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母孤兒
有一位評論家問於是之:“比較而言,你更喜歡自己創造的哪個角色?”
於是之回答:“《駱駝祥子》中的老馬還好一點。我自幼與車夫為鄰,我住的衚同就有個車廠子,我覺得我應該演他們。”從這裡我們不但可以尋找到是之表演藝術的特色和風範,更可以尋找到是之的“根”——生命之“根”和藝術之“根”。是之説:“其實,要講起我演戲的‘根’,是不能不講我的家庭、親戚和那些街坊四鄰的人們的。”
説來也巧,我和是之幼時的家庭都是由孤兒寡母組成,聊起來很能引發共鳴。有一天,我們聊到家裏窮的人是不便於走親戚的,否則就會招來尷尬,甚至讓你走進很難堪的、下不來臺的境地。這勾起了是之很不愉快的回憶。他説:有一次我和母親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到一門親戚家去請求周濟,可還沒等大人作出回答,親戚家的孩子就對我母親説:“三媽,你們這是又來趕頓飯吃啊?”説得我母親不知怎麼回答才好,我也無地自容,連頭都抬不起來。隨後,趕快,我跟著母親走掉了。
於是之母親的娘家姓任,沒有名字,16歲嫁到于家,就自然變成了于任氏。她的對象,於是之的那個一生從未謀面的父親,是一個過房兒,從大房過繼過來的。
祖父有病,這使祖母沒有享受到一個婦女應得的歡樂,所以也就不能生兒育女。本來也是個可憐人,但祖母的性子因此就乖戾起來。小夫妻相互看一眼,笑一笑,都是要受到呵責以致不被允許的。父親忍耐不住了,於是別家從戎。母親在祖母的身旁,一直守到了二十大好幾。父親則到處遊蕩,後來在軍隊裏混成個小官,駐紮在唐山。後來,是在叔叔嬸嬸的“攛掇”下,母親去了唐山,30歲才有了於是之。誰知,是之生下來才100天,父親就陣亡了。
這以後,不論多麼大的委屈和不幸,母親都能默默地承受。她埋頭勞作著,只指望兒子成人。親戚本家們當著她的面指著是之説:“這孩子命硬,克爹。”母親無言,像是根本沒聽見。很不容易才來到人世間的是之,其出生的本身就有著強烈的“下層人”的特點。
於是之跟著母親到裁縫鋪去“送活兒”,那活兒是給人家打疙瘩絆兒並釘在長袍上。這時母親總是緊盯著驗收的掌櫃的臉色,掌櫃隨便地點一點頭,母親立即感到松心。有一次掌櫃問她:“你能繚邊兒嗎?”她連忙説:“能,能!”於是之説:“我至今不忍心形容母親當時的貪婪和卑瑣。但她確實是的,為了我們母子的衣食,她確實是的。”
但是,母親也有母親的尊嚴。於是之讀初中一年級時,有好幾門功課都沒有及格,還對母親撒了謊,企圖蒙哄。但學校的訓育科卻直接通知母親到學校來。是之覺出情形不妙,搭訕著走近母親,想向她承認自己沒出息。萬萬沒有料到,她看都沒看他一眼,徑直地向訓育科走去。“母親那嚴肅的臉色我至今難忘,像是一座嚴師的銅像,刻印在我的心裏。她毫不卑瑣和貪婪,她所有的不是可憐,而是尊嚴。”
是之曾經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他小時候受到過的重要母訓,那就是——“記住,長大了得好好學本事,養家糊口!”正是這個“金不換”的母訓使得這位連初中也沒有讀完的窮孩子,在人生的旅途上,奮發圖強,最後成為一個享譽國內外的、學者型的、傑出的表演藝術家。
石揮舅舅
在是之不多的親戚當中,很值得我們挑出來説一説的是老演員、演過電影《我這一輩子》中的警察的石揮。
是之對他作了這樣的介紹——
他不是我的親舅舅,但我們兩家過從密切,大約是因為門當戶對,窮得平等的緣故。我從小就常到他家去。他的父親不怎麼可愛,曾因石揮淘氣罰過他的跪,跪的地方是在堂屋的八仙桌前,桌下恰好有一盆棗,石揮在被罰期間竟把那盆棗吃得精光,足見那跪的時間不短了。重罰之下也出勇夫,石揮偷棗,便算得一例。我還記得石揮曾在北京的青年會補習過英文。我驚訝于他的刻苦,後來到了上海,他竟能把一本英文的表演書譯成漢文。
於是之大了些,見他家有不少的書,還剪了八個美術字貼在墻上,文曰:“屁出神胎,臭硬俱全”。這大約就是他當時的生活態度,或者就是他對舊世界的一種特有的精神反抗吧。他還給雜院裏的人取外號,記得有一位女性,他稱她為“虎妞”。
他去了上海以後,於是之就極少見到他了。只是他每演一個角色,照例都要給家裏寄一張劇照來,他在上海發表的文章也都寄給四舅,四舅又拿給於是之看。有一本《舞臺語》的小冊子提出了讀臺詞要“生活化”,於是之那時已參加業餘演戲,對這三個字印象很深;他還創造了一套符號以標記臺詞的處理,於是之也學著用過。
待到石揮家已經富裕些時,于家仍舊困難,過不下去了,母親就叫於是之寫信求石揮接濟,他照例寄些錢來。“記得我考上‘法文研究班’要交學費,四舅幫我寫信告訴他,他很快將學費寄來,還鼓勵了我。我想這是由於他自己受過窮,又苦幹過來,所以才對一個正經歷同樣命運的年輕人的掙扎,有一種特殊的同情的緣故。”
這些具有平民特點的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幫助,大約都對是之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對是之影響最大、最深的,也許正是石揮的“受過窮,又苦幹過來”的經歷。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説石揮幫助是之演戲,不如説石揮幫助是之做人——做一個在逆境中站立起來的平民,更為貼切一些。
“爺爺”為開方便門
