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我突然接到杜老的公子打來的電話，説杜老最近身體狀況下降得很厲害，但想見見我，可能是要安排點後事。我一聽，心裏就發緊，因為2000年10月底，卞之琳先生也是托他女兒打電話給我，命我過去，結果我去後一個多月卞老就仙逝了。我馬上約請社科院的劉士傑老師一起去，他是要去採訪杜老，這些年，他一直在致力於對詩壇老前輩們的採訪工作。

    1997年1月份，我曾去杜老府上拜訪過他。那是我初次見他。那時我在撰寫《中國文學年鑒》的詩歌部分，我是去向他請教有關問題並了解他的創作現狀的。那時，我就覺得他位於羊坊店的住處又窄又黑，現在由於北京西站附近周邊環境的大幅度改善，他住的那棟樓顯得更加陳舊、矮小、寒傖。

    去年年底，他發現心臟有問題，遂裝了起搏器，但效果並不好，所以在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醫院已經是幾進幾齣了。他躺在最小的房間的最小的一張行軍床上，腳邊放一台電視，微弱的體力和腦力恐怕都不允許他看書，他只好在電視機前消磨時光。他已經瘦縮得只剩下了皮包骨頭，但面色尚好，精神更佳。劉老師問了他許多問題，他的回答思路清晰、用詞簡潔、節奏平緩。他説吃飯、睡覺都不錯，每天還通過口述的方式寫回憶錄甚至寫詩，他讓我從一個櫃子裏取出一個筆電，上面有好幾首他最近寫的詩。臨走時，我們還跟他及師母相約過些日子再去看他。儘管我知道，像他那樣的耄耋老人隨時可能會有意外，但我還是覺得他去得太快、太突然。據説，7月16日傍晚，他吃飯、聊天、方便，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讓同病房的病友們都感到羨慕，但就在那天晚上，他看著電視，就像是太睏了，頭一歪，就睡著了，從此再沒有醒來。杜老1945年3月在緬甸硝煙瀰漫的虎康河谷寫過一首叫《林中鬼夜哭》的詩，用戲劇獨白的手法，模倣一個日本兵的處於生死之間的口吻，以調侃的求死語調説：“死是我一生最有意義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終於有了自由。”杜老自己的離開方式可能不是他自己故意的選擇，也許談不上意義，甚至談不上快樂，但至少不痛苦、不煩惱，親友們都為此感到安慰。

    朱自清先生在1942年的《詩與建國》一文中説，杜運燮的詩表現了“忍耐的勇敢”和“真切的快樂”。杜老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大度、灑脫、平和、謙遜、自然、樂觀。他的臉上似乎永遠挂著笑容，他的身體裏似乎總有生命力在洋溢。二戰的時候他曾在東南亞當兵，“文革”的時候他曾在山西當農民，他還有什麼看不透、想不開的呢？

    每次見面，他都慨嘆“九葉詩派”已經凋零了四葉，還剩下五葉了，而這五葉中，在紐約的袁可嘉心臟也有不適，在上海的辛笛動過相當大的前列腺手術，在溫州的唐甚至傳出過病危的消息，怎不叫人一想起來就心悸！但他説得非常坦然，就好像做好了一切準備，隨時可以出發去遠行似的。

    記得第一次見面，他就跟我談了很多，送給我他的詩集《晚稻集》以及他參與編寫的紀念詩人穆旦的文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在簽名時，他寫的是“偉鋒兄”，要知道，論年齡，我是他的孫輩啊。杜老是極為重情誼的人，他晚年對詩歌兄弟穆旦的遺著的出版之關心，甚至超過了他自己的。由於《穆旦文集》的編輯工作進展得異常緩慢，他作為主編頗為不滿，而此書的責任編輯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曾經想拉我加入編輯隊伍，但我婉拒了，因為他們早已有分工，一個蘿蔔一個坑，我橫插進去，是很不合適的，我説我願意幫著從旁邊和後邊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他也認為我的想法有道理，遂作罷。穆旦的家人都在北美，他們都很信任他，把在國內的大部分事宜都委託他或通過他來辦理，他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五月份，穆旦夫人周與良女士在美國去世的消息，也是他打電話告訴我的。

    這些年來，他一直非常關心我的創作和工作。是他建議我把筆名固定下來，當他在刊物上看到我的詩文，他會打電話來跟我説，表示祝賀和鼓勵，去年八月我在文學館操持召開“九葉詩派研討會”，他給予了我許多無可替代的支援、指導和路徑，使會議開得極為成功。當文學館決定設立九葉文庫時，他率先捐贈了他的書，還號召其他詩友全力支援文庫的建設。今年4月份，我受加拿大的一家法語詩歌刊物的委託，編輯中國當代詩歌特刊，杜老在病重狀態下為我遴選並寄來他的詩作的複印件。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歷史，中國新詩曾有過兩次高潮。一是在1940年代，以九葉派為代表；一是在1980年代，以朦朧派為代表。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朦朧派是越過了70年代、60年代和50年代的詩歌，直接上承九葉派的，使中國詩歌的現代性傳統得以隔代相傳，正是這一原因，杜運燮是依然為青年詩人所認可的少數幾個老輩詩人之一。其中標誌性的一個史事是：朦朧詩派的命名實際上就來自杜老的一首叫《秋》的詩。這首詩在1980年的《詩刊》發表後，有一個批評家説，那首詩讓人看不懂，朦朧得讓人氣悶。從此“朦朧”一詞在詩壇不脛而走，終於成為20世紀中國最大的詩歌流派。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以九葉詩派為首的中國現代詩歌的聲音一直被壓抑著、被遮蔽著，仿佛他們從歷史和現實中銷聲匿跡了似的。如果不是由於朦朧詩這個學生替老師伸了冤、平了反、張了目、造了勢，恐怕連詩歌圈、學術界都還不能完全認識九葉詩派的價值和地位。但是出了這圈這界，連許多學文學的年輕朋友都不知道九葉，不知道杜運燮。我想，如果中國的現代詩從50年代以來沒有被迫中斷的話，如果我們歷史上的詩歌環境是正常而健康的話，如果我們國民的素質再高一點的話，是不會有這樣令人尷尬而哭笑不得的結局的。

    《文匯報》2002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