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當瓦爾德內爾在匈牙利舉辦的歐洲錦標賽上打入決賽時,才16歲。2000年他在雪梨打奧運決賽時,已35歲了。在將近二十年裏,他取得了現代乒乓史上無人可比的輝煌戰績:兩次世乒賽冠軍,一次奧運冠軍,四次世乒賽團體冠軍。這期間,他一直在與中國乒壇的眾多高手進行著激烈而漫長的抗爭。本書介紹了他從乒壇小童星到體壇風雲人物的傳奇經歷。
六歲的運動員
瓦爾德內爾一家住在斯德哥爾摩郊外小鎮上。在那個狹小的地下室裏,他和爸爸阿克、媽媽瑪麗安娜以及長他兩歲的哥哥凱四個人,經常練習打乒乓球。天黑了,爸爸硬要抱他上床睡覺,他常常兩腳在空中亂踢,試圖掙脫爸爸,好繼續打球。第二天清晨,又總是這個小瓦最早起來,一個勁地練習投鏢,以便打敗家裏的其他人。
1972年2月,兩兄弟報名參加了斯帕瓦根乒乓球俱樂部,等瓦爾德內爾去練球時,大家才發現他太小了:俱樂部只收七歲以上的,而他才六歲。訓練老師約翰請兩兄弟打幾個球看看,他隨即驚訝地問小瓦:“是誰教你的?”小瓦老老實實地説:“我自己學的。”教練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最後破例收下了他。
這個俱樂部的成員瑟塞爾和拉格菲爾德,後來成了瑞典國家隊名列第三、第四位的隊員。俱樂部裏還有一位名叫米基爾 阿佩伊倫——人稱“蘋果”的隊員,他常常在離網很近的地方用手腕來拉弧圈球取勝。瓦家兩兄弟將他們視作自己的榜樣。
小瓦打乒乓球很有天分,新東西一學就會。七歲時,他能連打75個反手球而不失手。九歲時,能拉出很漂亮的弧圈球。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覺,總是先試幾種打法,然後挑其中感覺最好的一種打下去。但他長得比較矮,為此總喜歡離臺放高球。他知道由於夠不著臺面,離臺遠一點可以多贏得一點時間。這打法既好玩,又容易得分。在瓦爾德內爾十一二歲時,俱樂部裏來了一個很難對付的選手,名叫凱爾 佩爾森,他用的是兩面不同的球拍,一面是普通的反膠,另一面卻是沒有摩擦的防弧膠皮。從防弧膠皮上打回來的球是沒有勁的,在空中慢慢地飄過來,通常這些球是不旋的,但有時又會是相當下旋的球。當時哥哥凱沒辦法對付這種戰術,但小瓦對球的旋轉很有心得,他能從球在空中經過的路線看出旋轉的程度,他也知道如自己打出的是下旋削球,從對方反弧圈拍上打回來的球就會變成了上旋,反之亦然。
俱樂部訓練時很重要的一個規矩是球不離桌。對練的兩人在很長時間裏只重復練一個動作,小瓦很不喜歡這種單調重復的訓練。他常常會忽發奇想,來個側旋球,將原來好好對練的節奏打斷了;或者趁教練轉身去旁邊的房間打電話時,退到很遠放個高球。小瓦非常喜歡嘗試新的東西。他老實承認:“我很難長時間重復一樣的動作而不分散精神,另一方面我覺得練球感挺重要,你可以練習在各種困難情況下怎樣將球打回球桌上。”
1975年他10歲時,參加了11歲男孩組的全國比賽,獲得第一名。這引起了瑞典乒乓球界的注意。1979年,瓦爾德內爾被選入國家青年隊去羅馬打歐洲青年錦標賽,與佩爾森和奧克松一起,為瑞典奪得了團體第二名。他自己還獲得了男子單打亞軍。
曾在中國接受訓練
