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勞斯赤手空拳,把一家只能做歷史小説和營養指南的小出版社,變成了美國出版史上最具前瞻性的經典文學帝國。“我哪是什麼超級經紀人啊,”他説,“不,我只是個拉皮條的。”
文學帝國的守護神
文學的盛宴
數月前,正值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期間,專印文學作品的法勞 斯特勞斯和吉羅出版社(Farrar,Straus&Giroux,FSG)之創始人和新任主席羅傑 斯特勞斯,在法蘭克福一傢俬人酒店的餐廳,為大約25人舉辦了一次晚餐會。在他落座開吃牡蠣和鹿肉之前,85歲的斯特勞斯微笑著踱遍房間,他帶著懶散的魅力,手插在口袋裏,時而老腰微挺,好像要唱《飛向月球》(譯注:一首很有名的老歌,1950年代弗蘭克 辛納特拉演唱的版本最為有名)。他身穿高級雙排扣條紋西裝,捲曲的白髮從臉上滑過。他以雙手撫肩歡迎男賓,對某些女客,則連施三吻:兩個臉蛋各親一下,腦門上再來一口。無論男女,他開口總是一句:“嗨,寶貝兒!”
斯特勞斯是老出版業的象徵,較之今日,似乎更單純,更具豪俠之氣。他的客人皆為歐洲最有權勢的出版商——一位英國編輯稱他們是“諾貝爾小分隊”,氣氛輕鬆隨意,卻也禮數週全。“歐洲文學的一半代表都在這桌子邊上了,”一位來賓説。她接著略顯鄭重地説:“如果你接到這張請柬,你便已身登奧林匹斯聖山,從此已無處可以高攀。”只聽餐刀輕擊酒杯,大名鼎鼎的德國文學出版社蘇康(譯注:Suhrkamp,1950年由彼得 蘇康在作家黑塞的提議下創立,是目前德國影響最大的人文科學書籍出版社)的頭兒齊格菲 安塞德,起身向斯特勞斯敬酒。他大概與斯特勞斯同齡,看似一個穿著喪服的職業拳手。“當我們相逢,就一直想弄明白,莫非別人都是鐵石心腸?”他慢吞吞地説道。斯特勞斯給全體賓客來了個飽含深情的飛吻。義大利菲屈奈利(Feltrineli)出版社的總裁,也是該社激進的百萬富翁創辦人遺孀的英格 菲屈奈利,充滿欽敬看著他。“很久以前在紐約我就結識了羅傑,”她操著口音很重的英語説。“他看起來就像大人物蓋茨比。他與布魯克斯兄弟的(譯注:源自紐約的男裝品牌,以休閒風格聞名)那種味道截然相反。他是我遇到的極品男人——絕對時髦,性感。瞧那袖扣的尺寸,還有那領帶……”為了更好表現他那寬領帶的光彩奪目,她將雙手放在顎下,做了個誇張而翻捲的動作,“有一次,我們吃午飯——(他穿了)淺棕色,一件淺棕色的開士米茄克。我摸了摸,説:‘羅傑,你真是棒極了。’吃過午餐,他還去幫蘇珊 桑塔格寄信。她老有這種活兒。你知道,他是個很會疼女孩子的紳士。”
儘管羅傑 斯特勞斯的公司現已轉為德國最大之一的媒體巨頭所有,但他仍然扮演著獨立的美國出版商的角色,這一點雖然奇怪卻令人信服。自20世紀60年代起,絕大多數美國出版社都已落入跨國公司囊中,作為艾薩克 辛格、亞歷山大 索爾仁尼琴、馬利奧 巴爾加斯 略薩、以及約翰 麥克菲等人的出版商,嚴守公司所有權的斯特勞斯,已經成為足以振奮掙扎中的書業的人物,讓記者們津津樂道。然而,到了1994年,在放棄了他那不願延續其傳統的兒子羅傑 斯特勞斯三世之後,斯特勞斯宣佈將FSG售與格奧爾格 馮 霍茨布林克出版集團(Gerorg Von Holtzbrinck Publishing Group),該公司位於斯圖加特,在歐美擁有八家子社,包括亨利 霍爾特(Henry Holt),聖馬丁(St.Martin's)和鬥牛士(Picador)。