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友如辦畫報

    吳友如，清道光前期誕生於蘇州。他從小失去雙親，由伯父一手撫養長大。他天資聰穎，又善於觀察模倣，正巧鄰居是一個賣畫的畫師，於是經常跑到隔壁去觀看畫師和徒弟們作畫。待他年稍大，便到蘇州城閶門內的雲藍閣裱畫店去當學徒。

    這蘇州閶門內，是城中玄妙觀以外的另一個書畫中心，附近一個叫張志瀛的畫師喜歡這個年輕人，對他時加熱心指點，吳友如也勤謹求教。在這個時期，吳友如的繪技進步極大。

    在當時，姑蘇的年畫十分流行，吳友如便先後為虎丘山塘街、桃花塢等處的許多畫鋪創作年畫，隨著創作的增多，吳友如的畫名漸漸擴大。同治初，清軍攻陷了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今南京），當時湘軍頭目曾國荃為了宣揚“戰功”，竟慕名將吳友如請去繪製《金陵功臣戰績圖》，並向朝廷推崇他，但吳友如“不欲羈拌朱紫浮名，心甘淡泊”，毅然告歸。以後，他決定前往心儀已久的上海，到那裏自食其力，賣畫謀生。1872年（同治十一年），舊中國延續最長的中文報紙——《申報》在上海誕生了。為了擴大影響和獲得經濟利益，《申報》在報紙之外，還另外印書辦刊，舉辦附屬事業。1884年（光緒十年），其下屬的點石齋書局就辦起了一份《點石齋畫報》。

    創辦《點石齋畫報》的目的，是想在國內開創一份正規的、穩定的畫報，向社會提供一種比較特別的宣傳形式。《申報》一眼看中了正在上海的擅長風俗畫的吳友如，邀他前來出任《點石齋畫報》的主筆。吳友如受此邀請後，十分願意，欣然而往。

    《點石齋畫報》正式發刊于1884年5月8日，即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畫報為旬刊，以連史紙石印。它同《申報》一樣，也以宣傳新聞為主要宗旨。其創刊第一號上有“序文”，明確提出：要“取各館新聞事跡之穎異者，或新出一器、乍見一物，皆為繪圖綴説，以徵閱者之信”。這裡所指的“新聞”，實際是包羅萬象的，也即涉及天地之間、社會之中的各種新奇事物。以此為原則，《點石齋畫報》異彩紛呈，內容主要有：社會新聞、時事消息、中外風土人情和風光名勝、西方和從西方傳入我國的新鮮事物，等等。

    作為主筆，吳友如以巨大的熱情和充沛的精力，實際地投入了對這些內容的創作。他確能緊密結合形勢，迅速將時事在畫報中反映出來。如中法戰爭爆發的時候，吳友如雖入主畫報的時間還不長，但前方炮聲隆隆，硝煙滾滾，清政府面臨危機，此時人們都極為關心前方的戰事和國家命運，吳友如就先後創作了《基隆懲寇》、《法犯馬江》、《大破象陣》、《基隆再捷》、《法人棄屍》、《甬江戰事》等時事圖，對戰爭形勢、交鋒實況作了跟蹤性的形象報道。這些圖畫鮮明地揭露法國侵略者的罪行，宣傳敵人的失敗潰退、我方所取得的各次勝利，愛國氣息濃烈，起到了鼓勵士氣、民氣的作用。

    社會新聞和風情習俗畫，更是吳友如的擅長。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特別是民間藝術的優秀繪畫技巧，同時也吸收了一些近代西洋的畫法。他創作的最大特點及效果是：人物豐富而具真實性，畫面生動而富戲劇性。由於《點石齋畫報》地處上海租界，十里洋場是當時新興城市的中心，吳友如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看得多，接觸得多，感受良深，於是許多畫稿便以此地為背景，濃筆飽墨地描繪了這裡出現的形形色色的“新聞”。租界“風貌圖”成了《點石齋畫報》的精華之一。

