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貞鮑姆

    《現代性與大屠殺）【英】鮑曼著譯林出版社2002年1月

    德國納粹對猶太人實行種族大屠殺，時至今日，已然過去大半個世紀，而猶太人、德國人、歐洲人，仍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紀念這一事件。顯然，他們並沒有把事件局限在某個特定的時空框架之內，而是視為對人類存在本身的根本性挑戰，一種難以清除的罪惡和恥辱。即以出版為例，關於大屠殺的書籍，無論紀實或研究，其品種之多，令人驚訝。我國翻譯過來的，僅其中寥寥幾種；稱得上學術著作的，恐怕只能舉出譯林出版社近出的一種：《現代性與大屠殺》。

    事實上，保存記憶並非易事，何況從國家到社會，存在著一股相當強大的聯合勢力，極力主張遺忘。記憶或遺忘，兩者之間，無論在德國歷史上，還是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一場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義的持續的鬥爭。身為流亡的波蘭猶太學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的作者鮑曼對他的研究意圖十分清楚，因為目睹的事實是如此荒謬，人們總是將刺痛從大屠殺的記憶中拔出來，所以，他決意尋繹納粹大屠殺的教訓，使之深入到當代社會的自我認知、制度實踐和社會成員之中。

    大屠殺：現代文明的産物

    《現代性與大屠殺》是從破除現代文明的病因學神話開始的。對於納粹大屠殺的理解，人們往往將罪行邊際化，把現代國家和集體的犯罪等同於歷史上的殺人事件，認為是野蠻的遺留，在現代化進程中未及馴服和有效控制的前社會力量的爆發，從而免除了對現代性的罪咎的追問。作者不同意這種流行的看法，因為事實是：納粹大屠殺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屠殺事件，超過了所有所謂的前現代等價事件並使它們黯然失色。與納粹大屠殺比較起來，這些事件是原始的，落後的，不經濟的和效率低下的。無疑地，納粹大屠殺是現代文明的産物，就像現代社會的其他事物一樣，如果用我們慣用的標準來衡量，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十分傑出地顯示出了現代化的成就。

    學者常常把“現代性”同進步性聯繫起來加以定義，如此看來，鮑曼的結論是令人沮喪的。

    關於殺人的現代性，鮑曼主要從理性原則、社會組織和科學技術三個方面進行闡述。他在書中第五章《誘使受害者合作》中，仔細剖析了德國人如何動用受害者的理性誤導他們的策略。“犧牲一些，拯救多數”，這是猶太委員領袖在辯詞中反覆重現的語句；而更多的猶太人，則追逐著“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在每次“行動”之後仍然相信這是最後一次，於是，諸如“避免損失”、“活下來的代價”、“更少的罪惡”等計算也就隨之産生。在這裡，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殺害他們的兇手計劃的一部分。鮑曼指出，在納粹大屠殺整個漫長而曲折的實施過程中，從來未曾與理性原則發生過衝突。這是可怕的。其次，是關於理性化的制度，也即官僚機構的形成與完善。無論大獨裁者希特勒的殺人的想像力如何大膽，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理性的官僚機器以常規程式付諸實踐，終將一事無成。

    鮑曼多次描述了這樣一種現代“園藝”國家觀，説是作為一個國家，廣大被統治者只是“園丁”從事設計、培植和噴殺雜草等活動的對象。納粹大屠殺就是這樣合乎邏輯地得以構思和實施的。由於社會被視為管理的對象，視為必須加以“控制”、“掌握”、“改進”的一種性質，視為“社會工程”的一個合法目標，總之視為一個需要設計和用武力保持其設計形狀的“花園”（根據園藝的要求，植物被劃分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應被清除的雜草兩大類），納粹大屠殺一類解決方案便不僅有了可能性，而且具備了現實性，惟有發生才變得格外“合理”。一切為設計所決定。是設計賦予了納粹大屠殺以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為它製作工具，社會根本無力抵抗“園丁”的照管，只好隨時準備被擠壓成園丁所選擇的任何形狀，以整體性癱瘓為代價確保它暢通無阻。這叫“社會錯位”。所謂錯位，就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出現顛倒，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逼使社會處於盲目被動的狀態。

    鮑曼還指出，在使納粹大屠殺得以持續的過程中，現代科學既直接又間接地充當了幫兇角色。首先，科學要求價值無涉，追求工具理性，在國家轉變為有組織犯罪時，它不予阻擋，甚至相應地演變為一種反道德邏輯，而為國家所利用。它以龐大的研究及實驗機構、人員、設備、技術，為納粹大屠殺提供了必要的物質資源。

    理性思維，官僚體制及現代科技三者之間互相聯繫，但是，它們不是平行的；在書中，核心是“掌握著現代國家官僚體系之舵、懷有宏偉設計的人物”，其餘一切都為他們所支配。他們訓練部屬、軍人、專家，而且同樣訓練受害者，通過組織，強制或誘使他們合作，最後把暴力集中起來。

