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長期從事上海史研究,書中匯集了他近年所寫的有關上海的人物、史料、掌故,並配以大量他自己收藏的舊照片。這裡摘選的是最早在上海編畫報的吳友如和最早從事職業調查的許晚成,他們的創造性的工作,使我們看到了一種積極的“海派精神”。
吳友如辦畫報
吳友如,清道光前期誕生於蘇州。他從小失去雙親,由伯父一手撫養長大。他天資聰穎,又善於觀察模倣,正巧鄰居是一個賣畫的畫師,於是經常跑到隔壁去觀看畫師和徒弟們作畫。待他年稍大,便到蘇州城閶門內的雲藍閣裱畫店去當學徒。
這蘇州閶門內,是城中玄妙觀以外的另一個書畫中心,附近一個叫張志瀛的畫師喜歡這個年輕人,對他時加熱心指點,吳友如也勤謹求教。在這個時期,吳友如的繪技進步極大。
在當時,姑蘇的年畫十分流行,吳友如便先後為虎丘山塘街、桃花塢等處的許多畫鋪創作年畫,隨著創作的增多,吳友如的畫名漸漸擴大。同治初,清軍攻陷了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今南京),當時湘軍頭目曾國荃為了宣揚“戰功”,竟慕名將吳友如請去繪製《金陵功臣戰績圖》,並向朝廷推崇他,但吳友如“不欲羈拌朱紫浮名,心甘淡泊”,毅然告歸。以後,他決定前往心儀已久的上海,到那裏自食其力,賣畫謀生。1872年(同治十一年),舊中國延續最長的中文報紙——《申報》在上海誕生了。為了擴大影響和獲得經濟利益,《申報》在報紙之外,還另外印書辦刊,舉辦附屬事業。1884年(光緒十年),其下屬的點石齋書局就辦起了一份《點石齋畫報》。
創辦《點石齋畫報》的目的,是想在國內開創一份正規的、穩定的畫報,向社會提供一種比較特別的宣傳形式。《申報》一眼看中了正在上海的擅長風俗畫的吳友如,邀他前來出任《點石齋畫報》的主筆。吳友如受此邀請後,十分願意,欣然而往。
《點石齋畫報》正式發刊于1884年5月8日,即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畫報為旬刊,以連史紙石印。它同《申報》一樣,也以宣傳新聞為主要宗旨。其創刊第一號上有“序文”,明確提出:要“取各館新聞事跡之穎異者,或新出一器、乍見一物,皆為繪圖綴説,以徵閱者之信”。這裡所指的“新聞”,實際是包羅萬象的,也即涉及天地之間、社會之中的各種新奇事物。以此為原則,《點石齋畫報》異彩紛呈,內容主要有:社會新聞、時事消息、中外風土人情和風光名勝、西方和從西方傳入我國的新鮮事物,等等。
作為主筆,吳友如以巨大的熱情和充沛的精力,實際地投入了對這些內容的創作。他確能緊密結合形勢,迅速將時事在畫報中反映出來。如中法戰爭爆發的時候,吳友如雖入主畫報的時間還不長,但前方炮聲隆隆,硝煙滾滾,清政府面臨危機,此時人們都極為關心前方的戰事和國家命運,吳友如就先後創作了《基隆懲寇》、《法犯馬江》、《大破象陣》、《基隆再捷》、《法人棄屍》、《甬江戰事》等時事圖,對戰爭形勢、交鋒實況作了跟蹤性的形象報道。這些圖畫鮮明地揭露法國侵略者的罪行,宣傳敵人的失敗潰退、我方所取得的各次勝利,愛國氣息濃烈,起到了鼓勵士氣、民氣的作用。
社會新聞和風情習俗畫,更是吳友如的擅長。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特別是民間藝術的優秀繪畫技巧,同時也吸收了一些近代西洋的畫法。他創作的最大特點及效果是:人物豐富而具真實性,畫面生動而富戲劇性。由於《點石齋畫報》地處上海租界,十里洋場是當時新興城市的中心,吳友如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看得多,接觸得多,感受良深,於是許多畫稿便以此地為背景,濃筆飽墨地描繪了這裡出現的形形色色的“新聞”。租界“風貌圖”成了《點石齋畫報》的精華之一。