斯特勞斯繼續執掌FSG,自1946年他一直經營著該公司。不過,讓他的朋友和幾個敵人大為驚奇的是,不知何故,他還繼續勇於擔當著美國出版業反合併的象徵。FSG外表上的獨立,從某種程度上説明瞭馮 霍茨布林克的不干涉風格,但也特別反映出斯特勞斯所扮角色的誘人魅力(和商業價值),也反映出在當今世上,他的地位是如何難以撼動。他這些東西從未改變:寬領帶和淡紫色的短襪,20世紀50年代好萊塢隨筆專欄作家那種輕浮、易信的作派,對美國出版業新格局臭名遠揚的冷漠態度(“所謂媒體巨頭純屬一派胡言,狗屎不如”),進行專業報復的各種插曲,以及位於聯合廣場的自命不凡卻搖搖欲墜的寫字間。斯特勞斯仍然是“最後一位偉大的紳士出版家”。
平平常常的起步
(斯特勞斯出身不俗,他母親娘家姓古根海姆,出自一個大名鼎鼎的猶太富商家族。斯特勞斯1939年畢業于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娶青梅竹馬的女友桃樂茜為妻。二戰期間受雇于美國海軍,幫助打理海軍與出版界的公關工作。戰後他決心創辦自己的出版社,理由是“報紙只能包魚,而書卻可永遠保存在圖書館裏。”1946年,29歲的斯特勞斯與合夥人約翰 法勞一起辦起了法勞 斯特勞斯出版社。另一位主要出資人范 艾倫,因其家族恥于將其姓氏與猶太人並列,而未將名字列入新公司的名稱。
斯特勞斯邁入了紐約的出版世界,當時那種規模不大,名頭卻很響的文學出版社至少還有一打:斯克裏布納、克諾普、Rinehart、Hartcourt、Brace等等。他説,“引起我興趣的——是如何去賣好書。”斯特勞斯的勤奮和擅與人溝通的本領終於獲得了回報。)
在法勞 斯特勞斯公司成為美國最好的文學出版社之前,它只是一家普普通通的美國出版社。公司推出的第一本書是《美國佬:部隊的戰時故事》,這是一本摘自部隊雜誌《美國佬》的文章選集。不過斯特勞斯更喜歡説他們的頭一本書是《兩個海盜》,作者是幻想小説作家詹姆斯 布蘭奇 卡拜爾,有篇評論用“三個海盜”來形容此事:“那個傢夥寫完了,法勞 斯特勞斯還向他索價三美元。”在他們早期的書單中,走中間市場路線的小説和非文學類作品(歷史小説,艾森豪威爾的演講稿之類)混雜一處,諸如《按點兒下廚》和《你為何還是單身?》什麼的,其意在大眾市場。在該公司于1946年秋天推出的第一份目錄的前言中,斯特勞斯和法勞寫道:“吾等書目概取綜合,其主題之選擇,或由娛樂,或由傳揚,或由勵志之期望。吾等將力避既非現實主義,亦非羅曼蒂克之作品。”當時他們在業內媒體上所做的廣告,也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廣告所宣揚的,或是“一本關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大膽而淫褻的小説”,或是“一個無所不為的男人令人愉快且色味兒十足的回憶錄”,要麼就是一個“在非洲草原和原始森森中大獵殺”的故事。
