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評論家問於是之：“比較而言，你更喜歡自己創造的哪個角色？”

    於是之回答：“《駱駝祥子》中的老馬還好一點。我自幼與車夫為鄰，我住的衚同就有個車廠子，我覺得我應該演他們。”從這裡我們不但可以尋找到是之表演藝術的特色和風範，更可以尋找到是之的“根”——生命之“根”和藝術之“根”。是之説：“其實，要講起我演戲的‘根’，是不能不講我的家庭、親戚和那些街坊四鄰的人們的。”

    説來也巧，我和是之幼時的家庭都是由孤兒寡母組成，聊起來很能引發共鳴。有一天，我們聊到家裏窮的人是不便於走親戚的，否則就會招來尷尬，甚至讓你走進很難堪的、下不來臺的境地。這勾起了是之很不愉快的回憶。他説：有一次我和母親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到一門親戚家去請求周濟，可還沒等大人作出回答，親戚家的孩子就對我母親説：“三媽，你們這是又來趕頓飯吃啊？”説得我母親不知怎麼回答才好，我也無地自容，連頭都抬不起來。隨後，趕快，我跟著母親走掉了。

    於是之母親的娘家姓任，沒有名字，16歲嫁到于家，就自然變成了于任氏。她的對象，於是之的那個一生從未謀面的父親，是一個過房兒，從大房過繼過來的。

    祖父有病，這使祖母沒有享受到一個婦女應得的歡樂，所以也就不能生兒育女。本來也是個可憐人，但祖母的性子因此就乖戾起來。小夫妻相互看一眼，笑一笑，都是要受到呵責以致不被允許的。父親忍耐不住了，於是別家從戎。母親在祖母的身旁，一直守到了二十大好幾。父親則到處遊蕩，後來在軍隊裏混成個小官，駐紮在唐山。後來，是在叔叔嬸嬸的“攛掇”下，母親去了唐山，30歲才有了於是之。誰知，是之生下來才100天，父親就陣亡了。

    這以後，不論多麼大的委屈和不幸，母親都能默默地承受。她埋頭勞作著，只指望兒子成人。親戚本家們當著她的面指著是之説：“這孩子命硬，克爹。”母親無言，像是根本沒聽見。很不容易才來到人世間的是之，其出生的本身就有著強烈的“下層人”的特點。

    於是之跟著母親到裁縫鋪去“送活兒”，那活兒是給人家打疙瘩絆兒並釘在長袍上。這時母親總是緊盯著驗收的掌櫃的臉色，掌櫃隨便地點一點頭，母親立即感到松心。有一次掌櫃問她：“你能繚邊兒嗎？”她連忙説：“能，能！”於是之説：“我至今不忍心形容母親當時的貪婪和卑瑣。但她確實是的，為了我們母子的衣食，她確實是的。”

    但是，母親也有母親的尊嚴。於是之讀初中一年級時，有好幾門功課都沒有及格，還對母親撒了謊，企圖蒙哄。但學校的訓育科卻直接通知母親到學校來。是之覺出情形不妙，搭訕著走近母親，想向她承認自己沒出息。萬萬沒有料到，她看都沒看他一眼，徑直地向訓育科走去。“母親那嚴肅的臉色我至今難忘，像是一座嚴師的銅像，刻印在我的心裏。她毫不卑瑣和貪婪，她所有的不是可憐，而是尊嚴。”

    是之曾經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他小時候受到過的重要母訓，那就是——“記住，長大了得好好學本事，養家糊口！”正是這個“金不換”的母訓使得這位連初中也沒有讀完的窮孩子，在人生的旅途上，奮發圖強，最後成為一個享譽國內外的、學者型的、傑出的表演藝術家。

    石揮舅舅

    在是之不多的親戚當中，很值得我們挑出來説一説的是老演員、演過電影《我這一輩子》中的警察的石揮。

    是之對他作了這樣的介紹——

    他不是我的親舅舅，但我們兩家過從密切，大約是因為門當戶對，窮得平等的緣故。我從小就常到他家去。他的父親不怎麼可愛，曾因石揮淘氣罰過他的跪，跪的地方是在堂屋的八仙桌前，桌下恰好有一盆棗，石揮在被罰期間竟把那盆棗吃得精光，足見那跪的時間不短了。重罰之下也出勇夫，石揮偷棗，便算得一例。我還記得石揮曾在北京的青年會補習過英文。我驚訝于他的刻苦，後來到了上海，他竟能把一本英文的表演書譯成漢文。

    於是之大了些，見他家有不少的書，還剪了八個美術字貼在墻上，文曰：“屁出神胎，臭硬俱全”。這大約就是他當時的生活態度，或者就是他對舊世界的一種特有的精神反抗吧。他還給雜院裏的人取外號，記得有一位女性，他稱她為“虎妞”。

    他去了上海以後，於是之就極少見到他了。只是他每演一個角色，照例都要給家裏寄一張劇照來，他在上海發表的文章也都寄給四舅，四舅又拿給於是之看。有一本《舞臺語》的小冊子提出了讀臺詞要“生活化”，於是之那時已參加業餘演戲，對這三個字印象很深；他還創造了一套符號以標記臺詞的處理，於是之也學著用過。

    待到石揮家已經富裕些時，于家仍舊困難，過不下去了，母親就叫於是之寫信求石揮接濟，他照例寄些錢來。“記得我考上‘法文研究班’要交學費，四舅幫我寫信告訴他，他很快將學費寄來，還鼓勵了我。我想這是由於他自己受過窮，又苦幹過來，所以才對一個正經歷同樣命運的年輕人的掙扎，有一種特殊的同情的緣故。”