吳友如主持《點石齋畫報》一直到1890年,這一年可能因畫報受到《申報》及其英國老闆美查的管束牽制,吳友如與他們産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可能吳友如已存完全獨立地由自己來經營一份新畫報的強烈願望,總之,他藉故正式地離開了點石齋書局。但吳友如的離開並沒有影響到《點石齋畫報》的內容和方向。吳友如的創作思想和畫風深深地影響了點石齋和為《點石齋畫報》作畫的其他畫師,他們仍堅持以畫筆反映社會生活和新鮮事物,《點石齋畫報》依然生動、樸實,為大眾喜聞樂見。
吳友如在離開點石齋後,果真獨立地辦起了一份《飛影閣畫報》。這份新畫報傾向於創作單純的人物畫、動物畫以及故事畫,如開設了“時裝仕女”、“閨媛彙編”、“中外百獸圖”等欄目,還創作了長篇歷史故事畫“金盒記傳奇”等。從《點石齋畫報》轉到《飛影閣畫報》,吳友如的創作方向出現了明顯的轉變。
在《飛影閣畫報》出版後的第三年,即1893年初,吳友如又另外創辦了一本《飛影閣畫冊》。畫冊為半月刊,每冊十二頁。在這本畫冊的“小啟”中,他這樣寫道:“……畫新聞,如應試文,雖極端揣摩,終嫌時尚,似難流傳。”此時的吳友如對繪製時事政治、社會面貌,顯然熱情已經衰退。所以,《飛影閣畫冊》的內容已完全轉到“純藝術”的方面。吳友如署名最晚的一件作品是題有“冬月下浣”的《雲林洗桐圖》,大約就在這一年冬末嚴寒酷冷的一天,六十余歲的吳友如悄然離開了人世。
吳友如是一位多産的畫家,他一生的畫作多達千幅。他逝世以後,為了不使其作品流散,有人特將其在《點石齋畫報》、《飛影閣畫報》、《飛影閣畫冊》之中的一些“精品”,共一千二百幅圖,匯整合《吳友如畫寶》,印刷發行,供世人欣賞。後人將吳友如的作品精粹稱之為“畫寶”,無疑是對這位近代中國的大畫家的一個很高的評價。
“調查家”許晚成
近代上海,時世造人,人造時世。日益的繁榮和繁華,時時滋生著各種各樣的新鮮事物和新穎職業。一向未見的正規的社會性調查行業的出現,就是一例。
這個行業的工作是調查、收集社會上的有關資訊,然後加以集中、整理、編輯,最後對外整體性地發表和傳播,即取之社會,再用於社會,推廣、服務於社會。在舊上海的這一行業中,成就最大,貢獻最多者,當推許晚成。
許晚成大約出生於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年輕時考入大夏大學,專門學教育。從大學出來後,先後在南洋高商高中部和上海女子中學教書。據他自稱,還任過和兼任過“無錫國學專門學院圖書館長、大夏中學圖書館主任、蘇州省立圖書館員”,總之與教學和圖書兩者有關。這兩個因素也成了他以後發展自己事業的重要基礎。
許晚成顯然不是那種甘心耽留在教室一隅之地的“本分”之輩,在他做教師的時候,就開始寫作和編輯圖書。他身在教育界,對上海的學校十分熟悉,他通過調查,編輯了一本《上海大中小學校名冊》。這本小冊子于1933年11月由北新書局出版,對許晚成來説,正是這本書促使他下決心改行,改做社會調查工作。由此,許晚成在上海灘走上了一條獨特的人生道路。
1934年,許晚成辭去學校工作,自己開辦了一家龍文書店。有了這家書店,他就能自産自銷,成為一個專門以社會調查和編輯社會調查書籍的職業人。從此以後,他一發而不可收,有關的成果也就源源不斷而來。
許晚成的調查工作是交叉進行的,即實際上有好幾個主題的調查同時進行著,哪個成熟就先付之出版。然而正當躊躇滿志大施拳腳時,他卻遇到了一場官司。原來,因債務上的問題,許晚成進了一次法院,在整個經歷中,他深感司法界的腐敗,便於這一年的6月3日,在《民報》的《許晚成工作報告特刊》中發表了一篇“中國司法界黑幕調查徵文”,揭露法院開庭時間隨便延遲、庭丁公開索錢、執達員多聲勢囂張、推事審問多含糊不清等。此文觸怒了法院,兩次傳訊,到第二次便以“誹謗”為名將他關押了起來。這一關就關了七十二天,最後才同意讓他取保候審。
