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後的今言，心情很舒暢，忙工作，忙家務，愛説愛笑。每次回家總是一邊走路一邊唱著歌或戲曲。我一聽到她的歌聲，就去開門。生活其樂融融。

    今言生活簡樸，一心想著工作。吃穿從不講究，老穿一身藍色的幹部服，不喜歡逛公園，上街時我若是挎她胳膊，她也不讓。

    我曾跟她説：“買件花衣服穿不好嗎？”

    這話以前也説過，她聽不進去。這回，社會上刮來了一股風，説蘇聯婦女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咱們的女同胞也應當打扮打扮。李濱聲還畫了好幾張諷刺畫：因為都穿四個兜子的幹部服，弄得男女難分。

    今言這回總算動了心，我陪著她，去商店裏買了花布回來打算做旗袍。

    可惜的是，沒等她去做花旗袍，這股風就被另一股風吹散了，另一股風號稱“反對資産階級生活方式”，穿花衣裳也在抨擊之列。她終於沒能穿上花旗袍。那花布，後來做了棉襖面，花棉襖外面罩上件幹部服，還是一身藍。

    今言畫漫畫進步很快，她的《無情的“天河”》是諷刺當時多得數不勝數的會議的，星期日也老開會，以至夫妻難以團聚，夫妻幾乎成了牛郎織女，畫面上的夫妻腳下各踩一朵雲彩，丈夫挑著個筐，筐裏的嬰兒自然是他們的孩子，銀河則是由無數會議通知單組成的。

    畫出初稿後，她把畫拿到我跟前，問：“你看還行嗎？”

    我説：“構思得挺好。漫畫最好有點趣味性，不妨讓那孩子從筐裏漏出幾點尿來……”

    她笑了，説：“你就會出這種主意！不過，這主意挺好！”

    後來，經過修改，這張畫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在她的漫畫中，社會影響最大的是《西太后的評語》，這幅漫畫創作于增産節約運動中，畫中那富麗堂皇、琉璃瓦大屋頂的建築是宮殿式廚房，慈禧太后拍拍一位幹部的肩膀，對他説：“你真是花錢能手，我當年蓋頤和園時也沒想到用琉璃瓦修飾禦膳房。”當時我國的經濟狀況還相當困難，而有些幹部卻大手大腳地浪費人民的血汗錢，追求奢侈、豪華、擺闊氣、講排場。今言的畫無情地揭露、諷刺了這種惡劣作風。

    1957年，反右派運動來了。我在《人民日報》的日子不好過，為一齣短劇《過堂》做檢查；她在《北京日報》的日子也難熬。她的那張大屋頂漫畫，幸虧在發表時盛傳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讚，不然就很可能被戴上醜化領導幹部的帽子，那就難逃一劫了。

    一天，晚飯後，她説起她們單位反右的新進展。

    “真沒想到，李濱聲給劃成右派了，王復羊看來也懸……”神情惆悵，邊説邊搖頭。

    李濱聲劃成右派的原因，是因為一張題為《“老實幹部獎”獲得者——沒嘴的人》的作品。畫面很簡單，畫著一個手捧獎狀的沒嘴的幹部。這幹部沒嘴，對什麼事都不會評頭論足。

    我當時説：“李濱聲的為人，咱們都了解，他的畫也許個別幾張有毛病，可也不至於利用漫畫去反黨反社會主義呀……”

    今言説：“我想也是……”

    第二天，她在單位的會議上發言，大體上重復了我的看法，只把這些話作為她個人的意見談出來。沒想到，立即被指摘為“同情右派”，“企圖替右派翻案”等等。嚇得她不敢再説什麼。後來做了檢討。回到家，她同我説起這件事，怕自己為這事也被劃成右派，不禁淚水漣漣。

    反右之後，過了好些時候，她的情緒才慢慢地恢復了過來。可惜，很快就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不過那時她回家後還是有説有笑的，有時還唱唱戲。

