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勞斯:文學帝國的守護神  

    斯特勞斯赤手空拳,把一家只能做歷史小説和營養指南的小出版社,變成了美國出版史上最具前瞻性的經典文學帝國。“我哪是什麼超級經紀人啊,”他説,“不,我只是個拉皮條的。”

    文學帝國的守護神

    文學的盛宴

    數月前,正值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期間,專印文學作品的法勞斯特勞斯和吉羅出版社(Farrar,Straus&Giroux,FSG)之創始人和新任主席羅傑斯特勞斯,在法蘭克福一傢俬人酒店的餐廳,為大約25人舉辦了一次晚餐會。在他落座開吃牡蠣和鹿肉之前,85歲的斯特勞斯微笑著踱遍房間,他帶著懶散的魅力,手插在口袋裏,時而老腰微挺,好像要唱《飛向月球》(譯注:一首很有名的老歌,1950年代弗蘭克辛納特拉演唱的版本最為有名)。他身穿高級雙排扣條紋西裝,捲曲的白髮從臉上滑過。他以雙手撫肩歡迎男賓,對某些女客,則連施三吻:兩個臉蛋各親一下,腦門上再來一口。無論男女,他開口總是一句:“嗨,寶貝兒!”

    斯特勞斯是老出版業的象徵,較之今日,似乎更單純,更具豪俠之氣。他的客人皆為歐洲最有權勢的出版商——一位英國編輯稱他們是“諾貝爾小分隊”,氣氛輕鬆隨意,卻也禮數週全。“歐洲文學的一半代表都在這桌子邊上了,”一位來賓説。她接著略顯鄭重地説:“如果你接到這張請柬,你便已身登奧林匹斯聖山,從此已無處可以高攀。”只聽餐刀輕擊酒杯,大名鼎鼎的德國文學出版社蘇康(譯注:Suhrkamp,1950年由彼得蘇康在作家黑塞的提議下創立,是目前德國影響最大的人文科學書籍出版社)的頭兒齊格菲安塞德,起身向斯特勞斯敬酒。他大概與斯特勞斯同齡,看似一個穿著喪服的職業拳手。“當我們相逢,就一直想弄明白,莫非別人都是鐵石心腸?”他慢吞吞地説道。斯特勞斯給全體賓客來了個飽含深情的飛吻。義大利菲屈奈利(Feltrineli)出版社的總裁,也是該社激進的百萬富翁創辦人遺孀的英格菲屈奈利,充滿欽敬看著他。“很久以前在紐約我就結識了羅傑,”她操著口音很重的英語説。“他看起來就像大人物蓋茨比。他與布魯克斯兄弟的(譯注:源自紐約的男裝品牌,以休閒風格聞名)那種味道截然相反。他是我遇到的極品男人——絕對時髦,性感。瞧那袖扣的尺寸,還有那領帶……”為了更好表現他那寬領帶的光彩奪目,她將雙手放在顎下,做了個誇張而翻捲的動作,“有一次,我們吃午飯——(他穿了)淺棕色,一件淺棕色的開士米茄克。我摸了摸,説:‘羅傑,你真是棒極了。’吃過午餐,他還去幫蘇珊桑塔格寄信。她老有這種活兒。你知道,他是個很會疼女孩子的紳士。”