“羅傑白手起家,假如你也是白手起家,你也會能弄到啥書就出啥書,”加萊西(FSG的現任總裁)對我説。不過,他們好歹也會磨練一下自己的商業判斷力。企鵝集團前任CEO,現在執掌望(Over look)出版社的彼得 邁耶,回憶起斯特勞斯當時便展示出的“商人的敏感:這與你出什麼書,用什麼風格,以及怎樣出書的本能密切相關。他知道人們現在以及明年想讀什麼,或是僅僅就是明年一年的胃口。”1949年,斯特勞斯走了極為重要的一步棋,他弄到了一本新書,作者是蓋勞德 豪瑟——一個深為葛麗泰 嘉寶所推崇的褐膚而時髦的營養學家。這本《更年輕,更長壽》一書論證説,現代的馬桶做得太高,且大力鼓吹酸奶和赤糖糊的治病特性——他吹得實在太離譜,終於讓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表態説,此種益處被“大大誤傳了”,並將紐約羅切斯特一家保健食品店中的書一舉查封。該書成為1950年的暢銷書,頭一年便銷出了30萬本,令法勞 斯特勞斯得以存活。“那就好像是你在給自己印鈔票,”斯特勞斯回憶説。
斯特勞斯從未受制於此次或別的商業上的成功,從一開始他便渴望看到法勞 斯特勞斯的圖書目錄上出現嚴肅的作品。在嚴肅的市場上做買賣,會令他那種理想出版人的感覺得到滿足。他説,他一直想成為“一個正統的、重要的、中等規模的出版商。”但是經營“一家生意興隆的出版社,它至少看起來要顯得很文學化,即便有時它也得為某些不那麼文學的東西埋單”,這令他對財務狀況的擔心與日俱增。“羅傑沒有放過到手的機會,”加萊西説,“從某種程度上説,文學便是他最大的機會。”一家文學出版社可以保持低開銷——沒人指望得到很高的薪水或稿酬,在面對當紅作家時,它也有優勢,包括那些連國家圖書獎也沒得過的作家,他們很樂意與一家有高雅之名的出版社合作。(按照斯特勞斯本人的説法,大眾作家往往是勢利眼。)在私生活方面,斯特勞斯穿著考究的露富作風聲名遠播,往往讓來到他英格蘭鄉間別墅的客人們感到心旌搖蕩。除了衣櫥,他很懶得在自己身上花錢。在生意上,斯特勞斯開始感到他自己的經商哲學正在形成,按照前任FSG副主編、小説家裏克 默迪充滿讚許地向我描述的那樣,斯特勞斯“付錢謹慎,而且會把錢包捂到付印前的最後一刻。”出版人的敬業和魅力對他的小氣而言,是個很好的補償。羅傑 斯特勞斯三世指出:“如果你是個作家,有個編輯對你的作品很感興趣,你會想,天啊,我死了,上了天了。有個看上你作品的出版人——而且這個出版人還有他媽的自己的公司,就好比吃了一劑春藥,可是哪能弄到那麼多這樣的作家。”
一開始,説服業內同仁將FSG視作文學出版商還真不容易。斯特勞斯回想起,他和兩個日後優秀的紐約文學代理人戴繆德 羅素和亨利 沃坎寧共進午餐的情形,他正想法子把他們的作者拉一部分過來。那兩個代理人有彬彬有禮地説:“我們為什麼要把一本書給你,而不給斯克裏布納、Harcourt或是克諾普呢?”斯特勞斯知道他們想説什麼。“我知道了,我他媽的還能幹嘛?我知道了,好吧,我到國外去看看。”
斯特勞斯就像個帶著口香糖的軍需品供應商一樣離家遠行,在歐洲大大出了一回風頭。斯特勞斯行至義大利,蒐羅好書,他發現了一部經典之作——《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是卡洛 列維關於自己在30年代中期的義大利南部遭政治流放的回憶錄。譯本由法勞 斯特勞斯于1947年出版,這是該公司首次在高層次讀者中獲得成功,現在已重印至第31版。
諾貝爾獎得主的大本營
斯特勞斯仍舊每個禮拜去四次辦公室,出席每週的的編輯例會,閱讀一切。“他參與每項重大決策,”加萊西説,“得不到他的首肯,我就不能簽下新書。但是我告訴他我們正在做的每件工作,我就每筆買賣向他請教。”斯特勞斯説他仍然靠新發現來保持精神的活躍狀態。“這便是你早上還能跳下床的原因所在。發現了某個不一般的新作家……這非常迷人。感覺好極了。這是成功,是‘老天啊,我們有事可為,我們有所發現。’”
