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楊婷

    7年來，新東方學校副校長徐小平每天都會看到留學諮詢者晦暗的面容、無助的神情和茫然的眼神。面對眾多來來往往的留學諮詢者，徐小平有太多的話想對這些人説。近期，他推出了新作《圖窮對話錄》，這本書真實地記錄了他與諮詢者的對話交流以及如何幫助他們設計全新的人生藍圖的過程。徐小平希望以此來告訴那些自認為窮途末路而視留學為唯一齣路的人們：留學只是通往幸福的一條通道，幸福才是我們追尋的目標。

    今天，我們邀請徐小平來談談他的留學理論和人生諮詢。

    主持人：作為留學諮詢專家，在你的書中，我看到的卻是很多你奉勸人們不出國或是暫緩出國的案例。我想，這不僅表現出你對每位諮詢者的盡心盡責，更是體現了你對留學的看法吧？

    徐小平：在我意識裏，並沒有“留學”這個概念，有的只是利用教育改變命運，以及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的國際、國內教育資源來提升和再造自己。通過教育——包括出國利用國外的教育資源——改變自己，是個人獲得幸福的一種手段。留學只是一種投資，是一條通往幸福的通道，而並不是目的、不是幸福本身。

    主持人：你更願意把你所做的諮詢稱為“人生諮詢”，在你看來，“留學諮詢”和“人生諮詢”之間是怎樣一種關係？

    徐小平：我以前是專門作留學諮詢的，來找我的人也都是希望我能解決他們在申請留學或簽證中遇到的問題。但後來我慢慢發現，所有關於留學問題的諮詢，最終都會導向一個人生問題——如何能獲得幸福。很多人的留學選擇實際上是很盲目的，他們認為只要能留學就是好事。我稱之為“留學集體無意識”。我特別反對這種放棄已有的幸福，不計人生投入、也不顧回報的“無意識留學”。我們可以説，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留學潮中，很多出國者的目的是明確的：通過出國解決生活的困難，為了能帶一個“八大件”回來。但是，今天誰也不會為了“八大件”而出國。如今，國內的教育體制和人才機制已經有了明顯改善，今天的中國社會為人才提供了大量機會。我們身邊很多風雲人物，雖然他們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歷，卻依舊能成為這個時代的靈魂和精英。

    需要説明的是，我並不反對留學。但是，我想強調的是，現在許多人在為留學而奮鬥的過程中，並沒有發現自己的才華，沒有意識到在國內將獲得的無數機遇。尤其是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或大學本科以上的人——我的主要服務對象——只看到國內教育相對落後的一面，以為只有出國才能獲得更多教育資源，甚至把留學看成人生的終極目標。實際上他們在用著錯誤的方法，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環境中，做著一個錯誤的人生選擇——留學。我希望自己的諮詢不僅要解決是否留學、怎麼留學的問題，更應該指導人們如何利用可以得到的教育資源，用最簡便、最有效的辦法來提高自己、獲得幸福。我的諮詢始於留學而終於人生，幫助來諮詢的人設計一張人生的尋寶圖。

    主持人：每個人都知道要為幸福生活而奮鬥，為什麼你在書中還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呢？

    徐小平：的確，每個人都在為幸福生活而奮鬥，但在留學諮詢過程中，我發現許多人不清楚對自己來説什麼是幸福，他們生活在別人的眼光中，盲目地遵從他人的標準，找不準自己想要的東西。社會需要高學歷，他們就要拿高學歷；別人認為留學很了不起，他們就一門心思要留學。在這期間，他們從沒有考慮自身的實際情況。

    幸福是什麼？這是一個抽象的問題，永遠無法説清楚。但從很多留學者所關心的個人發展層面上看，幸福至少包含了三個重要內容：首先是就業，然後是職業，最終是事業。對於沒有工作的人，能就業就是一種幸福，在就業的基礎上最好能獲得一個有發展空間的工作——職業。而事業則附著一個人的精神追求。擁有個人的事業，這就是幸福的最高境界。

    主持人：現在國內做留學諮詢的人很多，但是作人生諮詢的人卻很少，你怎麼看待這項工作？

    徐小平：當人們來作留學諮詢的時候，他們的傾訴包含了無窮無盡的人生問題。但我一直認為，我目前所作的人生諮詢只不過是中國人文關懷領域裏的一個多頭嬰兒、一個綜合性的怪胎。人生諮詢應該細化為兒童諮詢、教育諮詢、職業諮詢、心理諮詢、婚姻諮詢等一系列更加專門化的諮詢門類。但是國內目前還沒有完善的諮詢行業，我的人生諮詢不過是一項應急的措施。我不喜歡這樣。大家都知道，無數的問題應該由無數的專家來解決，而不是靠某個人。我希望更多中國人能主動設計自己的人生，將社會諮詢這一專業學科建立起來。

    《圖窮對話錄》 徐小平　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光明日報》200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