    儘管羅傑斯特勞斯的公司現已轉為德國最大之一的媒體巨頭所有,但他仍然扮演著獨立的美國出版商的角色,這一點雖然奇怪卻令人信服。自20世紀60年代起,絕大多數美國出版社都已落入跨國公司囊中,作為艾薩克辛格、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馬利奧巴爾加斯略薩、以及約翰麥克菲等人的出版商,嚴守公司所有權的斯特勞斯,已經成為足以振奮掙扎中的書業的人物,讓記者們津津樂道。然而,到了1994年,在放棄了他那不願延續其傳統的兒子羅傑斯特勞斯三世之後,斯特勞斯宣佈將FSG售與格奧爾格馮霍茨布林克出版集團(Gerorg Von Holtzbrinck Publishing Group),該公司位於斯圖加特,在歐美擁有八家子社,包括亨利霍爾特(Henry Holt),聖馬丁(St.Martin's)和鬥牛士(Picador)。斯特勞斯繼續執掌FSG,自1946年他一直經營著該公司。不過,讓他的朋友和幾個敵人大為驚奇的是,不知何故,他還繼續勇於擔當著美國出版業反合併的象徵。FSG外表上的獨立,從某種程度上説明瞭馮霍茨布林克的不干涉風格,但也特別反映出斯特勞斯所扮角色的誘人魅力(和商業價值),也反映出在當今世上,他的地位是如何難以撼動。他這些東西從未改變:寬領帶和淡紫色的短襪,20世紀50年代好萊塢隨筆專欄作家那種輕浮、易信的作派,對美國出版業新格局臭名遠揚的冷漠態度(“所謂媒體巨頭純屬一派胡言,狗屎不如”),進行專業報復的各種插曲,以及位於聯合廣場的自命不凡卻搖搖欲墜的寫字間。斯特勞斯仍然是“最後一位偉大的紳士出版家”。

    平平常常的起步

    (斯特勞斯出身不俗,他母親娘家姓古根海姆,出自一個大名鼎鼎的猶太富商家族。斯特勞斯1939年畢業于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娶青梅竹馬的女友桃樂茜為妻。二戰期間受雇于美國海軍,幫助打理海軍與出版界的公關工作。戰後他決心創辦自己的出版社,理由是“報紙只能包魚,而書卻可永遠保存在圖書館裏。”1946年,29歲的斯特勞斯與合夥人約翰法勞一起辦起了法勞斯特勞斯出版社。另一位主要出資人范艾倫,因其家族恥于將其姓氏與猶太人並列,而未將名字列入新公司的名稱。

    斯特勞斯邁入了紐約的出版世界,當時那種規模不大,名頭卻很響的文學出版社至少還有一打:斯克裏布納、克諾普、Rinehart、Hartcourt、Brace等等。他説,“引起我興趣的——是如何去賣好書。”斯特勞斯的勤奮和擅與人溝通的本領終於獲得了回報。)

    在法勞斯特勞斯公司成為美國最好的文學出版社之前,它只是一家普普通通的美國出版社。公司推出的第一本書是《美國佬:部隊的戰時故事》,這是一本摘自部隊雜誌《美國佬》的文章選集。不過斯特勞斯更喜歡説他們的頭一本書是《兩個海盜》,作者是幻想小説作家詹姆斯布蘭奇卡拜爾,有篇評論用“三個海盜”來形容此事:“那個傢夥寫完了,法勞斯特勞斯還向他索價三美元。”在他們早期的書單中,走中間市場路線的小説和非文學類作品(歷史小説,艾森豪威爾的演講稿之類)混雜一處,諸如《按點兒下廚》和《你為何還是單身?》什麼的,其意在大眾市場。在該公司于1946年秋天推出的第一份目錄的前言中,斯特勞斯和法勞寫道:“吾等書目概取綜合,其主題之選擇,或由娛樂,或由傳揚,或由勵志之期望。吾等將力避既非現實主義,亦非羅曼蒂克之作品。”當時他們在業內媒體上所做的廣告,也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廣告所宣揚的,或是“一本關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大膽而淫褻的小説”,或是“一個無所不為的男人令人愉快且色味兒十足的回憶錄”,要麼就是一個“在非洲草原和原始森森中大獵殺”的故事。