1980年夏天,瓦爾德內爾與艾裏克 林德在領隊安德斯 約翰松的帶領下,到中國訓練了七個星期。這是瑞典選手首次來中國接受訓練。領隊安德斯後來説:“雖然直到二十年以後的今天,我們仍不知道當時中國人為什麼突然打開了自己訓練館的大門。但這次的訪問訓練,對於瓦爾德內爾、林德,甚至整個瑞典國家隊來説,都具有很大的意義。”
頭兩個星期,瓦爾德內爾與林德去中國的一些省市打比賽。然後他們在上海的場館裏,面對一千二百多名觀眾打公開賽。對於這兩個當時只有十四五歲的小將來説,這是很寶貴的體驗,因為往常他們只習慣於在100至200名觀眾前打比賽。接著,他們開始接受一天六小時的高強度訓練,再加上體能鍛鍊。瓦爾德內爾與林德雖然覺得辛苦,但總想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學得越多越好。有一天,忽然來了五個新教練,五個教練在多球訓練方面都有特殊的造詣,瓦爾德內爾深為教練們的乒乓球知識所折服。
“還有一天,一個訓練館內的看門人問是否可以和我們打一會兒球,”林德回憶説,“我們欣然同意。結果,我和小瓦都被他打得一敗塗地。”對瓦爾德內爾來説,這次中國之行給了他無可比擬的寶貴經驗。他説:“在中國我們懂得了刻苦訓練的重要性,他們的球員打法各式各樣,球拍上的材料也是種類繁多。每次上場你都面臨新的難題,逼著你每次都要學新的東西。看到中國球員們訓練強度那麼大,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想成為第一,必需經過苦練。”
當時小瓦還注意到中國人非常注重發球。他觀察,模倣,再自己開發,摸索適合自己的發球方式。比如他學會了“砍式”發球,以及在球拍擊球的一剎那如何用身體擋住對方的視線。剛開始與中國球員打訓練賽時,他經常輸。他慢慢地分析問題並尋找解決的方法,努力找對方的弱點打。後來他就勝多輸少了。儘管當時中國的最佳選手並沒有出來亮相,但中國乒乓球模式的基本狀況他們都了解到了。
與此同時,瓦爾德內爾發現瑞典模式也有自己的優點。比如球員很早就學會要為自己的比賽和訓練負責,從而自覺發展適合自己的球路。這種有控制的自由,給了瑞典的同齡人更多的自由想像與發揮的空間。瓦爾德內爾與林德還發現,在跑步訓練時,他們的體能明顯比中國朋友要好。中國之行令瓦爾德內爾對訓練的態度有了明顯改變,他減少了玩的成分,苦練進攻、反手等戰術,並找到他自己的強有力的打法。
“我一定會轉敗為勝!”
中國隊自1961年在世錦賽上取得世界冠軍後,一直領導著世界乒壇。瓦爾德內爾很想跟中國人對打,因為只有打敗中國選手,才能成為世界第一。在1987年新德里舉行世乒賽之前,世界乒乓球強手排行榜上的前四名全是中國人:江嘉良、陳龍燦、滕義和陳新華。第五名是瓦爾德內爾。此外名列排行榜前十名的還有另外三名瑞典選手,瑞典人以前從沒有在排行榜上如此接近中國人。但在這個錦標賽上,瑞典團體還是以0:5敗北于中國隊。瓦爾德內爾沒有打團體決賽,他當時正拉肚子,還發著40度的高燒。
兩天后,單打比賽開始了。瓦爾德內爾不能容忍自己因拉肚子而錯過比賽。儘管他在賽前上了十幾次廁所,卻還是堅持了下來。在四分之一決賽中,他連勝三局,打敗了陳龍燦。在準決賽上,他又打敗了滕義。決賽在他與江嘉良之間展開。江嘉良贏了——連獲兩屆世界冠軍。
賽後幾個小時,瓦爾德內爾躺在下榻的酒店房間裏,好像一下子老了幾歲,雙眼一直盯著墻壁發呆。“江嘉良要比其他中國選手意志堅強得多。”瓦爾德內爾想,“他會在佔下風的時候改變自己的打法,越是關鍵時刻他打得越出色。但我才21歲。也就是説,下屆或再下屆世乒賽,我一定會轉敗為勝!”