    有一回，侯寶林給我打來電話，約我到政協禮堂去吃飯，並且説可以和今言一道去。相關的手續，當然是包在他身上了。

    今言愉快地答應去政協禮堂用膳。由於供應困難，那時魚、肉、蛋是很難吃到的。政協為了照顧知名的民主人士，搞好統戰工作，想出了在政協禮堂給大家改善一下生活的辦法。那天在政協禮堂，我們很高興。不僅吃到了一些久違了的葷菜，補充了肚子裏的油水，更令我們高興的是，我們還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那天光臨政協禮堂的各界名人不少，其中還有末代皇帝溥儀。

    今言對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視的。她自己儉省，也教育孩子節約。她先讓大孩子七一學習替保姆記伙食賬和自己零花錢的賬。她還查賬。我也贊成她的做法。

    大孩子七一記賬記得可認真了。今言有一次查賬，見上面有“白耗子二十斤”，問我，我也不明白，我想了想，説：“白耗子，就是小白鼠吧？”可我們家從來不做生物實驗，買小白鼠來幹什麼，再説，也沒見到他把小白鼠拿回家裏呀？

    七一放學回來了。

    今言拿著他的賬問：“這‘白耗子’是怎麼回事？”

    七一放下書包，回答道：“‘耗子’就是‘鼠’呀！”今言仍然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道：“買的小白鼠？”

    七一從媽媽的話裏聽出她誤會了：“不是‘白鼠’，是‘白薯’。買的是白薯！”

    今言和我聽了，不覺大笑起來。

    我們的日子雖然非常忙碌，卻過得和和美美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來，就打破了我家的和諧氣氛，生活變得苦澀起來。

    先是造反派無數次地抄家，弄得雞犬不寧，想安生過日子也不可能了……

    接著我們倆分別進了各自單位的牛棚。可那時候孩子都還小。七一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去“和貧下中農相結合”，可初中還沒畢業。但最讓她揪心的是最小的孩子曉綱。他才四歲，由上小學一年級的小牛照料著，小牛生活自理尚且還困難呢，他怎麼照料得好弟弟？她的情緒於是變得憂慮、焦燥起來。

    我們倆在結束牛棚生活時，她憔悴多了。性格也變了，變得沉默寡言了。早先，她是那樣地活躍，興趣廣泛、多樣，現在變得整天悶著頭幹活，有時甚至整天不説話。她想不通，世道為什麼變成這模樣；更想不通人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她。

    我們的日子過得愈來愈糟糕了。

    一天，我從報社設在房山的五七幹校回家，對她説：“我們《人民日報》的幹校，要搬遷了，搬到河南葉縣去，那地方窮得很。領導上説，有問題的人，連戶口都要遷走，可許多人不肯遷。報名的時候，我舉了手了，只遷我一個人的戶口也可以，那樣的話，你就帶著孩子在北京；你要是願意一塊兒去，那就乾脆把全家的戶口遷走。”

    她幾乎沒有一點猶豫，立刻就説：“你上哪兒我就上哪兒！”

    這句話説得那樣乾脆、果斷，那樣斬釘截鐵，讓我刻骨銘心。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

    我在報社裏也實在沒法呆下去了。我既無歷史問題，更沒有任何的“現行”問題，可有人專門跟我作對，並且煽動一些人同我過不去。我實在受不了那種氣我終於下了決心：帶著戶口到葉縣去我當時是下了決心的，不回來也罷在《人民日報》下到葉縣五七幹校的職工中，把全家戶口遷走的，只有三家人，兩家是當時被認為有歷史問題的，另一家就是我了。

    我們報社幹校設在河南葉縣劉店，今言跟我在那個連年遭災，俗稱“水旱蝗湯”為害最烈的地方（湯指國民黨湯恩伯的軍隊）受苦了。小牛和曉綱離開京城，來到那個貧困的地方，也受了苦。但在這樣的世道之下，有什麼辦法呢！

    在幹校，今言每天按時下地幹活。派給她什麼農活，她都幹，從不挑挑揀揀。她和老鄉的關係相處得很融洽。我常常看見她和幾位大嫂在一起聊天説笑。這裡的物質生活雖苦，但她精神上是愉快多。我也和她一樣。

