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習俗,結婚十年為錫婚,二十年為瓷婚,三十年為珍珠婚,四十年為紅寶石婚,五十年為金婚,六十年為鑽石婚。本書大約是歷史學家週一良(1913-2001)的最後一本著作,以他與老伴六十年共同生活為線,回憶了他的豐富的經歷和複雜的心境。本文摘自書中第三至六章。
初識鄧懿
我小時在私塾讀書,沒有數理化的基礎,不可能考大學,而興趣又在國學方面。清華國學研究院當時已停辦。燕京大學有專門訓練中學國文老師的二年制國文專修科,入學不問資歷,只考國文、歷史。我于1930年秋進了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但專修科不是正途出身,我很想轉學。
剛剛成立的輔仁大學查驗文憑比較松,當時造假文憑風甚盛,我在琉璃廠假造了一個安徽高中的文憑。同時,輔仁入學考試也比較松,數理化中只考數學一門,我就請我的表兄孫師白替我去考,就這樣進了輔仁大學歷史系。
新開辦的輔仁大學,對於一年級的課程很不重視,我感到不滿足,又思轉學。而燕京大學轉學是只考國文、英文兩門,我當然優為之。這樣,我以輔仁大學一年級生的身份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
次年春,學生會組織去泰山旅遊,我開始與鄧懿相識。她畢業于天津南開女中,各門功課都很好,尤其喜歡文學。
30年代,天津有一家名叫《北洋畫報》的刊物,是趙四小姐的姐夫馮武越所辦,雅俗共賞,頗受歡迎。該刊每期的刊頭上都是一位女士的玉照,或兩位女士的合影,其中有電影明星,如胡蝶、阮玲玉等,或者就是當地的大家閨秀。鄧懿的照片就經常上《北洋畫報》。
我是從外校轉來的二年級學生,按規定必須補修一年級的中國通史,由鄧之誠先生講授。當時鄧懿是國文係一年級學生,也在這個班上,不過我們沒有交談過。1933年春到泰山旅行時,我們開始有了接觸。鄧懿為我在虹橋飛瀑拍照。照片洗出後,我送給鄧懿一張,背後附題記“廿二年春遊泰山鄧懿同學為我拍因贈一良”。後來我的錢包和大衣被土匪搶走,當時認識的天津同學只有鄧懿,於是就向她借了五塊錢。回天津以後,上她家裏去還錢,才逐漸對她的家世有所了解。她的父親于清末留學日本學法律,回國後做了律師,同時也靠吃瓦片(做房東)有所收益。他還是一位詩人。我和鄧懿的家庭背景和文化教養都比較接近,談起來有很多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比如我們都喜歡聽顧隨先生的課,都喜歡看京劇,都喜歡聽劉寶全的大鼓書,等等。
名媛青眼
鄧懿在燕京頗引人注目。據説她剛入學時,就有一位同班同學追求她。那人西裝革履,對她百般逢迎、千依百順,反而引起她的反感,斷然拒絕與他交往。而我呢,一身藍布大褂,像個老學究,不穿西服,——事實上,我家裏也從未給我做過西服。我每學期從家裏帶二百塊錢到學校來,除交學雜費和伙食費以外,所剩無幾,沒有多餘的錢做衣服。直到我有稿費收入以後,才做西服穿。另外,在我與鄧懿的交往中,決不唯命是從、唯唯諾諾,倒是經常與她發生爭論,這也是與那位男同學大不相同的地方。或許就是因為這兩個原因吧,鄧懿對我似乎較有好感。