    吳友如主持《點石齋畫報》一直到1890年，這一年可能因畫報受到《申報》及其英國老闆美查的管束牽制，吳友如與他們産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可能吳友如已存完全獨立地由自己來經營一份新畫報的強烈願望，總之，他藉故正式地離開了點石齋書局。但吳友如的離開並沒有影響到《點石齋畫報》的內容和方向。吳友如的創作思想和畫風深深地影響了點石齋和為《點石齋畫報》作畫的其他畫師，他們仍堅持以畫筆反映社會生活和新鮮事物，《點石齋畫報》依然生動、樸實，為大眾喜聞樂見。

    吳友如在離開點石齋後，果真獨立地辦起了一份《飛影閣畫報》。這份新畫報傾向於創作單純的人物畫、動物畫以及故事畫，如開設了“時裝仕女”、“閨媛彙編”、“中外百獸圖”等欄目，還創作了長篇歷史故事畫“金盒記傳奇”等。從《點石齋畫報》轉到《飛影閣畫報》，吳友如的創作方向出現了明顯的轉變。

    在《飛影閣畫報》出版後的第三年，即1893年初，吳友如又另外創辦了一本《飛影閣畫冊》。畫冊為半月刊，每冊十二頁。在這本畫冊的“小啟”中，他這樣寫道：“……畫新聞，如應試文，雖極端揣摩，終嫌時尚，似難流傳。”此時的吳友如對繪製時事政治、社會面貌，顯然熱情已經衰退。所以，《飛影閣畫冊》的內容已完全轉到“純藝術”的方面。吳友如署名最晚的一件作品是題有“冬月下浣”的《雲林洗桐圖》，大約就在這一年冬末嚴寒酷冷的一天，六十余歲的吳友如悄然離開了人世。

    吳友如是一位多産的畫家，他一生的畫作多達千幅。他逝世以後，為了不使其作品流散，有人特將其在《點石齋畫報》、《飛影閣畫報》、《飛影閣畫冊》之中的一些“精品”，共一千二百幅圖，匯整合《吳友如畫寶》，印刷發行，供世人欣賞。後人將吳友如的作品精粹稱之為“畫寶”，無疑是對這位近代中國的大畫家的一個很高的評價。

    “調查家”許晚成

    近代上海，時世造人，人造時世。日益的繁榮和繁華，時時滋生著各種各樣的新鮮事物和新穎職業。一向未見的正規的社會性調查行業的出現，就是一例。

    這個行業的工作是調查、收集社會上的有關資訊，然後加以集中、整理、編輯，最後對外整體性地發表和傳播，即取之社會，再用於社會，推廣、服務於社會。在舊上海的這一行業中，成就最大，貢獻最多者，當推許晚成。

    許晚成大約出生於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年輕時考入大夏大學，專門學教育。從大學出來後，先後在南洋高商高中部和上海女子中學教書。據他自稱，還任過和兼任過“無錫國學專門學院圖書館長、大夏中學圖書館主任、蘇州省立圖書館員”，總之與教學和圖書兩者有關。這兩個因素也成了他以後發展自己事業的重要基礎。

    許晚成顯然不是那種甘心耽留在教室一隅之地的“本分”之輩，在他做教師的時候，就開始寫作和編輯圖書。他身在教育界，對上海的學校十分熟悉，他通過調查，編輯了一本《上海大中小學校名冊》。這本小冊子于1933年11月由北新書局出版，對許晚成來説，正是這本書促使他下決心改行，改做社會調查工作。由此，許晚成在上海灘走上了一條獨特的人生道路。

    1934年，許晚成辭去學校工作，自己開辦了一家龍文書店。有了這家書店，他就能自産自銷，成為一個專門以社會調查和編輯社會調查書籍的職業人。從此以後，他一發而不可收，有關的成果也就源源不斷而來。