    有一回，一位大伯的手讓蝎子蟄了。蝎子的毒液滲進體內是很危險的。我當時雖也在場，卻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不知該怎麼辦好，她卻急忙俯下了身子，用嘴去嘬，把毒液一口一口嘬出來吐掉，農村百姓的封建意識比較濃，她也顧不得。

    “幸虧你啊！”大伯的兒子聞訊飛奔而來，見到今言，連連道謝。

    老鄉們也紛紛圍過來了，七嘴八舌地謝她。

    我們在幹校度過了兩年時光。1972年，奉上面指示，我們又回到了北京，戶口也遷了回來。人安然回到了北京，但文化大革命何時才能結束，還看不出跡象，今言的心中仍快樂不起來。稍可欣慰的是，我們一回到北京就恢復了原來的工資待遇。物質生活總算比幹校時好多了。

    回北京後，我仍回《人民日報》工作，單位裏只讓幹些雜務。今言本應回《北京日報》上班，可她不肯去。

    我勸她説：“你回報社吧。”

    她皺著眉説：“那地方我沒法回。”

    我又説：“遲早總是要回去的，總不能老不回報社呀！”

    她氣呼呼地説：“沒法回，沒法回。我再也不去報社了！”

    我三番五次地勸她也沒有用，我知道，那裏自動亂以來，她屢屢挨批挨鬥，不知是什麼人指使的，有好些大字報用很惡毒的話去攻擊她，造她的謠、誣陷她。她在解放前就為革命工作，而今竟也成了罪狀。她的家在解放前是地下黨活動的據點，她參加地下黨活動，是在劉仁領導之下，隨著劉仁被打倒，她也遭到了猛烈的攻擊與批判，並被開除了黨籍，實在傷透了她的心。

    她堅決要求調動工作，後來她調到了北京工藝美術研究所。在新崗位上，她的任務是搞牙雕（象牙雕刻）的形象設計。

    1977年的夏季，剛進入6月，天氣就很熱了。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

    這些年來，她心情不舒暢，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粉碎“四人幫”後，才好像重見天日一樣，雖然還是少言寡語，臉上總算有時有了笑容。有時還哼哼幾句京劇唱段。

    6月17日這天，她照常一早就騎車出門上班去。可是沒過多大工夫，卻又騎著車回家來了。我一，她臉上的氣色怎麼變得這麼灰暗。

    我扶她進房間後，便問：“你，怎麼啦？哪兒不舒服？”

    她有氣無力地指指胸口，説：“疼，胸口疼……”

    我吩咐小牛趕緊去報社的司機班找輛車來。把她送進了同仁醫院。今言患的是心肌梗死。

    搶救過來之後，急診室的大夫和兩位護士就帶我們去辦住院手續，護士還拿來了一套醫院的病號服。給今言更換住院病人衣服的時候，意外發生了：她的心臟突然停止了跳動。醫生連忙再搶救，但已回天無力了。

    事後，我們才知道，急診室的大夫、護士犯了個常識性錯誤：他們太急於給病人更換衣服了。心臟病人剛剛搶救過來，需要平靜地休息休息。更換衣服對剛剛搶救過來、病體十分虛弱的人來説，那樣的折騰是吃不消的。

    自從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今言經受了太多的磨難，心情一直十分壓抑，本來她的身體是非常好的，熬過那十年，她已經像變了個人似的，在急診室又偏偏碰上了那麼個缺乏起碼常識的大夫……她就這樣，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匆匆離開了人世。那年她才五十三歲，正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年齡呀！

    今言離世之後，趕來一批又一批弔唁的親友、同事。有的一進我家門就嚎啕大哭。《北京日報》的老同事來了不少，北京工藝美術研究所的師傅們説，她太勞累了，她的活是三個人的工作量呀！《人民日報》的同事們也紛紛前來安慰我。在那令我心碎的日子裏，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天天流著眼淚過日子。

    華君武曾在一篇文章中惋嘆：中國出過兩位女漫畫家，解放前的一位是梁白波，解放後的一位是陳今言，可惜都過早地去世了……

    （摘自《樂趣無邊——方成漫畫人生》，華藝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書摘》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