    “羅傑白手起家,假如你也是白手起家,你也會能弄到啥書就出啥書,”加萊西(FSG的現任總裁)對我説。不過,他們好歹也會磨練一下自己的商業判斷力。企鵝集團前任CEO,現在執掌望(Over look)出版社的彼得邁耶,回憶起斯特勞斯當時便展示出的“商人的敏感:這與你出什麼書,用什麼風格,以及怎樣出書的本能密切相關。他知道人們現在以及明年想讀什麼,或是僅僅就是明年一年的胃口。”1949年,斯特勞斯走了極為重要的一步棋,他弄到了一本新書,作者是蓋勞德豪瑟——一個深為葛麗泰嘉寶所推崇的褐膚而時髦的營養學家。這本《更年輕,更長壽》一書論證説,現代的馬桶做得太高,且大力鼓吹酸奶和赤糖糊的治病特性——他吹得實在太離譜,終於讓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表態説,此種益處被“大大誤傳了”,並將紐約羅切斯特一家保健食品店中的書一舉查封。該書成為1950年的暢銷書,頭一年便銷出了30萬本,令法勞斯特勞斯得以存活。“那就好像是你在給自己印鈔票,”斯特勞斯回憶説。

    斯特勞斯從未受制於此次或別的商業上的成功,從一開始他便渴望看到法勞斯特勞斯的圖書目錄上出現嚴肅的作品。在嚴肅的市場上做買賣,會令他那種理想出版人的感覺得到滿足。他説,他一直想成為“一個正統的、重要的、中等規模的出版商。”但是經營“一家生意興隆的出版社,它至少看起來要顯得很文學化,即便有時它也得為某些不那麼文學的東西埋單”,這令他對財務狀況的擔心與日俱增。“羅傑沒有放過到手的機會,”加萊西説,“從某種程度上説,文學便是他最大的機會。”一家文學出版社可以保持低開銷——沒人指望得到很高的薪水或稿酬,在面對當紅作家時,它也有優勢,包括那些連國家圖書獎也沒得過的作家,他們很樂意與一家有高雅之名的出版社合作。(按照斯特勞斯本人的説法,大眾作家往往是勢利眼。)在私生活方面,斯特勞斯穿著考究的露富作風聲名遠播,往往讓來到他英格蘭鄉間別墅的客人們感到心旌搖蕩。除了衣櫥,他很懶得在自己身上花錢。在生意上,斯特勞斯開始感到他自己的經商哲學正在形成,按照前任FSG副主編、小説家裏克默迪充滿讚許地向我描述的那樣,斯特勞斯“付錢謹慎,而且會把錢包捂到付印前的最後一刻。”出版人的敬業和魅力對他的小氣而言,是個很好的補償。羅傑斯特勞斯三世指出:“如果你是個作家,有個編輯對你的作品很感興趣,你會想,天啊,我死了,上了天了。有個看上你作品的出版人——而且這個出版人還有他媽的自己的公司,就好比吃了一劑春藥,可是哪能弄到那麼多這樣的作家。”

    一開始,説服業內同仁將FSG視作文學出版商還真不容易。斯特勞斯回想起,他和兩個日後優秀的紐約文學代理人戴繆德羅素和亨利沃坎寧共進午餐的情形,他正想法子把他們的作者拉一部分過來。那兩個代理人有彬彬有禮地説:“我們為什麼要把一本書給你,而不給斯克裏布納、Harcourt或是克諾普呢?”斯特勞斯知道他們想説什麼。“我知道了,我他媽的還能幹嘛?我知道了,好吧,我到國外去看看。”

    斯特勞斯就像個帶著口香糖的軍需品供應商一樣離家遠行,在歐洲大大出了一回風頭。斯特勞斯行至義大利,蒐羅好書,他發現了一部經典之作——《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是卡洛列維關於自己在30年代中期的義大利南部遭政治流放的回憶錄。譯本由法勞斯特勞斯于1947年出版,這是該公司首次在高層次讀者中獲得成功,現在已重印至第31版。

    諾貝爾獎得主的大本營

    斯特勞斯仍舊每個禮拜去四次辦公室,出席每週的的編輯例會,閱讀一切。“他參與每項重大決策,”加萊西説,“得不到他的首肯,我就不能簽下新書。但是我告訴他我們正在做的每件工作,我就每筆買賣向他請教。”斯特勞斯説他仍然靠新發現來保持精神的活躍狀態。“這便是你早上還能跳下床的原因所在。發現了某個不一般的新作家……這非常迷人。感覺好極了。這是成功,是‘老天啊,我們有事可為,我們有所發現。’”

