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是個細雨霏霏的週日，幾百位文學愛好者集聚中國現代文學館，聆聽格非教授的演講。

    今天所談的問題也是知識界非常關注的問題，全球化文學寫作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不爭的事實。我經常到國外進行講學考察交流。在國內、國外對全球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全球化是怎樣一個概念呢？和西方的理解是否一樣？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又如消費主義，中國是否已經進入了消費時代？看看東南沿海，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商品琳瑯豐盈。我問周圍的人你們感覺如何？他們説沒多大變化，而我則感到中國市場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記得我青少年時期的江蘇農村商品十分匱乏，買什麼都憑票購買，不到二十年中國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又如大家都在看韓日世界盃的轉播，節目搞得那麼豐富，比賽完了除進行各種採訪外還切換到球隊所在國家看看那裏公眾的反響，讓我們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這是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在法國講學及學術交流，就社會問題、全球化、現代化與法國同行進行對話。他們説你談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也是法國的問題。一位法國作家説：你們中國是否需要法國人作朋友。我説肯定需要，他聽後非常激動。作家都有一種共同的心聲。就文學創作我與同行們説：我們的文化環境差，社會對文學冷漠，社會不同程度存在的唯利是圖、道德墮落、貪污腐敗等現象産生了非常不良的影響。他們説：我們的狀況還慘。法國人很想到中國來，認為中國社會還沒定型，處在一個古怪的發展時期。中國的內地與沿海比北京與巴黎差別大得多。商業化不能涵蓋所有的問題。

    在德國訪問時，我與同行們説：中國沒多少人讀詩歌。他們問有多少，我説過去有幾百萬，現在不過幾十萬。他們説：有幾十萬還抱怨什麼，德國讀詩歌的人不足0.5%。在文學方面他們處境也不好。

    美國的一些作家在社會也很邊緣化。西歐也不同情況存在著類似問題，如法國著名女作家杜拉斯，她一生創作了很多漂亮的作品，她的《廣島之戀》拍成了電影，影響非常大。這位老太太晚年很悽慘，一個人到街上去買菜，沒有人認識她，她生活得很寂寞。西方社會雖然為青年人創造了展示自己的機會，但老年人卻生活得很寂寞、很悽慘，壓抑感很強烈。

    歐洲人認為時間是永恒的，有開頭有結尾。從伊甸園上帝造人開始到上帝對已死去和仍然活著的人進行末日審判，這是一個線性的時間。在新千年交替的時候西方人感到恐懼，認為災難就要來臨。人要死，我活著又有什麼意義？死是可怕的，是不可想像的。被稱為歌德偉大作品的《浮士德》就是講人的生死問題，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思考。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説，有心人可能注意到托爾斯泰寫小説是不喜歡用小標題的，但在這部小説裏卻用了小標題，而這個小標題就是“死”。偉大的作家都是鑽牛角尖的，都是在關心“死”，這個對他們來説是可怕的題目。

    一般來説，每個人都有其聖潔的一面，也有污濁的一面。在基督教盛行時，人們做錯了事或行為不端，只要向教堂裏的神父傾訴一下，自己就解脫了，現在自己做錯了就得由自己承擔了。有人也這麼想，幾十年以後按線性時間我就不存在了，我今天做一個壞蛋流氓和做一個正人君子又有什麼關係呢？這在西方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中國的文化傳統在死這個問題上與西方有不同的解釋。中國人也怕死，但不像西方人那樣怕，這是與中國文化傳統相聯繫的。莊子、孔子對死都有論述和解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一般中國父母不怕自己死掉，只要兒女們過得好就行，可以為孩子而犧牲自己。這在西方做不到，西方人認為孩子是孩子，我是我，父母與子女只是血緣關係。而中國人看時間是個圓圈，生命是輪迴的，子孫是自己生命的延續。孔子説：“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了這個理念，很大程度消除了對“死”的恐懼心理。中國人的文化思維比較寬泛，不鑽牛角尖，比較現實又富於幻想。

    1994年以後我沒有再寫過小説了，實際上不是我不寫而是我寫不來。我的好朋友作家余華也沒寫小説了。社會支援我寫作的理由現在顯得軟弱無力了。有時想題目很激動，寫上幾段就難以表達了，現在什麼是需要表現的我還講不清楚，這可能由於中國正處在轉型期的緣故。

    我反對那種用漂亮的詞藻堆砌起來的空洞文章。寫文章要表達自己內心及對外界的思考與關心。當我的感覺很亂時，不好動筆。一次我在看賣房廣告時一段文字讓我吃驚：“在太陽最先停留的地方……當騎兵把草原點燃之際”。這不是希臘詩人、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埃利蒂斯的《英雄的輓歌》開頭的一段嗎？！房産開發商怎能請到這樣有品位的文人給他們寫廣告詞？一時我覺得商業與生活被極大地文化化了。