這裡還有必要提到的是一位鄰居“爺爺”,他同樣在是之那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而且日後還在他的心靈裏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從不滿周歲時起,於是之家就一直住在故宮的西華門外。懂得點事的時候,他才知道裏邊是故宮,是皇帝住的地方。但他從未進去過。逛故宮,對於是之的一家人來説簡直是妄想。當時的門票錢是很貴的,到底多貴,也不敢去打聽,他只是常常同些小夥伴們在西華門外放放風箏,彈彈玻璃球。
後來,他之所以能夠“進宮”,首先是因為考上了東華門之東的孔德小學。於是每天便須從西筒子河繞西闕門,而後沿東筒子河東行,才能走到學校。
誰知道小孩子每天的這種負笈東行的行動,竟感動了同院的一位在故宮裏專司剪除石縫間雜草的老人。於是之稱他為“爺爺”,爺爺好像總不大愛説話,不論是對街坊還是對他家裏的人。夏天晚上,大家都坐在院裏乘涼,鄰居之間照例會做一些親切的、無拘無束的談話,但從來聽不見爺爺的聲音。他或者蹲在一旁,或者是已經睡去,反正沒有人注意到他。想不到的是,為了方便孩子上學,爺爺居然疏通了東、西華門的守衛,使孩子能夠每天在宮裏穿行兩趟。原來走的是“弓背”,現在能走“弓弦”。小孩子説不出許多感謝的詞句,只在每天穿行時,見到老人便大聲地招呼一句“爺爺”。而爺爺則只管除草,頭也不抬地“嗯嗯”兩聲算是作答。這種每天兩次的對話,延續了兩年的時間。
現在,爺爺一定早已過世,也許他就終老于他的除草生涯。這是一位不識字的、一生默默的勞動者。於是之説:“現在,我可以在故宮裏自由地行走了。每踏上兒時走過的道路,還是常常想起我的那位爺爺。他自有他的光亮在,至少是存于我的心中的。”
“江湖老行腳”
從十五歲那年起,於是之就上不起學了。那時已是母子相依為命,本家們幫了他們的大忙:有的給錢,貼補吃喝;有的給間房住;有的靈活些,對他們説:“什麼時候缺吃的了,到我家去,添兩雙筷子總還可以。”而有一家,就是專門供一年兩次學費。十五歲以前,他受到的就是這麼一種“集體培養”。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位本家來到屋裏——
“幹什麼吶?”他問。
“溫書,準備寒假考試。”於是之答。
“別考了。現在大夥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點事做吧。”
於是之沉默了,母親也無言。吃人嘴短,還能説些什麼呢?於是合攏了筆電和書,也就從此結束了學生生涯。
找點事做,那時很難。先是買些履歷片回來填寫。寫好後再托本家、親戚四面八方找門路,呈送上去。母子兩個茫茫然地等著,等著一個誰也不願多想的茫茫然的未來。
茫然中還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業,去當鋪。比每天上學稍晚的時間,他便夾個包去當鋪。當了錢出來徑直奔糧店買糧。家底單薄,當得錢少,只夠一天,計:棒子面一斤(可蒸窩頭四個,一天兩餐,每餐母子各一個),青菜若干,剩下買些油鹽。當得無可再當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當鋪低下了許多的一種買賣。樣子就沒有當鋪威嚴,在一個隨便的破院子裏,沒有字號,因此外邊無需挂匾,裏邊也不設櫃檯。不是赤貧者或近乎赤貧者是不會到那裏頭去的。到那裏押東西倒是很“方便”,甚至可以不拿實物,只把當鋪的“當票”押給他們就可以換錢。當然,押期、利息和押得的錢,比起當鋪來那就苛刻得多了。押得無可再押了,仍舊有辦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賣掉。賣,就更“方便”了。每天衚同裏清脆的小鼓聲不絕如縷,叫來就可以完成交易……
這就是舊時京城最下層百姓,也就是被稱之為“赤貧者”的“一當、二押、三賣”,直到徹底“家破”的寫照。
然而,貧窮和苦難常常是一所不可多得的、鑄造人堅強性格的學校。是之説:“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楞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
毫無疑問,這樣的平民心靈正是是之一生以來,在舞臺上塑造出的眾多人物形象的堅實基礎和可靠依託。我們從《龍須溝》裏的程瘋子、《駱駝祥子》裏的老馬、《茶館》裏的王利發、《名優之死》裏的左寶奎、《丹心譜》裏的丁文中,以及《洋麻將》裏的“洋平民”魏勒的身上,都能夠看到是之的平民心靈,平民氣質,平民情愫和平民情結。
大約誰也不會料到,現在,是之的名片僅僅印上了“演員於是之”五個字,同時,他還自謙地刻下了一方印章,上面也是五個字:“江湖老行腳”。
是之説:“我的出身,叫我更喜歡文藝作品中寫的下層的人,能夠寫出人物的哲理來。”“我特別喜歡《茶館》。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還有,它是很美的。”“我狹隘地不喜歡高貴的、情節太多的作品,喜歡以性格為主的作品,覺得後者更真實些,不喜歡浪漫主義而喜歡現實主義。以此,在戲劇上,喜歡《龍須溝》、《茶館》。不是不想更開闊些,但始終未有突破。這大約與身世有關。”
(賀春摘編)摘自《平民演員——我説於是之》
梁秉堃著華夏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定價:25.00元
《文匯報》200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