    (到50年代,法勞斯特勞斯已經在文學作品出版方面小有地位,它出版了列維、莫拉維亞、埃德蒙威爾遜,以及不久之後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和弗朗索瓦莫裏亞克等人的作品。1955年,羅伯特吉羅加入公司,擔當總編一職。他將大詩人TS艾略特帶進這家尚處創立階段的新出版社。大發展的日子到了。隨後幾年,還有16位作家接踵而至,包括約翰貝瑞曼、羅伯特洛厄爾、讓斯塔福、伊麗莎白畢曉普、弗蘭妮奧康納和伯納德馬拉默德。雖説往往是作家跟著編輯換新的出版社,但有時作家們也會追隨別的作家。這樣,在FSG的作家隊伍中,很快又新增了傑克凱如阿克,湯姆沃爾夫和約翰麥克菲等人的名字。)

    1960年,克諾普(Knopf)出版社與藍燈書屋合併,標誌著美國出版業大聯合、大動蕩時期的開始。到1972年約翰法勞因染病多年而退休時,斯特勞斯正逐步將公司發展成出版業合併的抗拒者。儘管FSG也通過購並建立起自己的小帝國,1960年買入專印平裝書的Noonday出版社,1971年購並了學術出版社Hill&Wang。斯特勞斯成了獨立路線的代言人。

    相對其他出版商而言,FSG更多從純粹的編輯角度,而非日後的銷售方案出發——某位編輯可以堅持對一部新手稿的看法。出版社始終對不賣座的作家保持信心。該社的書印製精美。它也是首家對滯銷書支付版稅的出版社。飽含深情地稱斯特勞斯為“老闆”的約瑟夫布羅茨基曾説:“其他出版社可比作工廠,而FSG不是出版社,它是我家的延伸。”編輯們從不對作者貼身緊逼。“如果我遲交了書稿,他們從不會糾纏我,”沃爾夫説,“我們之間一直是一種私人的和非官僚主義的關係。”麥克菲則談及“一種對細節難以置信的關注,而且他們會與作者分享。”斯特勞斯表現出的虔誠和獻身精神,應該説與公司在所有權上的獨立有關。“他們在賣書上的勁頭不像其他出版社那麼大,”艾薩克辛格曾在20世紀70年代末説,“但我的書還是在賣。他們待我很好,如果我有個問題要問,我可以打電話給大老闆。我用不著去考慮誰才是那兒的主子。”

    作為回報,作家們經常為公司審讀書稿。這裡有個沒賺著錢的例子,1980年前後,斯特勞斯請蘇珊桑塔格幫他審讀兩部小説,一本是薩爾瓦托雷塞塔所寫的《審判日》,另一本是翁貝托艾柯的《玫瑰之名》。“我説:‘寶貝兒,讀一下這兩本該死的書,完了跟我説説你的想法,’”斯特勞斯告訴我説,“她讀完之後説:‘你該把它們全買下來。’我説:‘得了,我能出多少義大利佬的書啊?’我説:‘哪本最好?’她説:‘都挺好。’我説‘得了得了,哪本最好?’她説:‘我更喜歡塞塔那一本。’所以我買下了塞塔,放過了艾柯。後來塞塔那本書賣了兩千本。我靠!”《玫瑰之名》後由哈考特布萊思約萬諾維奇出版社出版,在全球銷出了1500萬冊。“艾柯知道這個段子,他常常拿這個取笑我。”

    艾薩克辛格于1978年獲得諾貝爾獎。在隨後的17年裏,另有九位FSG的作者成為諾貝爾獎得主:捷斯拉伕米洛什、埃利亞斯卡內蒂、威廉戈爾丁、沃爾索因卡、約瑟夫布羅茨基、加米略何塞塞拉、南丁戈迪默、德雷克瓦爾科特和塞默斯希尼。FSG還擁有另外十位早期獲獎者,其中包括艾略特和赫爾曼黑塞。有個流傳的笑話説,斯特勞斯每年12月份都在斯德哥爾摩備有套房。“他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然後説:‘噢,老天爺,我又得去斯德哥爾摩了,’”德雷克瓦爾科特告訴我。

