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英庚款會”發表了我和林家翹、郭永懷等九位西南聯大同學考取了第七屆留英公費生的通知，讓我們9月3日自香港赴英。不幸我們一行9月2日抵港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爆發，所有去英客輪全部扣作軍用，我們只能返昆明等候通知。

    庚款會于12月底又通知我們在1940年1月底去上海集合，通過海運轉加拿大留學，但在上船後我們發現護照上有日本簽證，允許我們在橫濱停船三天時可以上岸遊覽參觀。我們大家當時決定，在日本侵略軍侵佔了大半個祖國期間，不能接受敵國的簽證，當即全體攜行李下船登岸，寧可不留學也不能接受這種民族的屈辱。第二次留學又放棄了。那時英國代表跳腳謾罵，我們還是堅持民族尊嚴，返回了昆明。

    一直到1940年8月初，我們又第三次接到通知在滬集合，再度乘船去加拿大。經過28天航行，順利渡過太平洋，于9月14日抵溫哥華，再改乘火車，三天后抵達多倫多大學。這是該大學第一次接受一批中國讀研究生學位的留學生入學。我和林家翹、郭永懷同時師承應用數學系辛祺教授學習。

    我和辛祺教授第一次見面就發現，我們都在研究彈性板殼的統一內稟理論，但他研究的是宏觀理論，我研究的是微觀理論，當時所得結果還不能統一，但我們深信兩者既是同一實質問題，最後一定能統一起來的。辛祺教授第一次見面就高興地決定要在一個月中用我們已得的結果，分兩段寫成一篇論文，投交美國加州理工大學航空系主任馮卡門教授60歲的祝壽論文集。論文集中共刊出了24篇論文，作者都是二次大戰時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學者，如愛因斯坦、老賴斯納、馮諾埃門、鐵木辛柯、科朗等。我是惟一的青年學生，而且是中國的青年學生。這篇論文是第一篇有關板殼的內稟理論，幾十年來深受國際間的重視。從此，我提高了自信心，更敢於向一些疑難的問題進行衝擊了。

    經過一年的努力，我終於理清了宏觀和微觀理論之間的關係，而且將薄板薄殼進行了理論方程的分類，通過了博士論文的答辯，接著參加了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應用數學組的雷達天線的研究工作。我在1942年底轉到美國加州理工大學馮卡門教授主持的噴射推進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工程師。從1943年到1946年，主要從事火箭的空氣動力學計算設計，火箭彈道計算研究，地球人造衛星的軌道計算研究等，也參加了火箭現場發射試驗工作等。同時又在馮卡門教授指導下完成了變扭的扭轉，和水輪機斜翼片的流動計算，以及超音速的錐流計算等重要的研究課題。這是我一生在科研工作方面比較多産的時期。

    當時在加州理工大學的中國人有周培源教授和錢學森、林家翹、郭永懷、傅承義等，朝夕相處，從世界大事、國事到學術、音樂、藝術，無所不談，無所不議。但懷念祖國，懷念同學和親人，始終是最主要的話題。

    在加拿大多倫多和美國加州理工大學時，我和辛祺、英菲爾德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大學亦曾多次和馮卡門教授接觸，他們都是歐洲哥丁根學派的傳人。哥丁根學派是應用數學的倡導者，他們都警告我們：數學，對應用數學者説來，只是求解實際問題的工具，不是問題本身。辛祺教授甚至説：你們應該有捏著鼻子跳進海洋的勇氣，但更應該懂得避免淹入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務後爬上岸來，尋找新的物質運動的主題。這使我明白了：數學本身很美，然而不要被它迷了路，應用數學的任務是解決實際問題，不是去完善許多數學方法，我們是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己任的。從這一觀點上講，我們應該是解決實際問題的優秀“屠夫”，而不是制刀的“刀匠”，更不是那種一輩子欣賞自己製造的刀多麼鋒利而不去解決實際問題的刀匠。