就這樣,一來二去,我對鄧懿逐漸由最初的好感産生了愛,但她心裏是怎麼想的,我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陪她從圖書館回到女生宿舍二院門口,就在我們即將分手時,我毅然決然地用動作明確表達了我的愛情,我的這種衝動對她來説大概有些意外,又似乎是在意料之中。恰好這時鐘亭的鐘敲了三下,是九點半(此係採用西方海上報時方法)。當時我們都在學法語,因此事後常常用法語“neufheureetdemi”提起這個時間。當時鄧懿對我表示,由於她父親過早去世,母親又體弱多病,弟弟、妹妹還年幼,她必須主持家務,不能結婚。我的回答是,這一點也不成問題,對於她的母親,我是會負責到底的。四十年來的事實證明,我實踐了當時對她許下的諾言。
當時燕京大學規定,女生宿捨得一、二、三、四院男士免入,男生來訪只能在門口按鈴,請女生出來談話。女生宿捨得北面有兩座小樓——姊妹樓,靠北面的那個小樓,就是專門為女生預備的會客室,屋內擺放著許多沙發,沙發的靠背都很高,是為了方便學生躲在沙發背後談心。燕京大學的校園非常美麗,湖光塔影,草坪上、柳陰下、湖水畔、鐘亭邊,無處不可留連,都是情侶們談情説愛的天然勝地。記得俞平伯先生曾經説過,清華園好比是一篇散文,而燕園則好比是一首詩。燕京的學生可以説是在詩一般的環境裏學習和生活的。
此外,還有一處情侶們經常光顧的地方,就是燕京大學東門對過的常順和飯館,飯菜可口,而價錢不貴,環境也比較乾淨。男生們常在此宴請女生。直到今天我還能數出常順和的一些菜名,如糖醋溜松花、焦炸馬鈴薯絲等。説到這裡,我可以再舉出一件鄧懿與別的女生的不同之處。通常男女同學出去吃飯,理所當然地是由男士付賬,而鄧懿遇到這種情況,總是和我爭著要付賬,由此可以看出她所具有的那種獨立自主的新女性精神。
甜甜酸酸
前面説過,鄧懿在大一時已經拒絕了那位追求她的男生,但我並沒有因此而放鬆警惕,甚至變得有些疑神疑鬼。鄧懿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論才論貌都遠不如她,這位女友有一位燕京畢業的表兄,一表人才。他們三人很談得來,常在一起。當時雖然聽説那位表兄對他的表妹很中意,但讓我覺得蹊蹺的是,為什麼他在如此優劣懸殊的兩個女友中,不“擇優錄取”呢?我一直為此懷有醋意,感到忐忑不安。直到那位表兄最後與他的表妹結了婚,才消除了我的擔心。
我把1933到1938年這五年戀愛時期概括為甜甜蜜蜜的五年,在甜甜蜜蜜之中摻入一些酸味,也許就更顯得甜蜜了吧。
在我這方面雖然沒有使鄧懿感到疑慮的事情,但遇到過一些人為我提親説媒。初入燕京時,我的姨母就曾想把我舅父的女兒説合給我。當時不懂什麼近親不婚的道理,但認為婚姻大事應當由自己選擇,所以婉言謝絕了。還在燕京國文專修班的時候,容庚先生曾想把他的得意弟子、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女生介紹給我,先從側面了解她的想法。這位女生表示,她將來非博士不嫁。後來她果然嫁給金陵大學的一位教授劉博士了。此事是多年以後朋友講給我聽,我才知道的。可是,週一良以後不也成為博士了嗎?