    到了80年代中期,FSG的作家們還贏得了15個國家圖書獎和六個普利策獎。1987年,令人尷尬的商業成功出現了。曾受雇于藍燈書屋,前些年才加入公司,有“五千本編輯”(意指只能銷出5000本書的編輯)之稱的喬納森加萊西,很快讓公司的雅名發生了動搖,他説服作家斯科特圖羅,不顧其他出版社30萬甚至40萬美元的報價,以20萬美元將其法律驚悚小説《推定無罪》(Presumed Innosent)賣給了FSG。“比起其他出版社,法勞斯特勞斯出過更多我喜歡的書,”圖羅説。該書在精裝書排行榜上呆了11個月之久。《浮華野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于同年晚些時候出版。這令公司很快變成了斯特勞斯所稱的“暴發戶”。圖羅回憶道:“喬納森給我打電話説:‘又得重印了。想想看,這下我們又能推出三個新詩人了。’我記得他在電話裏説:‘現在我們能買健康保險,也能給我們的員工做一個利潤分成計劃了。”辦公室也得以重新粉刷。

    然而出版業正在發生變革。正如斯特勞斯所言:“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1975年,西蒙和舒斯特被Gulf&Western購並,後者又併入了派拉蒙,最終被維亞康姆收購。1987年,魯珀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買下了Happer&Row(即今天的哈潑柯林斯)。那些爹媽有錢的公司,可以提前預付遠高於預期收入的稿酬,吸引優秀作家加盟。預付稿酬和實際收益之間,媒體巨頭和獨立企業的開銷能力之間的差距日益加大。雖然渴望在FSG出書的作家們,一直以來都願意做些經濟上的犧牲,但這種犧牲越來越大。

    在此期間,代理人開始無所不在。生意越來越得當面鑼對面鼓地來談。80年代末,在斯特勞斯家裏舉辦的一次雞尾酒會上,安德魯威利向菲利普羅斯毛遂自薦,羅斯不久就成了威利的客戶。“我一直都是付他每本書的全球版權15萬美元,”羅傑斯特勞斯説,“威利説:‘你得跟他簽一個三本書90萬美元的合同,而且僅僅是美國版權,’我説:‘去你媽的,’他轉身就去了西蒙和舒斯特。”

    斯特勞斯被激怒了,儘管他已同威利和解,但和羅斯從此形同路人。“我告訴你威利到底是何種貨色,”斯特勞斯最近説,“威利是堆狗屎,但他非常聰明,的確是所有代理商中最有智謀的一個。他很好讀,他有很好的品味,他很精明,他唯利是圖——對一切都是如此——他令自己成為對拉什迪、菲利普羅斯這樣的人來説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讀過這些人的書,理解他們,也能同他們交談。”

    “他説我是狗屎?”威利隨後問道。他想了一會兒,“我是狗屎。嗯,他説的不錯。”接下來,他將斯特勞斯形容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我想要是還有人對文學感興趣的話,那羅傑肯定是其中一個。”但是威利也把斯特勞斯稱作惡棍,告訴我他的“脾氣實在太壞”。威利笑著説,“我總是很高興跟羅傑交談,不過,有時他並不愛搭理我。”

    羅斯1989年的出走,標誌著騷動時期的開始。1990年,FSG高估了斯科特圖羅的小説《證據所累》(The Burden of Proof),印了大約15萬本,大大超出了市場的需求。衰退期隨之而來,企業不得不勒緊腰帶過日子,減薪裁員。斯特勞斯和吉羅之間的關係,因喬納森加萊西在公司裏漸握重權而日見緊張。1993年,羅傑斯特勞斯三世離開了FSG。一份簡報指出此事緣于父子之間的“理念不同”。這一措詞掩蓋了令人痛苦的代溝,而部分原因在於這樣一種分岐,即花多大代價在大眾市場上重現圖羅那樣的成功。(兒子想將公司更深地引入大眾市場,而斯特勞斯據説在編輯會上對兒子釜底抽薪。)然而父子並未決裂,好像也沒有長期不和。