    這可能就是世界上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關注大眾文化研究的原因。一些文化人不是去研究托爾斯泰、福樓拜……而是研究大眾消費文化。文化的介入使我們的生活變成一個個奇跡。又如我在上海為選購一套合適的住房，曾與售樓小姐有過一段交談。這位推銷小姐太客氣和嘴甜了，先生長先生短的稱呼，喝茶倒水殷勤備至，在看房的路上不厭其煩地説，你買的不是鋼筋水泥的建築物而是生活理念，這裡有俱樂部樣的會所，從樓窗望去可以看到荷蘭的風車轉動，離視線不遠地方是國家足球隊在上海的訓練基地。服務方面也是出類拔萃的，如果你半夜12點想吃口香糖，服務員會一路小跑給你送來。這次看房對我刺激太大了，使我感到房地産的推銷真不簡單，這不是在做買賣，簡直是在“灌輸”文化。

    我在調到清華大學工作之前，我的一位同學向我推薦了北大附近的咖啡館，在我到京後立即實際體驗了它的不同反響。這個取名“雕刻時光”的咖啡館，晚上放映西方時髦電影，墻上佈置著書架，架上擺滿了書，其中不少學術著作。我搞博士論文所需的參考書很難找到，但在這裡居然看到2本。常去的客人除大學師生外還有高級白領職員和老外。你身處其中就會感到一種文化享受。

    經驗對文學寫作是必不可少的，作家是講故事的人，他應具有一定的人生經驗與感受。過去最有資格講故事的人是航海水手，他們隨船到世界各地目睹許多奇聞軼事，回到本國本地向人們敘述這些見聞，有了小説家後水手在敘事趣聞方面就不重要了。我國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他們在交通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走遍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再加上他們的坎坷經歷，著就了許多優秀詩篇。現在有了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很多作家記者乘飛機來往全國各地乃至世界五大洲，最長也就是20多小時，沒有過去那種漫長而豐富的旅途感受，經驗對作家開始貶值。

    個人的豐富經歷和體驗對作家還是很重要的。我向學生介紹了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説《透明的胡蘿蔔》，其中的細節：一個小男孩喜歡上了比他大的一個姑娘，孩子們在河灘上砸石頭，忽然姑娘的手被石頭碰破了，流了血。姑娘用手絹將手包了起來。小男孩對她産生了最純潔的暗戀。血不流了，姑娘把手絹給了這個男孩，男孩視為珍寶，又怕別人知道，就把它藏在橋洞裏，每次路過那裏都要去看一看，看到了手絹心裏得到某種滿足。可是學生認為要愛就去找她，向她表白不就完了。又説：莫言把自己的痛苦寫那麼多幹嗎？他的痛苦與我有什麼關係。看來不同時代的人對生活有不同的理解。

    日本很受歡迎的影片《寅次郎的故事》寫一個醜男人跟一個漂亮女人的故事，拍了很多集。男人在女人面前羞澀，憨厚的醜男人也有人愛，給日本男人打了一針強心劑，使男人在女人面前有了信心。女主人很漂亮受到男人的尊敬和愛，女人有一種優越感，也很驕傲。這部作品抓住了社會上人們的心理，所以贏得了那麼多的觀眾。

    作家不管對現實的把握有多困難還是要堅持寫作，因為這是作家的社會責任。

    關於真實性問題，由於種種因素要做到真實是很難的。義大利暢銷小説《玫瑰的名字》把宗教與殺人案聯繫在一塊，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日本某電視臺推出的女主持人漂亮而有風度，得到許多人的喜愛，很多人給她寫信。後來主持人不見了，在眾多人質詢下電視臺聲明這個主持人是電腦合成虛擬的，你們不要再寫信了。可是寫信的人更多了，信中説：我們根本不在乎她是真是假，我們喜歡的是這個形象和風度。

    對真實危害最大的是市場選擇，市場不選擇你，你就完了。現在的歷史都是後面的人寫的，究竟什麼是真實？對寫作構成壓力的又是什麼？“清醒，但我活著”“痛並快樂著”是很時髦的詞語。

    面對這種狀況，文化人感到悲觀。面對品位高的小説的消亡，北大陳平原教授説：小説在今天已不是重要的門類，連電影也不重要了。我們在接受西方東西時想想我們還有哪些獨特的東西？

    純文學的東西沒有多少人欣賞，世界都是如此。一次，我要去法蘭克福演講，路上塞車。我打電話給主持人問來了多少人？他説聽講的只有5個，3個已經走掉了，一個正準備走。因此我趕緊説不去了。

    重新面對我們的文化背影，不要把文學分成純文學與大眾文學。十九世紀西方文學的輝煌是一個特例。我們要把文化放在更大範圍去考查，文化方面也不能總盯著西方，其實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及拉丁美洲有許多可借鑒的東西。

    中國的文學資源是非常豐富的，要很好地利用這些資源。我們學習西方文學很久了，要很好地看看我們自己的東西。通過大家的努力，也許一、二十年內中國會出現名真正的大作家。

     （ 文字記錄整理：薛連通 /2002.6.28）

     中國網 2002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