報，他聽後一聲長嘆，説：“在這些孩子身上我花的時間和精力不少了啊唉……”無可奈何地搖頭。最後他説了他似乎並不願意説的話：“唉，沒有別的辦法。如果個別學生實在不聽話，硬要在這裡胡鬧，只好把他送回去，國內是有這個指示的。”我聽了後心裏有了底，覺得有辦法了，表示很贊成。他説：“你心裏有這個底就行了，可不要給同學們説！”

    兩個月後，即1967年1月18日，黃鎮大使親自來留學生住地傳達中央關於要求所有公派出國留學生向所在國請假半年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大家聽後歡快雀躍，興高采烈，黃大使也一下子卸下了包袱，真是皆大歡喜。

    同學們紛紛花一點錢買了圓珠筆、尼龍襪子(那時我國這些東西好像還很少，而且品質比較差)之類的小禮品，按規定燒了所有日記，上繳了節余的所有法郎，把被褥毛毯等按進箱子裏，于1967年1月24日告別巴黎，登上了去莫斯科的飛機。1月25日，在莫斯科，我們以造反派、紅衛兵的心態和架勢雄赳赳地去紅場給列寧、史達林敬獻花圈，結果被蘇聯軍警痛打了一頓，血灑紅場，個個鼻青臉腫，好幾個同學肋骨、鼻梁骨被打斷；然後，1月26日，我們氣昂昂地高喊著“打倒蘇修”的口號，坐著中國火車于2月1日回到北京，被稱為“反修戰士”、“反修紅衛兵”受到祖國人民的熱烈歡迎……

    (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5期)

    光明書摘 2002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