戀人之間不管如何相愛,總不免會有一些摩擦和誤會。有一天晚上,我和鄧懿在二院女生宿舍門口,因為有什麼事情存在誤會,沒有能夠澄清,可已經到了關門的時間,只好分手了。我那時忽然想起黃仲則的兩句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於是就想試一試“風露立中宵”的滋味,在二院關門熄燈以後,仍在門口獨自徘徊不去。後來校衛隊來巡邏,覺得我可疑,經過一番盤問以後,就把我帶回男生宿舍去了。
興趣同異
1935年夏,我從燕京畢業。那個暑假我沒有回家,留在學校,和鄧懿兩人花前月下,盡情享受戀愛的甜蜜。1935年秋,我入燕京大學歷史系的研究院,主要目的就是再呆一年,等她畢業之後,再一起離開燕京。就在這一年冬天,我們在正昌飯店宴請師友,宣佈訂婚。
另一方面,這一年我在學術上有極大的收穫,這就是偷聽了陳寅恪先生講魏晉南北朝史課,眼前放一異彩,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決心走他的道路。1936年,經陳先生推薦,史語所聘請我去工作。接受陳先生指導和搞研究工作,這兩個條件對我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我當然極願意去。
此時,鄧懿從燕京大學畢業,我對鄧懿所學的專業中國文學很感興趣,她寫的畢業論文是納蘭性德詞,而我也很喜歡讀《納蘭詞》。現在她手邊還保存著一張紙條,是我用毛筆寫給她的短箋:
《宋名家詞選》奉繳,曾略讀之,誤字頗多,惜未能一一勘出也。書中猶存牡丹一瓣,良以買珠還櫝,意有未安,特留此最艷麗者隨書奉還,敬希納。明早課畢望即至校門,一良當在彼恭候也。郭家晚飯如何?小蘿晚佳。一良八點半。
可見當時我們兩人在這方面的共同興趣。但從她那一方面來説呢,對我的歷史專業可説是一點也不感興趣,認為歷史學枯燥無味。我這一生所寫的東西,恐怕她只讀過自傳《畢竟是書生》以及我污衊她是漏網右派的大字報。她從來沒有從頭到尾讀過我任何一篇學術論文。
當時我們印製了帶有紅葉標誌的信紙和信封,所以弟妹們每看到郵差遞來帶有紅葉標誌的信封,就大嚷大叫地給我送來。
中西合璧
1938年4月3日,我們在天津結婚。
法租界的國民飯店建於20年代,是當時天津最大的飯店,號稱可以舉行數百人的大型宴會。我們是在國民飯店舉行的婚禮。30年代的婚禮可以説是中西合璧,先在飯店裏用西方方式舉行,然後再回到家裏按中國傳統禮俗重來一遍。
西式婚禮中,證婚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本來想請傅增湘來證婚,因為他是當時文化學術界的頭面人物,同時與周、鄧兩家都有淵源。但因平、津之間交通不便,所以改請了開灤礦務局的總經理孫章甫先生。孫是美國留學生,同時又是與我們有親戚關係的前清學部大臣孫家鼐之孫。
新郎和新娘的衣著都是西式的,新郎黑色禮服、白手套。新娘白色衣服,長紗委地。新娘手裏拿的花束是自己設計的,用白色馬蹄蓮扎成。結婚前一天,我們到一家白俄經營的利佛西茨照相館照了相。當時還準備了一個精美的小紀念冊,由我十歲的小兄弟景良拿著,請來賓簽名。
婚禮結束後,客人入席;而新郎、新娘回家,脫去西式服裝,新郎換上長袍馬褂,新娘上身穿花色短襖,下係紅裙。兩人先拜祖先,後拜父母,然後向來賓中的長輩行禮。新房裏挂的禮品,有傅增湘送的對聯,還有顧隨先生寫的條幅:“屏除絲竹”。桌上陳列著同學們贈的禮品:譚其驤《中西回史日曆》;鄧嗣禹《居裏夫人傳》(英文);侯仁之、張瑋瑛《牛津詩選》(英文)等。
太平洋戰爭以前的天津租界相當平靜,因此我們婚後的生活是比較恬靜安穩的。我在當時讀的有用書齋刊本《六朝文》上題寫過這樣一段話:
此書刻印皆極精工,紙張亦好,殊為悅目。廿七年孟冬予以病後靜養,不能治史,因取是冊與室人蘿廠共讀之,期以能背誦而後已,亦怡養性情之一道也。惟予藏此書止存上卷,蓋有趙中令半部《論語》治天下之意。十一月十二日燈下,一良識于泰華里寓廬屏除絲竹之室,時蘿廠在側,為予制無縫之天衣,爐火熊熊,一室皆春。
這段話基本上可以代表我那一時期的心境。
(賀春摘編)
摘自《鑽石婚雜憶》週一良著三聯書店2002年5月版
《文匯報》200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