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攻不太愛講話,更不喜歡出頭露面。1992年他率泰華作家團來訪時,我説是初次見面,但他説不,一次是1987年你到泰國訪問時,我們一起座談過,一次是你領我們去拜會冰心老人,而這是第三次。我一時愕然,但仔細一想,確有其事。他的記憶力驚人,當年的一些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只是他在人群中不顯山不露水,所以我印象淡薄,沒有記住。他先後兩次作為泰華作家代表團團長來訪。在各種座談會或宴會上,他身為團長,不能不講話,但每次都惜話如金,三言兩語,言簡意賅。我發現他不太喜歡外交性的場面,而願意三五朋友促膝夜談。
1998年絲路之旅,全部行程共14天,而我們竟有13天晚上暢談至深夜兩點,聊得很開心,很投機。我平素也話不多,但不知為什麼,就像遇到了久別的兄長,海闊天空,無休無止,陳芝麻爛穀子,無遮無攔,過後自問:我這是怎麼了,得了話癆了?
司馬攻自任泰華作家協會會長以來,為促進泰華文學發展,擴大泰華文學影響,加強與各國華文文學的交流,出錢出力,積極開展各種文學活動。他們出叢書,開研討會,搞首發式,創辦《泰華文學》雜誌,搞得有聲有色。一個以商為生的人,在一個重商輕文的社會環境中,嘔心瀝血,做文學的組織工作,精神可嘉可佩。
司馬攻面色嚴肅,不了解他的人,以為很難接近,其實他很隨和,心地善良。訪問敦煌時,下榻于敦煌賓館,裏面有個打工的小夥子畫些飛天出售。一天晚上,他悄悄帶了一卷自己的畫到司馬攻房間裏兜售。他臨摹的佛像還有點意思,但字寫得實在不成樣子。大家看了看,誰也不想買,出乎意料的是司馬攻買了兩張。他懂畫,藏畫甚豐,自己就開著古玩店,絕無看上這些粗糙習作的道理,而是怕小夥子失望,所以默默買兩張以示鼓勵。
司馬攻從1970年開始寫作,至今已堅持30餘年,出版雜文集、散文集、詩集、小説集十余種,其中散文佔大半。
讀他的雜文《冷熱集》,頗有感慨。他筆鋒犀利,思想敏銳,針砭時弊,有很強的主體意識,但又不失厚道、謙謙君子之風。他博覽群書,厚積薄發,談古論今,引經據典,但又不是掉書袋,而有哲理的昇華,有真知灼見,有自己的發現和思考。書中百餘篇文章,都很短小精緻,最長的也不過1000字,但讀起來饒有風味。
讀他的《湄江消夏錄》、《明月水中來》等散文集,文字質樸,感情真切,如朋友談心,家人聊天,娓娓道來,清新流暢,不知不覺地與他一起瀏覽泰國秀麗的山光水色,沉浸在對故友親人的思念中,進入故鄉童年的夢境裏……誠如他自己所説:“我的文字都是我心靈和意識的流露。”
尤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他長期生活工作在泰國,但文字講究,語言純正,讀起來沒有任何距離感。不像某些海外華文文章,不時冒出幾個類乎方言的當地詞語,疙疙瘩瘩,很不順暢。
司馬攻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是五福織造有限公司和裕曼空房地産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祥通公司的總經理。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中,雖有損失,但並未傷筋動骨,可見他的成熟和精明。他生在世代為商的家庭,21歲投入商海,在雲譎波詭的商海中縱橫馳騁多年,據他説,後來“不知因何緣故,我的精神開始分裂,我以馬君楚的姓名繼續在商場上搞我的業務,以司馬攻等筆名寫文章”。
他常常處於矛盾之中,因為做生意和寫文章是毫不相干,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兩件事,就在這種矛盾的折磨和困擾中,他筆耕不輟,留下了歲月的印痕。
儘管商界有人認為他“不務正業”,不理解他的文人認為他“沽名釣譽”,但他仍然堅持寫作,樂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苦中作樂,樂中尋苦”。但他成功了,在商海和文壇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
我問他經商和從文有何不同?他説商場如戰場,如果經營失當,小則虧本,大則破産,甚至身敗名裂。寫文章,寫身邊瑣事,後果不會這樣嚴重,但要寫出好作品,往往比做生意還難。
有人擔憂,説這些用華文在海外寫作的人可能是最末一代了,但他説:“我希望用華文在海外寫作的人永遠沒有末代。”他身體力行,帶領熱愛泰華文學的朋友們堅守著並不斷擴展著文學的天地。
他的筆名叫司馬攻,我覺得很怪。取複姓司馬,因含其本姓,且歷史上有司馬遷、司馬光、司馬相如等閃光的名字,倒不難理解。日本不是有個歷史小説家,因崇拜司馬遷而取名司馬遼太郎嗎?但為什麼獨獨取一個充滿火藥味的進攻的攻字為名呢?我問他有何深意?他笑道:哪有什麼深意,只是寫文章時想起了《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堅守,司馬懿進攻,隨意起了個筆名而已。
原來如此。(陳喜儒)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2年09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