    這些具有平民特點的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幫助，大約都對是之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對是之影響最大、最深的，也許正是石揮的“受過窮，又苦幹過來”的經歷。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説石揮幫助是之演戲，不如説石揮幫助是之做人——做一個在逆境中站立起來的平民，更為貼切一些。

    “爺爺”為開方便門

    這裡還有必要提到的是一位鄰居“爺爺”，他同樣在是之那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而且日後還在他的心靈裏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從不滿周歲時起，於是之家就一直住在故宮的西華門外。懂得點事的時候，他才知道裏邊是故宮，是皇帝住的地方。但他從未進去過。逛故宮，對於是之的一家人來説簡直是妄想。當時的門票錢是很貴的，到底多貴，也不敢去打聽，他只是常常同些小夥伴們在西華門外放放風箏，彈彈玻璃球。

    後來，他之所以能夠“進宮”，首先是因為考上了東華門之東的孔德小學。於是每天便須從西筒子河繞西闕門，而後沿東筒子河東行，才能走到學校。

    誰知道小孩子每天的這種負笈東行的行動，竟感動了同院的一位在故宮裏專司剪除石縫間雜草的老人。於是之稱他為“爺爺”，爺爺好像總不大愛説話，不論是對街坊還是對他家裏的人。夏天晚上，大家都坐在院裏乘涼，鄰居之間照例會做一些親切的、無拘無束的談話，但從來聽不見爺爺的聲音。他或者蹲在一旁，或者是已經睡去，反正沒有人注意到他。想不到的是，為了方便孩子上學，爺爺居然疏通了東、西華門的守衛，使孩子能夠每天在宮裏穿行兩趟。原來走的是“弓背”，現在能走“弓弦”。小孩子説不出許多感謝的詞句，只在每天穿行時，見到老人便大聲地招呼一句“爺爺”。而爺爺則只管除草，頭也不抬地“嗯嗯”兩聲算是作答。這種每天兩次的對話，延續了兩年的時間。

    現在，爺爺一定早已過世，也許他就終老于他的除草生涯。這是一位不識字的、一生默默的勞動者。於是之説：“現在，我可以在故宮裏自由地行走了。每踏上兒時走過的道路，還是常常想起我的那位爺爺。他自有他的光亮在，至少是存于我的心中的。”

    “江湖老行腳”

    從十五歲那年起，於是之就上不起學了。那時已是母子相依為命，本家們幫了他們的大忙：有的給錢，貼補吃喝；有的給間房住；有的靈活些，對他們説：“什麼時候缺吃的了，到我家去，添兩雙筷子總還可以。”而有一家，就是專門供一年兩次學費。十五歲以前，他受到的就是這麼一種“集體培養”。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位本家來到屋裏——

    “幹什麼吶？”他問。

    “溫書，準備寒假考試。”於是之答。

    “別考了。現在大夥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點事做吧。”

    於是之沉默了，母親也無言。吃人嘴短，還能説些什麼呢？於是合攏了筆電和書，也就從此結束了學生生涯。

    找點事做，那時很難。先是買些履歷片回來填寫。寫好後再托本家、親戚四面八方找門路，呈送上去。母子兩個茫茫然地等著，等著一個誰也不願多想的茫茫然的未來。

    茫然中還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業，去當鋪。比每天上學稍晚的時間，他便夾個包去當鋪。當了錢出來徑直奔糧店買糧。家底單薄，當得錢少，只夠一天，計：棒子面一斤（可蒸窩頭四個，一天兩餐，每餐母子各一個），青菜若干，剩下買些油鹽。當得無可再當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當鋪低下了許多的一種買賣。樣子就沒有當鋪威嚴，在一個隨便的破院子裏，沒有字號，因此外邊無需挂匾，裏邊也不設櫃檯。不是赤貧者或近乎赤貧者是不會到那裏頭去的。到那裏押東西倒是很“方便”，甚至可以不拿實物，只把當鋪的“當票”押給他們就可以換錢。當然，押期、利息和押得的錢，比起當鋪來那就苛刻得多了。押得無可再押了，仍舊有辦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賣掉。賣，就更“方便”了。每天衚同裏清脆的小鼓聲不絕如縷，叫來就可以完成交易……

    這就是舊時京城最下層百姓，也就是被稱之為“赤貧者”的“一當、二押、三賣”，直到徹底“家破”的寫照。

    然而，貧窮和苦難常常是一所不可多得的、鑄造人堅強性格的學校。是之説：“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楞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

    毫無疑問，這樣的平民心靈正是是之一生以來，在舞臺上塑造出的眾多人物形象的堅實基礎和可靠依託。我們從《龍須溝》裏的程瘋子、《駱駝祥子》裏的老馬、《茶館》裏的王利發、《名優之死》裏的左寶奎、《丹心譜》裏的丁文中，以及《洋麻將》裏的“洋平民”魏勒的身上，都能夠看到是之的平民心靈，平民氣質，平民情愫和平民情結。

    大約誰也不會料到，現在，是之的名片僅僅印上了“演員於是之”五個字，同時，他還自謙地刻下了一方印章，上面也是五個字：“江湖老行腳”。

    是之説：“我的出身，叫我更喜歡文藝作品中寫的下層的人，能夠寫出人物的哲理來。”“我特別喜歡《茶館》。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還有，它是很美的。”“我狹隘地不喜歡高貴的、情節太多的作品，喜歡以性格為主的作品，覺得後者更真實些，不喜歡浪漫主義而喜歡現實主義。以此，在戲劇上，喜歡《龍須溝》、《茶館》。不是不想更開闊些，但始終未有突破。這大約與身世有關。”

    （賀春摘編）摘自《平民演員——我説於是之》

    梁秉堃著華夏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定價：25.00元

     《文匯報》200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