    命令：服從與責任

    關於納粹大屠殺事件，鮑曼十分突出地論述了不同角色的共同的責任問題。書中寫到，有兩種情況可以開脫責任：其一，殺人者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服從組織紀律而已。希特勒的頭號助手艾希曼在審判期間，堅持認為他遵守的不僅是命令，而且是法律。他的辯護律師塞瓦斯博士在總結陳詞時，以非此即彼的極端形式把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是因為：如果他贏了，他將獲得勳章；如果他輸了，他就得上絞刑架。”忠誠與服從由來是公民尤其是軍人的天職，罪惡隱藏在什麼地方呢？鮑曼提到米格拉姆的關於“責任轉移”的實驗，它表明：一旦經過行動者的同意而將責任轉移到上級命令的權力之中，行動者就被投入了一種“代理狀態”，即把自己看作是給別人執行意願的狀況。代理狀態與自主狀態是相反的，實質上是逃避個人良知的責問。這樣一種連續的、普遍的責任轉移，結果造成一種“自由漂流的責任”，造成一種情境，在這一情境之中，組織的每個成員都相信他是受人操縱的。所以，鮑曼説：“組織在整體上是一個湮沒責任的工具。協調行動之間的因果鏈條被掩飾起來，而被掩飾的事實恰好就是這些行動産生效力的最有力的因。”由於納粹大屠殺的參與者都相信責任在別人那裏，在上級那裏，或者簡直就是命令本身，集體執行殘酷的行為便變得更容易了。

    納粹大屠殺昭示：人類記憶中最聳人聽聞的罪惡，並非一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所為，而是由身穿制服的惟命是從的人完成的；它不是源自秩序的敗壞，而是源自一種完好的秩序統治。書中稱引麥克唐納于1945年的警告説，“現在我們必須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違法者。”這意味著，秩序，法律，所有的規則和資源，都是屬於園丁國家的。它具有操縱道德能力的能力，只要它願意，就可以超越任何道德倫理的界線，對其統治之下的人們做任何它所想做的事情。

    為責任開脫還有一種情形是，將問題歸因于距離，也即中國古聖人孟子説的“君子遠庖廚”，認為遠離罪惡的現場是沒有責任的。一般來説，責任來源於與他人的接近，接近的另一端則是社會距離。如果説接近的道德屬性是責任，那麼社會距離的道德屬性則是缺乏道德聯繫，或者是異類恐懼症。納粹的最成功之處就是統治的非人化，它利用人們的安全感，製造冷漠，擴大被指定的受害者與其他人之間在身體上和精神上的距離；分割殺人過程以使殺人者適應具體的技術分工，以技術責任代替道德責任，將受害者置於不可見之地並因此掩蓋行動的道德意義，使之遠離道德評價。距離的社會生産，貫穿納粹大屠殺的全過程；倘若統治者認為必要，當然還可以製造緊急狀態，于頃刻間撤除距離，走出保密之墻，使用極端的步驟直接殺人！

    關於知識精英

    《現代性與大屠殺》從社會學出發，最後回到倫理學，主旨是道德責任問題。納粹大屠殺所以發生並成功地得以持續，變換一個角度，也未嘗不可以視作“抵抗資源”的失效。其中，知識精英的表現特別引人注目。德國的大學同其他現代國家的大學或相似的機構一樣，堅持所謂的“價值中立”，標榜追求知識和科學研究的動機的無功利性，為此，必然把認為與科學追求的利益相衝突的其他意願置於不顧。鮑曼強調指出，德國的科學機構對納粹野蠻的行徑保持沉默，甚至在完成納粹任務的過程中積極配合是不足為怪的。他還援引美國學者利特爾的話説，屠殺集中營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一個大學體系生産出來的産品。至於德國科學界的精英，書中舉例説，像普朗克、索末非、海森堡等都曾經向政府提出過各種忠告，目的在於避免正面衝突，恢復某種秩序，以使他們的職業自主性得到維護。海森堡找到希姆萊，以確證他和他的同事能夠被允許做他們願意做和喜歡做的事。希姆萊建議他把科學同政治區分開來，這使他深受鼓舞。於是，他以自己的專業積極推動納粹事業，後來身在異國，舉步維艱，仍然不倦地指導兩個小組中的一個投身到原子彈的研製中，淪為不可自拔的科學動物。在納粹建立的新秩序中，知識分子紛紛投降，從受害者變為殺人者的附庸、犯罪的同謀。在血腥的空氣裏，他們缺乏抗爭的勇氣，為了寬慰自己，竟至於認同官方的結論，把受害者視為可恥的一群，從而像以往一樣，繼續安然沉湎于大學的“清白”和科學界的“純潔”的喜悅之中。

    知識精英的表現，進一步支援了鮑曼的關於大屠殺源於“現代性”的結論。接下來的問題是，納粹大屠殺的悲劇會不會重演？根據鮑曼的邏輯，結論同樣是肯定的。所有導致納粹大屠殺的因素仍然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道德責任的漠視，現行社會組織甚至可能因為“現代化”的單向度發展而使不道德的行為變得更為合理。因此，他認為，惟一的希望在於接受納粹大屠殺的挑戰，承認納粹大屠殺的意義，把人性、同情心、羞恥感從死亡的歷史陰影中拯救出來。但是，這是可能的嗎？為了戰勝邪惡，應該有多少人反抗那種邏輯？有沒有一道神奇的門檻，能讓邪惡的技術在跨越時戛然中止？“有多少人選擇道德義務高於自我保全的理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確實有人這樣做了。”鮑曼這樣回答。作為知識分子，批判並不曾使他失去對人類的熱愛。其實，惟其熱愛，批判才會變得如此執著、鋒銳和徹底。

    《南方週末》200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