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在北平出現了我國第一家通訊社——新聞編譯社。這家通訊社的創辦人就是曾任《申報》、《時報》主筆，對袁世凱進行過猛烈抨擊的邵飄萍。當年10月，邵飄萍又創辦了在京城名噪一時的《京報》。《京報》日出對開四版，邵飄萍親筆題寫報名，其創辦宗旨是要讓當局“聽命于正當民意”，也就是為民請命。為了激勵報社同人，邵飄萍還揮筆大書“鐵肩辣手”四字，懸于報社辦公室內。此詞取自明代義士楊椒山的著名詩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但他將“妙”字改為“辣”，那意思十分明白：《京報》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國民黨著名將領馮玉祥曾經這樣讚譽邵飄萍：“主持《京報》，握一支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越英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兇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其大無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會人士敬服！”

    邵飄萍于1886年10月11日出生於浙江東陽紫溪村，原名邵新成。由於父親是教書匠，邵飄萍5歲起進私塾讀書，14歲便中了秀才。之後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並開始為《申報》寫稿。辛亥革命成功後，他在杭州參與主辦《漢民日報》，先後任編輯、主編。在舉國上下都對袁世凱抱有很大幻想的時候，他卻能一眼看透這個竊國大盜的本來面目。在南北議和正在進行的過程中，邵飄萍便在報上大聲疾呼：“嗚呼！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袁賊不死，大亂不止。”他義正詞嚴地指出：“總統非皇帝。孫總統有辭去總統之權，無以總統讓與他人之權。”

    邵飄萍如此公開反對袁世凱及其爪牙，必然惹禍上身。1914年袁世凱下令封閉《漢民日報》，邵飄萍被捕三次，後經營救出獄，流亡日本，入法政大學讀書。在那裏，他與幾位朋友發起組織了東京通訊社，為國內報紙撰寫新聞報道。1915年外國報紙透露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是邵飄萍最早向國內及時提供報道，予以揭露。當年12月，袁世凱登極稱帝，上海新聞界電邀邵飄萍回國，加入倒袁鬥爭。他回國後，擔任《申報》、《時報》主筆，僅1916年的前五個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36篇社論、134篇時評，對袁世凱進行猛烈的抨擊。袁世凱暴病身亡後，邵飄萍應上海《申報》之邀，擔任《申報》駐北平特派員，在《申報》的“北平特別通訊”欄內大膽揭露北洋軍閥的醜行。由報社特派固定的駐外地記者，在中國還從無先例。邵飄萍又多了一個“中國第一”。

    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邵飄萍在蔡元培的支援下，在北大成立新聞學研究會，並開講新聞採訪課。同時，他在北京平民大學、北京政法大學講授新聞學課程。他還撰寫了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著作《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等。當時在北大聆聽邵飄萍講課的學生中，有許多後來成為十分著名的人物，如高君宇、羅章龍、譚平山、陳公博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那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他曾回憶道：“……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毛澤東曾多次登門拜訪，向邵飄萍請教。正是在新聞學研究會的學習，促使毛澤東在回到湖南後創辦了《湘江評論》。

    邵飄萍還積極參加1919年的“五四”運動。5月3日晚上，北大學生在法科大禮堂召開大會，是邵飄萍首先發言，介紹了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遭到挫折的原因與經過，號召愛國學生救亡圖存，奮起抗爭。當天夜裏，他趕回報館，連夜撰寫新聞與評論，于5月4日當天在《京報》發表。此後，他又在《京報》上設置大塊專欄，揭露當局的賣國罪行。他的舉動觸怒了段祺瑞政府，報紙因而被封。邵飄萍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臺，邵飄萍回到北京，恢復《京報》。復刊後《京報》上，出過“列寧專刊”和“馬克思紀念特刊”，介紹了社會主義理論。

    《京報》堪稱當時的京城名報，它的副刊之多，也是與眾不同。除了《小京報》、《京報副刊》等，從週一至週六，每天都有不同的週刊，如週一的《戲劇週刊》，週二的《民族文藝週刊》，週三的《婦女週刊》等等。其中由孫伏園主編的《京報副刊》是舊中國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而由魯迅主編的副刊《莽原》，更為《京報》增色不少。1925年春，邵飄萍由李大釗、羅章龍兩人介紹，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1926年4月，軍閥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的軍隊三面夾攻馮玉祥的國民軍，並派飛機轟炸北京。正在赴蘇聯途中的馮玉祥被迫下令國民軍撤出京城。在此之前，邵飄萍曾堅決支援馮玉祥的國民軍反抗奉系軍閥的行動。為封住邵飄萍的口，張作霖曾匯款30萬元，企圖收買他；邵飄萍當即退回。為此馮玉祥十分擔心他的安全，在國民軍撤出京城前夕，三次派人到他家中，勸他隨軍撤退。但邵飄萍不願離開自己的陣地。4月18日奉軍開進京城，邵飄萍被軍警拘捕，報館遭查封。4月26日淩晨，邵飄萍被押赴天橋刑場，一代報人就此殉難。

    1928年北洋政府垮臺。當年6月，在邵飄萍的夫人湯修慧女士主持下，《京報》再次恢復出版。湯修慧親自撰寫了《京報二次復活宣言》，表達了繼承夫志，前仆後繼的決心。湯修慧不愧為一位性格剛毅的女記者，她擔任《京報》社長後，自己經常撰寫文章，以至《京報》被人稱為“夫婦之報”。不久她被選為北平記者聯合會執行委員。1937年“七七事變”後，湯修慧關閉報館離開北平，《京報》從此停刊。湯修慧于1986年病逝，終年95歲。