    許晚成的調查工作是交叉進行的，即實際上有好幾個主題的調查同時進行著，哪個成熟就先付之出版。然而正當躊躇滿志大施拳腳時，他卻遇到了一場官司。原來，因債務上的問題，許晚成進了一次法院，在整個經歷中，他深感司法界的腐敗，便於這一年的6月3日，在《民報》的《許晚成工作報告特刊》中發表了一篇“中國司法界黑幕調查徵文”，揭露法院開庭時間隨便延遲、庭丁公開索錢、執達員多聲勢囂張、推事審問多含糊不清等。此文觸怒了法院，兩次傳訊，到第二次便以“誹謗”為名將他關押了起來。這一關就關了七十二天，最後才同意讓他取保候審。

    此案後來移交江蘇吳縣地方法院審理（大概是讓上海法院回避），最後的判決是對許晚成“處罰金三十元，緩刑二年”。許晚成不服，向江蘇省高等法院上訴。高等法院經重新審理，撤銷了原判。

    許晚成經此牢獄之災，大得大失。得者，他在社會上出了名。在其關押期間，蔡元培曾幾次親函法院，要求公道；出獄後，上海法政學院同意免費接納他入校，選讀法律。由此即可見當時許晚成及其案件在社會上的影響了。

    抗戰全面爆發後，許晚成沒有離開上海，仍堅持做他的調查和編書工作，也就在這一時期中，一大批成果集中地産生了：1938年，他出版了《戰後上海學校暨文化機關調查錄》和《上海指南》；1939年，出版了《戰後上海暨全國書局文具店調查錄》、《戰後上海暨全國醫藥業調查錄》；1940年，出版了《戰後上海暨全國各大工廠調查錄》；1941年，出版了《上海人名錄》、《上海慈善機關概況》和《南洋行名錄》；1942年，出版了《全國金融市場調查錄》、《全國洋行暨進出口貿易公司調查錄》、《上海暨全國工商業同業公會調查錄》、《上海暨全國學校調查錄》；1943年，出版了《上海暨全國工商行名錄》、《各大工廠商標圖集》、《上海暨全國文化機關調查錄》；1944年，出版了《上海行名錄》和《全國政府機關一覽》；1945年，出版了《上海百業人才小史》。

    以上這些調查書，以上海為主，推及到全國甚至南洋，門類廣泛，涉及到了教育、新聞、出版、發行、圖書館、文化機關、政府機關、工業、商業、醫藥業，同業公會、慈善機構、人物、城市、社會問題等許多方面。他之被社會上譽為“調查家”，也就在情在理了。

    抗戰結束以後，避難的人們紛紛從大後方回來了，他卻從上海走出去，專門去訪問大後方了。時為1945年的冬天，許晚成入川、黔、滇三省，共計用了九個月的時間。這九個月是如何過的，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所有交通工具，汽車、火車、馬車、輪船、人力車、飛機等，都乘用過，終日奔波。”回到上海後，許晚成寫了一本《抗戰八年重慶花絮》。此書可稱是對抗戰八年大後方的一個調查錄，採用了筆記的形式，其中對大後方的貪官污吏和社會黑暗鞭撻尤多。

    在調查的實際操作中，他碰到了來自客觀的和主觀人為的麻煩和矛盾。例如遠近發函調查，往往出信十數次，甚至用“掛號快件”，“如雪片飛去”，也有始終不睬，沒有任何反應的，於是只得實地探問。但實地調查中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單位的接待人多方阻撓，予人以難堪。如一次調查員前往虹口訪某日商洋行，遇一華人職員，不但阻止調查員入內，還將調查表撕毀於地，並厲聲説：“此地日商，毋庸調查”。麻煩多多，困難重重，許晚成幾乎在每部書的前言中都發出了調查工作艱辛無比的感嘆。但他從不動搖，在1935年時，他就這麼説過：“調查工作實‘阿戇大’為也，我願作‘戇大’……為人所不願為，為人所不敢為。”在1943年的《上海暨全國工商行名錄》前頁中，他還特地發表了一個聲明：“本人編輯調查行名錄……經濟人力，兩感困難，堅毅勇為，實幹到底，毀譽不計，特此聲明。”許晚成用他連續不斷地推出的新書，實踐了他早年提出的人生準則：“我奮勉，上進/為正義而説話/為服務而生存”。

    摘自《海上剪影》鄭祖安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文匯報》200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