(到50年代,法勞 斯特勞斯已經在文學作品出版方面小有地位,它出版了列維、莫拉維亞、埃德蒙 威爾遜,以及不久之後的瑪格麗特 杜拉斯和弗朗索瓦 莫裏亞克等人的作品。1955年,羅伯特 吉羅加入公司,擔當總編一職。他將大詩人T S 艾略特帶進這家尚處創立階段的新出版社。大發展的日子到了。隨後幾年,還有16位作家接踵而至,包括約翰 貝瑞曼、羅伯特 洛厄爾、讓 斯塔福、伊麗莎白 畢曉普、弗蘭妮 奧康納和伯納德 馬拉默德。雖説往往是作家跟著編輯換新的出版社,但有時作家們也會追隨別的作家。這樣,在FSG的作家隊伍中,很快又新增了傑克 凱如阿克,湯姆 沃爾夫和約翰 麥克菲等人的名字。)
1960年,克諾普(Knopf)出版社與藍燈書屋合併,標誌著美國出版業大聯合、大動蕩時期的開始。到1972年約翰 法勞因染病多年而退休時,斯特勞斯正逐步將公司發展成出版業合併的抗拒者。儘管FSG也通過購並建立起自己的小帝國,1960年買入專印平裝書的Noonday出版社,1971年購並了學術出版社Hill&Wang。斯特勞斯成了獨立路線的代言人。
相對其他出版商而言,FSG更多從純粹的編輯角度,而非日後的銷售方案出發——某位編輯可以堅持對一部新手稿的看法。出版社始終對不賣座的作家保持信心。該社的書印製精美。它也是首家對滯銷書支付版稅的出版社。飽含深情地稱斯特勞斯為“老闆”的約瑟夫 布羅茨基曾説:“其他出版社可比作工廠,而FSG不是出版社,它是我家的延伸。”編輯們從不對作者貼身緊逼。“如果我遲交了書稿,他們從不會糾纏我,”沃爾夫説,“我們之間一直是一種私人的和非官僚主義的關係。”麥克菲則談及“一種對細節難以置信的關注,而且他們會與作者分享。”斯特勞斯表現出的虔誠和獻身精神,應該説與公司在所有權上的獨立有關。“他們在賣書上的勁頭不像其他出版社那麼大,”艾薩克 辛格曾在20世紀70年代末説,“但我的書還是在賣。他們待我很好,如果我有個問題要問,我可以打電話給大老闆。我用不著去考慮誰才是那兒的主子。”
作為回報,作家們經常為公司審讀書稿。這裡有個沒賺著錢的例子,1980年前後,斯特勞斯請蘇珊 桑塔格幫他審讀兩部小説,一本是薩爾瓦托雷 塞塔所寫的《審判日》,另一本是翁貝托 艾柯的《玫瑰之名》。“我説:‘寶貝兒,讀一下這兩本該死的書,完了跟我説説你的想法,’”斯特勞斯告訴我説,“她讀完之後説:‘你該把它們全買下來。’我説:‘得了,我能出多少義大利佬的書啊?’我説:‘哪本最好?’她説:‘都挺好。’我説‘得了得了,哪本最好?’她説:‘我更喜歡塞塔那一本。’所以我買下了塞塔,放過了艾柯。後來塞塔那本書賣了兩千本。我靠!”《玫瑰之名》後由哈考特 布萊思 約萬諾維奇出版社出版,在全球銷出了1500萬冊。“艾柯知道這個段子,他常常拿這個取笑我。”
艾薩克 辛格于1978年獲得諾貝爾獎。在隨後的17年裏,另有九位FSG的作者成為諾貝爾獎得主:捷斯拉伕 米洛什、埃利亞斯 卡內蒂、威廉 戈爾丁、沃爾 索因卡、約瑟夫 布羅茨基、加米略 何塞 塞拉、南丁 戈迪默、德雷克 瓦爾科特和塞默斯 希尼。FSG還擁有另外十位早期獲獎者,其中包括艾略特和赫爾曼 黑塞。有個流傳的笑話説,斯特勞斯每年12月份都在斯德哥爾摩備有套房。“他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然後説:‘噢,老天爺,我又得去斯德哥爾摩了,’”德雷克 瓦爾科特告訴我。