    在1943年初，我曾在馮卡門教授指導下研究了薄壁柱體的變扭問題。有一天晚上，我去他的住處彙報工作。當我明確提出閉截面薄壁柱體不能用略去軸向應力作用的假設，應該認識到截面變形很小，可以略去不計，而軸向應力和剪應力之間應該滿足應力平衡方程時，他説：這一物理認識很明確，你已經突破了時興的“二次剪應力”的束縛，你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一定能突破目前的困境，你先從物理角度看透問題的本質，你有很好的應用數學的訓練。那時天已經很晚，馮卡門教授毫無倦色，拿出兩個玻璃杯和一瓶酒，和我一起一邊喝酒一邊伏在地毯上，一頁頁地審查討論了那篇有關“變扭的扭轉”的我們聯合署名的論文。他越看越高興，最後他説，這是他一生所署名的彈性力學中最富有經典味道的論文，一切解方程的過程，充分體現了經典的應用數學的完美和簡潔。他問我在大學所學的課程中對哪一位教授的講學最滿意，我簡單介紹了吳有訓、葉企孫、周培源等教授的特點。他説你們物理系的教授很不錯，可惜他1935年在清華航空係的幾個月中，沒有去訪問過物理系。他對林家翹也很滿意，希望清華多來幾個研究生。我們一直談到半夜兩點多。臨走時，他説，他在彈性力學方面，有這樣一篇富有經典應用數學風格的論文，已非常滿意，以這篇論文作為對彈性力學的告別作品，對得起同道了。這一晚的談話，使我充分理解了哥丁根學派的風格和追求。這對我以後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響。

    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以久離家園，渴望探親為名，取得返國權利。1946年5月從洛杉磯搭貨輪返滬，8月初從滬乘輪船經秦皇島，回到了闊別八年的清華園。

    李國豪：我的德國導師

    1938年9月我作為洪堡學者和一位同濟同學金經昌一道，搭乘義大利客輪到威尼斯，然後乘火車經過瑞士到達德國達姆施塔特。到火車站來迎接的同濟同學段其燧劈頭就説：“德國出兵捷克了，有些中國同學都跑了，你們還來？”我頓時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身上僅有一鎊多錢，只得既來之則安之，聽天由命了。

    當時洪堡獎學金是一年1000馬克，分九個月發，每個月110馬克。我找了一間比較便宜的房子，離達城工業大學約三公里。房東是一個靠政府救濟金度日的六七十歲的老姑娘。一位姓余的同學送給我一輛自行車，解決了我日常交通問題。後來，它還成了我旅遊和逃難的忠實旅伴。

    1938年10月，我正式進入達城工大。土木系主任勒洛教授曾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來過我國，擔任鐵道部顧問和同濟大學教務長，他給我們講授鐵道工程。也正是他向工大建議，鋻於我大學學習成績優異，請德國教育部同意我直接考博士。年底得到同意，於是我去找結構力學與鋼結構教研室主任克勒佩爾教授。克教授當時37歲，年富力強，是德國鋼結構協會的領導，兼任《鋼結構》雜誌主編。他到校伊始，意氣風發，對我這第一個博士研究生極表歡迎，但是先要看看我的水準。當時他正擔任一座擬建的漢堡易北河上公路鐵路兩用懸索橋的顧問，於是要我試做這座橋的設計。我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完成了計算和鋼加勁梁的一部分設計。他看了很滿意，便讓我考慮做博士學位論文。

    在這第一學期，我還選聽了一些為大學生開設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包括克教授講授的鋼結構。上課時，我和過去在同濟大學時一樣，仔細做筆記。當年在同濟是不用教科書的，聽課都得做筆記。想不到，學期結束時克教授要我把鋼結構筆記借給他參考。因為他初次上這門課，尚無完整的講稿。這種坦然的學者風度很使我欽敬。

