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吸取任何教訓。今天與那時,文明都是一樣的危險。
——懷貞鮑姆
《現代性與大屠殺)【英】鮑曼著譯林出版社2002年1月
德國納粹對猶太人實行種族大屠殺,時至今日,已然過去大半個世紀,而猶太人、德國人、歐洲人,仍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紀念這一事件。顯然,他們並沒有把事件局限在某個特定的時空框架之內,而是視為對人類存在本身的根本性挑戰,一種難以清除的罪惡和恥辱。即以出版為例,關於大屠殺的書籍,無論紀實或研究,其品種之多,令人驚訝。我國翻譯過來的,僅其中寥寥幾種;稱得上學術著作的,恐怕只能舉出譯林出版社近出的一種:《現代性與大屠殺》。
事實上,保存記憶並非易事,何況從國家到社會,存在著一股相當強大的聯合勢力,極力主張遺忘。記憶或遺忘,兩者之間,無論在德國歷史上,還是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一場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義的持續的鬥爭。身為流亡的波蘭猶太學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的作者鮑曼對他的研究意圖十分清楚,因為目睹的事實是如此荒謬,人們總是將刺痛從大屠殺的記憶中拔出來,所以,他決意尋繹納粹大屠殺的教訓,使之深入到當代社會的自我認知、制度實踐和社會成員之中。
大屠殺:現代文明的産物
《現代性與大屠殺》是從破除現代文明的病因學神話開始的。對於納粹大屠殺的理解,人們往往將罪行邊際化,把現代國家和集體的犯罪等同於歷史上的殺人事件,認為是野蠻的遺留,在現代化進程中未及馴服和有效控制的前社會力量的爆發,從而免除了對現代性的罪咎的追問。作者不同意這種流行的看法,因為事實是:納粹大屠殺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屠殺事件,超過了所有所謂的前現代等價事件並使它們黯然失色。與納粹大屠殺比較起來,這些事件是原始的,落後的,不經濟的和效率低下的。無疑地,納粹大屠殺是現代文明的産物,就像現代社會的其他事物一樣,如果用我們慣用的標準來衡量,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十分傑出地顯示出了現代化的成就。
學者常常把“現代性”同進步性聯繫起來加以定義,如此看來,鮑曼的結論是令人沮喪的。
關於殺人的現代性,鮑曼主要從理性原則、社會組織和科學技術三個方面進行闡述。他在書中第五章《誘使受害者合作》中,仔細剖析了德國人如何動用受害者的理性誤導他們的策略。“犧牲一些,拯救多數”,這是猶太委員領袖在辯詞中反覆重現的語句;而更多的猶太人,則追逐著“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在每次“行動”之後仍然相信這是最後一次,於是,諸如“避免損失”、“活下來的代價”、“更少的罪惡”等計算也就隨之産生。在這裡,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殺害他們的兇手計劃的一部分。鮑曼指出,在納粹大屠殺整個漫長而曲折的實施過程中,從來未曾與理性原則發生過衝突。這是可怕的。其次,是關於理性化的制度,也即官僚機構的形成與完善。無論大獨裁者希特勒的殺人的想像力如何大膽,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理性的官僚機器以常規程式付諸實踐,終將一事無成。
鮑曼多次描述了這樣一種現代“園藝”國家觀,説是作為一個國家,廣大被統治者只是“園丁”從事設計、培植和噴殺雜草等活動的對象。納粹大屠殺就是這樣合乎邏輯地得以構思和實施的。由於社會被視為管理的對象,視為必須加以“控制”、“掌握”、“改進”的一種性質,視為“社會工程”的一個合法目標,總之視為一個需要設計和用武力保持其設計形狀的“花園”(根據園藝的要求,植物被劃分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應被清除的雜草兩大類),納粹大屠殺一類解決方案便不僅有了可能性,而且具備了現實性,惟有發生才變得格外“合理”。一切為設計所決定。是設計賦予了納粹大屠殺以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為它製作工具,社會根本無力抵抗“園丁”的照管,只好隨時準備被擠壓成園丁所選擇的任何形狀,以整體性癱瘓為代價確保它暢通無阻。這叫“社會錯位”。所謂錯位,就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出現顛倒,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逼使社會處於盲目被動的狀態。
鮑曼還指出,在使納粹大屠殺得以持續的過程中,現代科學既直接又間接地充當了幫兇角色。首先,科學要求價值無涉,追求工具理性,在國家轉變為有組織犯罪時,它不予阻擋,甚至相應地演變為一種反道德邏輯,而為國家所利用。它以龐大的研究及實驗機構、人員、設備、技術,為納粹大屠殺提供了必要的物質資源。
理性思維,官僚體制及現代科技三者之間互相聯繫,但是,它們不是平行的;在書中,核心是“掌握著現代國家官僚體系之舵、懷有宏偉設計的人物”,其餘一切都為他們所支配。他們訓練部屬、軍人、專家,而且同樣訓練受害者,通過組織,強制或誘使他們合作,最後把暴力集中起來。
