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我一直在忙於我個人的中英文對照詩集《正在銹蝕的時針》的出版事宜。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一聽到杜運燮先生逝世的消息,我被內心涌上來的悲痛扼住了雙手,再也幹不下去。
6月初,我突然接到杜老的公子打來的電話,説杜老最近身體狀況下降得很厲害,但想見見我,可能是要安排點後事。我一聽,心裏就發緊,因為2000年10月底,卞之琳先生也是托他女兒打電話給我,命我過去,結果我去後一個多月卞老就仙逝了。我馬上約請社科院的劉士傑老師一起去,他是要去採訪杜老,這些年,他一直在致力於對詩壇老前輩們的採訪工作。
1997年1月份,我曾去杜老府上拜訪過他。那是我初次見他。那時我在撰寫《中國文學年鑒》的詩歌部分,我是去向他請教有關問題並了解他的創作現狀的。那時,我就覺得他位於羊坊店的住處又窄又黑,現在由於北京西站附近周邊環境的大幅度改善,他住的那棟樓顯得更加陳舊、矮小、寒傖。
去年年底,他發現心臟有問題,遂裝了起搏器,但效果並不好,所以在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醫院已經是幾進幾齣了。他躺在最小的房間的最小的一張行軍床上,腳邊放一台電視,微弱的體力和腦力恐怕都不允許他看書,他只好在電視機前消磨時光。他已經瘦縮得只剩下了皮包骨頭,但面色尚好,精神更佳。劉老師問了他許多問題,他的回答思路清晰、用詞簡潔、節奏平緩。他説吃飯、睡覺都不錯,每天還通過口述的方式寫回憶錄甚至寫詩,他讓我從一個櫃子裏取出一個筆電,上面有好幾首他最近寫的詩。臨走時,我們還跟他及師母相約過些日子再去看他。儘管我知道,像他那樣的耄耋老人隨時可能會有意外,但我還是覺得他去得太快、太突然。據説,7月16日傍晚,他吃飯、聊天、方便,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讓同病房的病友們都感到羨慕,但就在那天晚上,他看著電視,就像是太睏了,頭一歪,就睡著了,從此再沒有醒來。杜老1945年3月在緬甸硝煙瀰漫的虎康河谷寫過一首叫《林中鬼夜哭》的詩,用戲劇獨白的手法,模倣一個日本兵的處於生死之間的口吻,以調侃的求死語調説:“死是我一生最有意義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終於有了自由。”杜老自己的離開方式可能不是他自己故意的選擇,也許談不上意義,甚至談不上快樂,但至少不痛苦、不煩惱,親友們都為此感到安慰。
朱自清先生在1942年的《詩與建國》一文中説,杜運燮的詩表現了“忍耐的勇敢”和“真切的快樂”。杜老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大度、灑脫、平和、謙遜、自然、樂觀。他的臉上似乎永遠挂著笑容,他的身體裏似乎總有生命力在洋溢。二戰的時候他曾在東南亞當兵,“文革”的時候他曾在山西當農民,他還有什麼看不透、想不開的呢?
每次見面,他都慨嘆“九葉詩派”已經凋零了四葉,還剩下五葉了,而這五葉中,在紐約的袁可嘉心臟也有不適,在上海的辛笛動過相當大的前列腺手術,在溫州的唐甚至傳出過病危的消息,怎不叫人一想起來就心悸!但他説得非常坦然,就好像做好了一切準備,隨時可以出發去遠行似的。
記得第一次見面,他就跟我談了很多,送給我他的詩集《晚稻集》以及他參與編寫的紀念詩人穆旦的文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在簽名時,他寫的是“偉鋒兄”,要知道,論年齡,我是他的孫輩啊。杜老是極為重情誼的人,他晚年對詩歌兄弟穆旦的遺著的出版之關心,甚至超過了他自己的。由於《穆旦文集》的編輯工作進展得異常緩慢,他作為主編頗為不滿,而此書的責任編輯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曾經想拉我加入編輯隊伍,但我婉拒了,因為他們早已有分工,一個蘿蔔一個坑,我橫插進去,是很不合適的,我説我願意幫著從旁邊和後邊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他也認為我的想法有道理,遂作罷。穆旦的家人都在北美,他們都很信任他,把在國內的大部分事宜都委託他或通過他來辦理,他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五月份,穆旦夫人周與良女士在美國去世的消息,也是他打電話告訴我的。
這些年來,他一直非常關心我的創作和工作。是他建議我把筆名固定下來,當他在刊物上看到我的詩文,他會打電話來跟我説,表示祝賀和鼓勵,去年八月我在文學館操持召開“九葉詩派研討會”,他給予了我許多無可替代的支援、指導和路徑,使會議開得極為成功。當文學館決定設立九葉文庫時,他率先捐贈了他的書,還號召其他詩友全力支援文庫的建設。今年4月份,我受加拿大的一家法語詩歌刊物的委託,編輯中國當代詩歌特刊,杜老在病重狀態下為我遴選並寄來他的詩作的複印件。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歷史,中國新詩曾有過兩次高潮。一是在1940年代,以九葉派為代表;一是在1980年代,以朦朧派為代表。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朦朧派是越過了70年代、60年代和50年代的詩歌,直接上承九葉派的,使中國詩歌的現代性傳統得以隔代相傳,正是這一原因,杜運燮是依然為青年詩人所認可的少數幾個老輩詩人之一。其中標誌性的一個史事是:朦朧詩派的命名實際上就來自杜老的一首叫《秋》的詩。這首詩在1980年的《詩刊》發表後,有一個批評家説,那首詩讓人看不懂,朦朧得讓人氣悶。從此“朦朧”一詞在詩壇不脛而走,終於成為20世紀中國最大的詩歌流派。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以九葉詩派為首的中國現代詩歌的聲音一直被壓抑著、被遮蔽著,仿佛他們從歷史和現實中銷聲匿跡了似的。如果不是由於朦朧詩這個學生替老師伸了冤、平了反、張了目、造了勢,恐怕連詩歌圈、學術界都還不能完全認識九葉詩派的價值和地位。但是出了這圈這界,連許多學文學的年輕朋友都不知道九葉,不知道杜運燮。我想,如果中國的現代詩從50年代以來沒有被迫中斷的話,如果我們歷史上的詩歌環境是正常而健康的話,如果我們國民的素質再高一點的話,是不會有這樣令人尷尬而哭笑不得的結局的。
《文匯報》2002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