到了80年代中期,FSG的作家們還贏得了15個國家圖書獎和六個普利策獎。1987年,令人尷尬的商業成功出現了。曾受雇于藍燈書屋,前些年才加入公司,有“五千本編輯”(意指只能銷出5000本書的編輯)之稱的喬納森 加萊西,很快讓公司的雅名發生了動搖,他説服作家斯科特 圖羅,不顧其他出版社30萬甚至40萬美元的報價,以20萬美元將其法律驚悚小説《推定無罪》(Presumed Innosent)賣給了FSG。“比起其他出版社,法勞 斯特勞斯出過更多我喜歡的書,”圖羅説。該書在精裝書排行榜上呆了11個月之久。《浮華野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于同年晚些時候出版。這令公司很快變成了斯特勞斯所稱的“暴發戶”。圖羅回憶道:“喬納森給我打電話説:‘又得重印了。想想看,這下我們又能推出三個新詩人了。’我記得他在電話裏説:‘現在我們能買健康保險,也能給我們的員工做一個利潤分成計劃了。”辦公室也得以重新粉刷。
然而出版業正在發生變革。正如斯特勞斯所言:“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1975年,西蒙和舒斯特被Gulf&Western購並,後者又併入了派拉蒙,最終被維亞康姆收購。1987年,魯珀特 默多克的新聞集團買下了Happer&Row(即今天的哈潑柯林斯)。那些爹媽有錢的公司,可以提前預付遠高於預期收入的稿酬,吸引優秀作家加盟。預付稿酬和實際收益之間,媒體巨頭和獨立企業的開銷能力之間的差距日益加大。雖然渴望在FSG出書的作家們,一直以來都願意做些經濟上的犧牲,但這種犧牲越來越大。
在此期間,代理人開始無所不在。生意越來越得當面鑼對面鼓地來談。80年代末,在斯特勞斯家裏舉辦的一次雞尾酒會上,安德魯 威利向菲利普 羅斯毛遂自薦,羅斯不久就成了威利的客戶。“我一直都是付他每本書的全球版權15萬美元,”羅傑 斯特勞斯説,“威利説:‘你得跟他簽一個三本書90萬美元的合同,而且僅僅是美國版權,’我説:‘去你媽的,’他轉身就去了西蒙和舒斯特。”
斯特勞斯被激怒了,儘管他已同威利和解,但和羅斯從此形同路人。“我告訴你威利到底是何種貨色,”斯特勞斯最近説,“威利是堆狗屎,但他非常聰明,的確是所有代理商中最有智謀的一個。他很好讀,他有很好的品味,他很精明,他唯利是圖——對一切都是如此——他令自己成為對拉什迪、菲利普 羅斯這樣的人來説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讀過這些人的書,理解他們,也能同他們交談。”
“他説我是狗屎?”威利隨後問道。他想了一會兒,“我是狗屎。嗯,他説的不錯。”接下來,他將斯特勞斯形容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我想要是還有人對文學感興趣的話,那羅傑肯定是其中一個。”但是威利也把斯特勞斯稱作惡棍,告訴我他的“脾氣實在太壞”。威利笑著説,“我總是很高興跟羅傑交談,不過,有時他並不愛搭理我。”
羅斯1989年的出走,標誌著騷動時期的開始。1990年,FSG高估了斯科特 圖羅的小説《證據所累》(The Burden of Proof),印了大約15萬本,大大超出了市場的需求。衰退期隨之而來,企業不得不勒緊腰帶過日子,減薪裁員。斯特勞斯和吉羅之間的關係,因喬納森 加萊西在公司裏漸握重權而日見緊張。1993年,羅傑 斯特勞斯三世離開了FSG。一份簡報指出此事緣于父子之間的“理念不同”。這一措詞掩蓋了令人痛苦的代溝,而部分原因在於這樣一種分岐,即花多大代價在大眾市場上重現圖羅那樣的成功。(兒子想將公司更深地引入大眾市場,而斯特勞斯據説在編輯會上對兒子釜底抽薪。)然而父子並未決裂,好像也沒有長期不和。