命令:服從與責任
關於納粹大屠殺事件,鮑曼十分突出地論述了不同角色的共同的責任問題。書中寫到,有兩種情況可以開脫責任:其一,殺人者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服從組織紀律而已。希特勒的頭號助手艾希曼在審判期間,堅持認為他遵守的不僅是命令,而且是法律。他的辯護律師塞瓦斯博士在總結陳詞時,以非此即彼的極端形式把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是因為:如果他贏了,他將獲得勳章;如果他輸了,他就得上絞刑架。”忠誠與服從由來是公民尤其是軍人的天職,罪惡隱藏在什麼地方呢?鮑曼提到米格拉姆的關於“責任轉移”的實驗,它表明:一旦經過行動者的同意而將責任轉移到上級命令的權力之中,行動者就被投入了一種“代理狀態”,即把自己看作是給別人執行意願的狀況。代理狀態與自主狀態是相反的,實質上是逃避個人良知的責問。這樣一種連續的、普遍的責任轉移,結果造成一種“自由漂流的責任”,造成一種情境,在這一情境之中,組織的每個成員都相信他是受人操縱的。所以,鮑曼説:“組織在整體上是一個湮沒責任的工具。協調行動之間的因果鏈條被掩飾起來,而被掩飾的事實恰好就是這些行動産生效力的最有力的因。”由於納粹大屠殺的參與者都相信責任在別人那裏,在上級那裏,或者簡直就是命令本身,集體執行殘酷的行為便變得更容易了。
納粹大屠殺昭示:人類記憶中最聳人聽聞的罪惡,並非一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所為,而是由身穿制服的惟命是從的人完成的;它不是源自秩序的敗壞,而是源自一種完好的秩序統治。書中稱引麥克唐納于1945年的警告説,“現在我們必須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違法者。”這意味著,秩序,法律,所有的規則和資源,都是屬於園丁國家的。它具有操縱道德能力的能力,只要它願意,就可以超越任何道德倫理的界線,對其統治之下的人們做任何它所想做的事情。
為責任開脫還有一種情形是,將問題歸因于距離,也即中國古聖人孟子説的“君子遠庖廚”,認為遠離罪惡的現場是沒有責任的。一般來説,責任來源於與他人的接近,接近的另一端則是社會距離。如果説接近的道德屬性是責任,那麼社會距離的道德屬性則是缺乏道德聯繫,或者是異類恐懼症。納粹的最成功之處就是統治的非人化,它利用人們的安全感,製造冷漠,擴大被指定的受害者與其他人之間在身體上和精神上的距離;分割殺人過程以使殺人者適應具體的技術分工,以技術責任代替道德責任,將受害者置於不可見之地並因此掩蓋行動的道德意義,使之遠離道德評價。距離的社會生産,貫穿納粹大屠殺的全過程;倘若統治者認為必要,當然還可以製造緊急狀態,于頃刻間撤除距離,走出保密之墻,使用極端的步驟直接殺人!
關於知識精英
《現代性與大屠殺》從社會學出發,最後回到倫理學,主旨是道德責任問題。納粹大屠殺所以發生並成功地得以持續,變換一個角度,也未嘗不可以視作“抵抗資源”的失效。其中,知識精英的表現特別引人注目。德國的大學同其他現代國家的大學或相似的機構一樣,堅持所謂的“價值中立”,標榜追求知識和科學研究的動機的無功利性,為此,必然把認為與科學追求的利益相衝突的其他意願置於不顧。鮑曼強調指出,德國的科學機構對納粹野蠻的行徑保持沉默,甚至在完成納粹任務的過程中積極配合是不足為怪的。他還援引美國學者利特爾的話説,屠殺集中營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一個大學體系生産出來的産品。至於德國科學界的精英,書中舉例説,像普朗克、索末非、海森堡等都曾經向政府提出過各種忠告,目的在於避免正面衝突,恢復某種秩序,以使他們的職業自主性得到維護。海森堡找到希姆萊,以確證他和他的同事能夠被允許做他們願意做和喜歡做的事。希姆萊建議他把科學同政治區分開來,這使他深受鼓舞。於是,他以自己的專業積極推動納粹事業,後來身在異國,舉步維艱,仍然不倦地指導兩個小組中的一個投身到原子彈的研製中,淪為不可自拔的科學動物。在納粹建立的新秩序中,知識分子紛紛投降,從受害者變為殺人者的附庸、犯罪的同謀。在血腥的空氣裏,他們缺乏抗爭的勇氣,為了寬慰自己,竟至於認同官方的結論,把受害者視為可恥的一群,從而像以往一樣,繼續安然沉湎于大學的“清白”和科學界的“純潔”的喜悅之中。
知識精英的表現,進一步支援了鮑曼的關於大屠殺源於“現代性”的結論。接下來的問題是,納粹大屠殺的悲劇會不會重演?根據鮑曼的邏輯,結論同樣是肯定的。所有導致納粹大屠殺的因素仍然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道德責任的漠視,現行社會組織甚至可能因為“現代化”的單向度發展而使不道德的行為變得更為合理。因此,他認為,惟一的希望在於接受納粹大屠殺的挑戰,承認納粹大屠殺的意義,把人性、同情心、羞恥感從死亡的歷史陰影中拯救出來。但是,這是可能的嗎?為了戰勝邪惡,應該有多少人反抗那種邏輯?有沒有一道神奇的門檻,能讓邪惡的技術在跨越時戛然中止?“有多少人選擇道德義務高於自我保全的理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確實有人這樣做了。”鮑曼這樣回答。作為知識分子,批判並不曾使他失去對人類的熱愛。其實,惟其熱愛,批判才會變得如此執著、鋒銳和徹底。
《南方週末》200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