    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兩天后英國和法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達城的中國留學生紛紛整裝離德，有的回國，有的去瑞士。克教授關心地要我把寫好的一部分論文、文獻、述評和內容簡介拿給他看。兩天后，他對我説：“從現有的內容看，論文會很不錯。你的中國同鄉都打算離開德國，你也可以回中國去，論文寫好後再來德國答辯。”我囊中羞澀，寸步難行，眼看戰爭大禍臨頭，遙望抗日烽火連天的祖國，不禁喟然長嘆。

    我格外抓緊論文的理論分析和模型試驗的工作，到年底基本完成了。克教授要我從1940年元月起每天到教研室工作半天，既幫助他工作，又可彌補我的生活費用。我二月底交上了論文《懸索橋按二階理論實用分析方法》，從三月份起就全天工作了，四月底舉行了論文答辯。答辯結束後，主任評委克教授邀請勒洛教授和副評委、一位結構力學教授，和我一起到達城一家高級賓館，舉杯祝賀我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工學博士學位。晚上我在家裏又獨自歡慶，不禁酩酊大醉。論文于1941年在權威雜誌《鋼結構》發表後獲得各方好評。從此有人戲稱我“懸索橋李”。

    這期間，我先後參加了勒洛教授和克勒佩爾教授帶領的專業參觀旅行。每次都有助教和學生共十多個人參加。勒洛教授帶領我們到漢堡參觀鐵路。參觀後，我們幾個中國留學生請他到中國飯館吃飯，並跟他去看一家夜總會。他那時六十多歲，但是還帶著尖頂的紙帽子，翩翩起舞。我們跟克勒佩爾教授到埃森和杜塞爾多夫參觀煉鋼廠和鋼結構製造廠時，大家都住在一個青少年旅遊寄宿所。在大房間裏設很多床舖，有簡單的臥具，盥洗室和衛生間是公共的，簡單整潔，很便宜。晚上大家一起出去喝啤酒。喝得高興時，克教授和大家一起挽著手，唱《藍色多瑙河》。由此可見，德國大學裏的師生關係，在教室裏很嚴肅，到了外面就很寬鬆了。

    我在克教授教研室的工作，主要是科學研究。我的研究結果，有的和克教授聯名發表，有的他就要我個人單獨發表，例如上述課題的研究結果就是。足見克教授科學道德之高尚。

    我的工作室在克教授的隔壁，大約二十平方米，只我一個人用。室內挂有一塊黑板，克教授常常在快下班時到我工作室來，利用黑板和我討論問題。有時候，就一起去飯館吃晚飯。戰爭初期的一個暑期，克教授有時在上午十點多鐘會叫我一起去達城的大湖游泳。在耶誕節和我的生日，克教授總是非常客氣地請我到他家裏吃飯。他不僅把我當作科學助手，而且當作朋友，以使我這個飄泊異國的遊子得到一些溫暖。

    勒洛教授也頗有師生之情，有時請我和段其燧及金經昌到他家裏吃飯。有一個曾經在山東濟寧工作過的德國醫生，住在大學附近。他在中國大使館于法蘭克福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和我們認識之後，非常熱情，常常請我們三個中國留學生到他家裏，和他的夫人一起做中國飯吃，還拿出從中國帶回來的皮蛋、紹興名酒等來作招待。有一對德國夫婦，我在羅藤堡旅遊時認識的，後來竟然從柏林給我寄生日蛋糕。這些都表明，德國人，特別是曾經訪問過中國的，都對中國很友好。

    這期間最不好過的，是國內音信斷絕；其次，中國與英美為同盟國，德國與日本為軸心國，彼此敵對。雖然德國人民沒有把我們當敵人看待，但我們心裏總是不舒服的。1941年冬，我去柏林跑了一趟，打聽有無回國的可能，結果失望而歸。就這樣，只好在德國繼續呆下去。到1943年秋後，食品嚴重短缺，空襲轟炸頻繁，我們開始了顛沛流離、不斷逃難的日子。

    摘自《情係中華——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101輯》上海歐美同學會編2002年1月版

    《文匯報》2002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