30年來,包括迪斯尼和藍燈書屋這樣的大公司,一直在不斷追求FSG,但斯特勞斯始終守身如玉,併為此深感自豪。可是,1994年的一天,斯特勞斯終於拉上兒子去吃午餐,他説:“我準備幹了。”羅傑 斯特勞斯三世的出走可能促成了他要出售的決定,但兩人都認為,出版業的新環境已使出售不可避免。斯特勞斯不得不為他的作者、員工和三、四十個公司外的股東打算。
他的兒子在午餐時説,“你覺得這樣做對嗎?”斯特勞斯答道:“我想是對的。”當時他的反應,如果不是特別鬱悶的話,也多少有點不同往常。“他沒花太多時間沉于往事,”他兒子告訴我,“我想他是希望一切照舊。我覺得,他特別不喜歡一個金錢萬能的世界,那裏面作者和出版人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成分便是錢。”斯特勞斯給他的朋友迪特 馮 霍茨布林克打了個電話,後者當時擔任著這家媒體公司的主席,由他父親格奧爾格 馮 霍茨布林克創立於1934年的這家公司仍為家族所有,所以斯特勞斯知道,他們也會尊重他。“你想玩玩嗎?”他問電話那頭。馮 霍茨布林克答道:“告訴我你想給公司標價多少,我會給你寫張支票。”他兒子透露,斯特勞斯的賣價“高過3000萬美元”。這筆買賣在1994年11月對外公佈,斯特勞斯説:“什麼都不會改變。一切都會保持原樣。”
保護神
“一旦你被視作保護神,從某種程度上説,你便可以逍遙法外,”望出版社的發行人彼得 邁耶説,“CEO不能做的事兒,保護神可以做。CEO可以被取代,而保護神不會。”在任命加萊西為公司總裁和發行人之後,斯特勞斯實際上已被允許指定其接班人。斯特勞斯甚至在想,如果沒什麼大變動,也不用更改公司網址的話,公司的名字應該反映出加萊西的崛起。“我喜歡叫作法勞 斯特勞斯和加萊西出版社,但是我不會因此而害死吉羅。”
幸虧有了來自斯圖加特的財力支援,斯特勞斯可以在他以前經常嘲弄的大宗圖書交易中競價了,即便他的大多數作者還在等著德國人讓他們發筆橫財。安德魯 威利説:“我期望羅傑——我不該這麼説,但這是實話——我期望羅傑在霍茨布林克得到了法勞 斯特勞斯之後,能變得不太那麼吝嗇。情況卻截然相反。”當我在斯特勞斯位於紐約的辦公室拜會他時,這一點剛于最近得到驗證。令他有些痛苦的是,他為代理人琳 奈斯比特代理的一本小説處女作開出了125萬美元。這是個“瘋狂的價格”,斯特勞斯邊説邊聳聳肩,做了個“還能怎樣呢”的姿勢。他的出價失敗了。“我們接到了奈斯比特小女士打來的電話,她説:‘哎呀,咱們這筆買賣完了,我得到了一個優先出價,給這小子簽下了一份兩本書400萬美元的合同。’我對我的編輯説:‘對他的下一本書,我本來可以給這小子出不少主意的。’我問他:‘下一本書講什麼?’‘嗯,某種續集吧。’”
斯特勞斯笑了起來。他好像很高興終於能夠參與出價,同時也為自己在競價中敗北而高興。
(本文原載今年4月8日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原題“Showboat”by Ian Parker。因篇幅所限,未能全文盡譯。未譯之重要段落,皆略作梗概,以楷體字排于文中。小標題是譯者加的。斯特勞斯照片為原文配圖。)
(作者:伊安 帕克譯文:康慨)
《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