    30年來,包括迪斯尼和藍燈書屋這樣的大公司,一直在不斷追求FSG,但斯特勞斯始終守身如玉,併為此深感自豪。可是,1994年的一天,斯特勞斯終於拉上兒子去吃午餐,他説:“我準備幹了。”羅傑斯特勞斯三世的出走可能促成了他要出售的決定,但兩人都認為,出版業的新環境已使出售不可避免。斯特勞斯不得不為他的作者、員工和三、四十個公司外的股東打算。

    他的兒子在午餐時説,“你覺得這樣做對嗎?”斯特勞斯答道:“我想是對的。”當時他的反應,如果不是特別鬱悶的話,也多少有點不同往常。“他沒花太多時間沉于往事,”他兒子告訴我,“我想他是希望一切照舊。我覺得,他特別不喜歡一個金錢萬能的世界,那裏面作者和出版人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成分便是錢。”斯特勞斯給他的朋友迪特馮霍茨布林克打了個電話,後者當時擔任著這家媒體公司的主席,由他父親格奧爾格馮霍茨布林克創立於1934年的這家公司仍為家族所有,所以斯特勞斯知道,他們也會尊重他。“你想玩玩嗎?”他問電話那頭。馮霍茨布林克答道:“告訴我你想給公司標價多少,我會給你寫張支票。”他兒子透露,斯特勞斯的賣價“高過3000萬美元”。這筆買賣在1994年11月對外公佈,斯特勞斯説:“什麼都不會改變。一切都會保持原樣。”

    保護神

    “一旦你被視作保護神,從某種程度上説,你便可以逍遙法外,”望出版社的發行人彼得邁耶説,“CEO不能做的事兒,保護神可以做。CEO可以被取代,而保護神不會。”在任命加萊西為公司總裁和發行人之後,斯特勞斯實際上已被允許指定其接班人。斯特勞斯甚至在想,如果沒什麼大變動,也不用更改公司網址的話,公司的名字應該反映出加萊西的崛起。“我喜歡叫作法勞斯特勞斯和加萊西出版社,但是我不會因此而害死吉羅。”

    幸虧有了來自斯圖加特的財力支援,斯特勞斯可以在他以前經常嘲弄的大宗圖書交易中競價了,即便他的大多數作者還在等著德國人讓他們發筆橫財。安德魯威利説:“我期望羅傑——我不該這麼説,但這是實話——我期望羅傑在霍茨布林克得到了法勞斯特勞斯之後,能變得不太那麼吝嗇。情況卻截然相反。”當我在斯特勞斯位於紐約的辦公室拜會他時,這一點剛于最近得到驗證。令他有些痛苦的是,他為代理人琳奈斯比特代理的一本小説處女作開出了125萬美元。這是個“瘋狂的價格”,斯特勞斯邊説邊聳聳肩,做了個“還能怎樣呢”的姿勢。他的出價失敗了。“我們接到了奈斯比特小女士打來的電話,她説:‘哎呀,咱們這筆買賣完了,我得到了一個優先出價,給這小子簽下了一份兩本書400萬美元的合同。’我對我的編輯説:‘對他的下一本書,我本來可以給這小子出不少主意的。’我問他:‘下一本書講什麼?’‘嗯,某種續集吧。’”

    斯特勞斯笑了起來。他好像很高興終於能夠參與出價,同時也為自己在競價中敗北而高興。

    (本文原載今年4月8日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原題“Showboat”by Ian Parker。因篇幅所限,未能全文盡譯。未譯之重要段落,皆略作梗概,以楷體字排于文中。小標題是譯者加的。斯特勞斯照片為原文配圖。)

    (作者:伊安帕克譯文:康慨)

    《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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