此案後來移交江蘇吳縣地方法院審理(大概是讓上海法院回避),最後的判決是對許晚成“處罰金三十元,緩刑二年”。許晚成不服,向江蘇省高等法院上訴。高等法院經重新審理,撤銷了原判。
許晚成經此牢獄之災,大得大失。得者,他在社會上出了名。在其關押期間,蔡元培曾幾次親函法院,要求公道;出獄後,上海法政學院同意免費接納他入校,選讀法律。由此即可見當時許晚成及其案件在社會上的影響了。
抗戰全面爆發後,許晚成沒有離開上海,仍堅持做他的調查和編書工作,也就在這一時期中,一大批成果集中地産生了:1938年,他出版了《戰後上海學校暨文化機關調查錄》和《上海指南》;1939年,出版了《戰後上海暨全國書局文具店調查錄》、《戰後上海暨全國醫藥業調查錄》;1940年,出版了《戰後上海暨全國各大工廠調查錄》;1941年,出版了《上海人名錄》、《上海慈善機關概況》和《南洋行名錄》;1942年,出版了《全國金融市場調查錄》、《全國洋行暨進出口貿易公司調查錄》、《上海暨全國工商業同業公會調查錄》、《上海暨全國學校調查錄》;1943年,出版了《上海暨全國工商行名錄》、《各大工廠商標圖集》、《上海暨全國文化機關調查錄》;1944年,出版了《上海行名錄》和《全國政府機關一覽》;1945年,出版了《上海百業人才小史》。
以上這些調查書,以上海為主,推及到全國甚至南洋,門類廣泛,涉及到了教育、新聞、出版、發行、圖書館、文化機關、政府機關、工業、商業、醫藥業,同業公會、慈善機構、人物、城市、社會問題等許多方面。他之被社會上譽為“調查家”,也就在情在理了。
抗戰結束以後,避難的人們紛紛從大後方回來了,他卻從上海走出去,專門去訪問大後方了。時為1945年的冬天,許晚成入川、黔、滇三省,共計用了九個月的時間。這九個月是如何過的,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所有交通工具,汽車、火車、馬車、輪船、人力車、飛機等,都乘用過,終日奔波。”回到上海後,許晚成寫了一本《抗戰八年重慶花絮》。此書可稱是對抗戰八年大後方的一個調查錄,採用了筆記的形式,其中對大後方的貪官污吏和社會黑暗鞭撻尤多。
在調查的實際操作中,他碰到了來自客觀的和主觀人為的麻煩和矛盾。例如遠近發函調查,往往出信十數次,甚至用“掛號快件”,“如雪片飛去”,也有始終不睬,沒有任何反應的,於是只得實地探問。但實地調查中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單位的接待人多方阻撓,予人以難堪。如一次調查員前往虹口訪某日商洋行,遇一華人職員,不但阻止調查員入內,還將調查表撕毀於地,並厲聲説:“此地日商,毋庸調查”。麻煩多多,困難重重,許晚成幾乎在每部書的前言中都發出了調查工作艱辛無比的感嘆。但他從不動搖,在1935年時,他就這麼説過:“調查工作實‘阿戇大’為也,我願作‘戇大’……為人所不願為,為人所不敢為。”在1943年的《上海暨全國工商行名錄》前頁中,他還特地發表了一個聲明:“本人編輯調查行名錄……經濟人力,兩感困難,堅毅勇為,實幹到底,毀譽不計,特此聲明。”許晚成用他連續不斷地推出的新書,實踐了他早年提出的人生準則:“我奮勉,上進/為正義而説話/為服務而生存”。
摘自《海上剪影》鄭祖安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文匯報》200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