在1988年初的歐亞乒乓球賽上,瓦爾德內爾真的打敗了陳龍燦和江嘉良,奪得了單打冠軍。
中國的直拍選手的反手不能進攻是個缺陷,長期以來,他們都以速度快來彌補這個缺陷。但這時歐洲選手用粘膠球板,令球的反彈速度快多了。由於速度跟上來了,也就有時間抓住中國選手的弱點來打了。1989年的世乒賽,在與瑞典隊打決賽時,中國隊還是用了上次獲得世乒賽團體冠軍的老將:江嘉良、陳龍燦與藤義。看到這三張熟悉的面孔,瑞典隊松了一口氣。他們果然大獲全勝,“蘋果”打敗了江嘉良,瓦爾德內爾拿下了藤義,佩爾松贏了陳龍燦。
瓦爾德內爾把他的打法建立在發球和正手弧圈球的基礎之上,這種技術很少讓他失望。他的發球也讓很多對手感到害怕。瓦爾德內爾14歲到中國進行訓練時,他的行李裏有了一雙新襪子。教練安德斯 約翰遜怎麼也搞不明白,在上海呆了六個星期,這雙襪子連包裝也未拆開,仍躺在他的行李箱裏。回國後,他去問瓦爾德內爾的媽媽,回答是:“他要等到世乒賽的決賽時才穿。”當年的瓦爾德內爾就有這樣一個信念:有一天,他一定能參加世乒賽的決賽。
環境及性格的因素
乒乓桌邊的瓦爾德內爾,顯示著他父母性格的優秀組合:來源於母親的優點,是他有無窮的創造力;同時,即使在一場艱難的比賽中,他也能保持像他父親那樣平和的心境,不讓外界的壓力給自己帶來緊張感。瓦爾德內爾和他的哥哥只差兩歲,又有著這樣一對喜歡體育競賽的父母,所以家中經常是各種比賽不斷。在聖誕夜,瑞典有一個傳統:在給別人的包裝精美的禮物上要寫一首小詩,而接受禮物的人在打開它之前,會根據小詩的內容猜一下將得到什麼禮物。瓦家總是給每首小詩打分,看誰寫得好。這使孩子們從小就養成了想贏的習慣。
當瓦家兩兄弟認為乒乓球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東西時,他們的父母就讓家庭的業餘時間都圍著乒乓球轉了。孩子們去參加甲級比賽時,媽媽負責為他們提供咖啡,爸爸則成了俱樂部的物品管理員。後來瓦爾德內爾成了職業乒乓球運動員,哥哥凱在一家乒乓球公司當銷售員。到了1996年,凱成了瑞典乒乓球少年隊的領隊,不斷地為國家隊輸送人才。他一直是瓦爾德內爾事業上的知音,兩人常在一起觀看和分析競爭對手的比賽錄影;每次比賽結束的時候,不管是在世界的哪個角落,瓦爾德內爾總會從酒店的房間裏拿起電話打給哥哥。
瓦爾德內爾還有個習慣——總愛看自己的比賽錄影,這有助於他研究分析各種對手。但有一點,比賽失利的錄影從來不看。他認為,首先是從成功之中學到東西,而不是從失敗中。積極的想贏的思想會促使大腦不斷産生能解決更多問題、並在下一場比賽中奏效的新想法。而研究失敗,從根本上説就是不斷提醒自己曾經失敗過。愛開玩笑也是瓦爾德內爾的一大嗜好,他的愛捉弄人的“天賦”常常表現在球臺上,體現在他的心理戰術的運用上。因為對手之間的距離是如此接近,每個人表露出的一點點緊張或是不安的情緒,都能讓對方捕捉到,而好的表現就能幫助自己多贏幾分。
成功後的瓦爾德內爾喜歡單身生活,他要的是單身的自由和寧靜。是不是他認為愛情會分散他的精力,令他不能全力以赴地打好乒乓球呢?對此,他説:“威脅倒不在乎,好的關係對乒乓球事業還會有促進作用,但有了孩子之後就難以不受影響了。我只是覺得,結婚有個成熟與不成熟的問題,而我還不夠成熟。我沒有心思去考慮愛情這個問題,碰上了就碰上了,説不定今晚就會!”(趙堅摘編)
摘自《跟著感覺走——瓦爾德內爾傳》〔瑞典〕約翰 費格著喻培潔等譯學林出版社2002年5月版
《文匯報》2002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