    筆鋒犀利的林白水

    20世紀60年代，《北京晚報》開闢過一個很有名氣的副刊叫“燕山夜話”，作家鄧拓在這個專欄寫過一篇介紹林白水的文章，認為在編寫中國近代報刊史的時候，須對林白水予以應有的評價。

    林白水本名林獬，字少泉，1874年1月17日出生於福州一個“書香門第”。他使用過的筆名很多，有“白話道人”、“退室學者”等。40歲時，他將“少泉”中的泉字身首分割，便成了“白水”二字，這裡就有“願以身殉所辦之報”的含義。誰曾想，此意後來終成現實！

    林白水19歲時，文才已很出眾，但他堅決不去參加科舉考試，卻應聘去當私塾老師。那家人家也姓林，幾個受教的子侄林長民、林肇民、林尹民、林覺民，後來大都是很有名的人物。而與林白水同在那裏教書的另一位私塾先生，則是頗有名氣的林琴南。

    林白水的叔叔林少谷在北洋海軍任右營參將。甲午海戰中，林少谷英勇殉國。他遺下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全靠20歲的林白水撫養。這使林白水更加認識到教育是救國的第一要義，因此他主持創辦了福州第一所正式學校——福州蒙學堂。在他的學生中間，後來有十幾個人成為黃花崗起義的烈士。1901年6月，他又成為剛剛創辦的《杭州白話報》主筆，該報的發刊詞《論看報的好處》就是由他寫的。從這個標題就可以看出，他有意採用了面向大眾的白話文，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後來他到上海，與蔡元培等人創辦“愛國女學校”，創建“中國教育會”，積極鼓動革命。1903年，林白水與妹妹林宗素赴日本求學。回到上海後，與蔡元培等人創辦《俄事警聞》（後改為《警鐘日報》），並成立“對俄同志會”。

    就在《俄事警聞》出版的同時，林白水又獨自創辦了《中國白話報》。這是一份形式和內容都十分獨特的報紙，半月一期。報紙的所有文章幾乎都是林白水自己寫的。他的文筆與眾不同，通俗易懂。在慈禧太后70歲生日的時候，林白水發表了一副對聯：“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頤和，何日再幸圓明園？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灣，七十又失東三省！五萬里版圖彌蹙，每逢萬壽必無疆！”此對聯字字辛辣，把慈禧太后的嘴臉刻畫得入骨三分，一時廣為傳誦。

    就在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刺殺原廣西巡撫王之春的大事。據説按照原計劃，在打死王之春後，將由林白水跳上桌子，向在場的人宣佈：這就是賣國賊的下場！不料由於槍支發生故障，不僅沒打死王之春，槍手萬福華反被拘捕，林白水和另一個夥伴只得悄悄逃走。第二天，章士釗冒失地前去探監，被捕後，又導致了更多的人入獄。林白水與蔡元培僥倖逃脫，設法籌款請一位外國律師到法庭上辯護，結果還算好，萬福華只判了10年徒刑，其他人多被釋放。

    此事發生後不久，林白水再次東渡日本，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他曾進入政界，擔任福建省法制局局長。1913他來到北京，到袁世凱的總統府當秘書，後來還在段祺瑞政府擔任過眾議院議員。官場的黑暗腐敗使他難以接受，他終於辭去官職，重新投身報業，于1916年創辦《公言報》。後來又去上海辦《平和日報》，不久再回北京接辦《公言報》。1921年又創辦《新社會報》。

    林白水生平最自豪的，是自己犀利的筆鋒；最覺“氣短”的，是生計的窘迫。他以個人精力及資金辦報，常捉襟見肘。但他天性豪爽，有時竟“借”妻子的金首飾典當一些現款招待來訪的朋友。他生平一大愛好是收集硯臺，曾耗資千金購得一塊名為“生春紅”的端硯，由於喜愛之至，竟把《社會日報》的副刊也命名為“生春紅”。那是當時全國知名的副刊。這塊寶硯後來由林白水的兒女捐給了台灣歷史博物館。

    1922年春，《新社會報》

    因攻擊吳佩孚遭封閉。林白水索性把報名改為《社會日報》，併發表社論説：“自今伊始，斬去‘新社會報’之‘新’字，如斬首然，所以自刑也。”由於他的筆鋒實在尖刻辛辣，令當局十分畏懼，有時竟會想出十分卑鄙可笑的花招來對付他。比如曹錕賄選總統的時候，林白水把那些受賄的議員斥為“豬仔”，在報上痛罵不已。曹錕無奈，派人將報館封閉，把林白水“請”到偵緝隊軟禁了三個多月，直到自己當上總統後才放人。

    1926年4月，奉系軍隊開進北京，著名報人邵飄萍被殺害。林白水依然保持著“威武不能屈”的氣概，斥罵奉軍為“洪水猛獸”。8月5日，林白水在《社會日報》發表《官僚之運氣》一文，抨擊吳佩孚“性頗執拗，頭腦簡單，不諳政治，思想陳腐，意見執滯。”説“中央政治，若長在吳大帥指揮之下，恐終須弄得一團糟。”他譏諷依附於軍閥張宗昌幕下號稱“智囊”的潘復為“腎囊”，“終日懸挂于腿間”。8月6日淩晨一時許，林白水被憲兵抓走。楊度、葉恭綽等知名人士找張宗昌求情，不料張宗昌當天就將他殺害了，罪名是“通敵有據”。所謂“敵”，指的是不久前撤出北京的馮玉祥。1930年，他的遺體被親友送回福建原籍安葬。（賀春摘編）

    摘自《風景——京城名人故居與軼事（3）》陳光中著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文匯報》2002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