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鮮明的戶口烙印，在40多年的時間裏，深深地打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作為中國城鄉人為隔離的制度壁壘，戶口已經被改革開放的浪潮自發打破，其存在成為越來越滑稽的現象，但直到今天，戶口仍然以各種形式對我們造成傷害。
儘管在個別地方政府的手中，戶口由制度壁壘轉化成了新的金元壁壘，但80年代以來，政府改革戶籍制度的力度總體上在不斷增強。隨著身份證管理制度的升級，電腦網路技術的飛速發展，戶口消亡的技術條件也已具備。廢除戶口，拆除社會發展中一切歧視人、限制人的藩籬，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
廢除戶口！！！
陳小東是中關村一家學生創業公司的執行總監。國慶節將近，陳小東多了一項工作，那就是提醒他手下的CIO(資訊總監)、CTO(技術總監)們出門小心，以免查戶口時遇到麻煩。他的手下有不少外地人，他不清楚他們是否都按規定辦了暫住證。
中關村號稱“中國矽谷”，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頂尖人才。在這個資訊爆炸的網際網路時代，有誰會想到，這些中國的技術精英們還要為一紙戶口而傷神呢？但一紙戶口對於外地學生的重要性又確實是局外人難以想像的。在中關村打工的外地學生張華在網上發的帖子中這樣説：“街上的路燈蒼白而冷寂，兩旁高大的建築群在這種光芒中顯得富貴、尊嚴而神秘。但我知道這個舞臺上沒有我的位置，在這座城市裏，我是一個異類。”
都説網際網路時代是一個虛擬的時代，但戶口是沒法虛擬的。戶口的表現只是一張蓋了章的薄薄的紙，但當網路精英們奮力奔向知識經濟前沿的時候，戶口看不見的內涵卻像一個荒唐而又醜惡的烙印，打在張華們的精神深處。不管他們創造了多少財富，這個城市仍然用一紙冷冰冰的戶口將他們定位成外地人。
戶口，打在中國人身上的烙印，帶著明顯的歧視意義
戶口定義：“住戶和人口的總稱。戶有戶主，戶內每一成員稱為一口。”司馬遷在《史記》裏第一次把戶與口聯用，就可以這樣解釋。解放後，當中國的每個家庭都有一冊戶口簿的時候，戶口的烙印，就打在了每一個人的身上。
1958年1月9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我國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證明公民身份，維護治安秩序，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是它的三大任務。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肪教授認為，戶籍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人為地在城鄉之間樹起一道藩籬，以工農業剪刀差的形式，為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提供制度保障。從1952年到1990年38年間，中國工業化建設從農業中凈調動了約1萬億元的資金，平均每年高達250億元。除了行政指令和生産計劃，國家始終沒有對農民實行超出賑災和救濟範圍內的福利和保障，始終沒有對農民實行分配上的義務。
戶籍制度生硬地把農村人口控制在城市體制之外，城市籍此建立了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福利制度，以及保障城市勞動力全面就業的就業制度。眾多的制度差異，使中國農民一齣生就處在了二等公民的境地。
隨著流動人口的大量涌現，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現存的戶籍制度又以金元壁壘等新的歧視形式對人口的自由流動設置了一道道難以逾越的藩籬。
一幕幕關於戶口的悲喜劇，使人被人為地異化
圍繞一紙城市戶口，人們上演了一齣出充滿無奈與辛酸的悲喜劇。
18年前，張某來到北京一科研單位做清掃工，與單位一男子相戀。由於她本人當時是外地農村戶口，婚後孩子戶口隨她，也為了不讓丈夫因娶了一個農村妻子而難堪，她決定取得城市戶口後再結婚。為此，她到深圳打工，老闆許諾她3年後可為她解決深圳戶口，但3年後才知道，廣東以外的農村戶口不允許直接遷入深圳。於是1992年她託人在廣東某縣花1萬元買了一個戶口，因已婚並超齡，又花了2、3萬元才拿到深圳戶口。回京後，她有了孩子，但這麼些年來，她和孩子始終都沒有北京戶口。張某説：“18年來，為了得到一個戶口，為了追求與其他人一樣平等的身份、待遇和地位，我不得不去追求，活得好累。”
1991年，36歲的南京人馬某與比他小15歲的安徽肥東農村姑娘小芳(化名)結婚，生下一個男孩。1995年，兒子滿3歲，馬某考慮到孩子戶口與妻子在一起，至今還是農村戶口，以後上學、就業都是問題，於是夫妻二人演了一次“雙簧”，以“年齡懸殊、感情不和”為名辦理了離婚手續。果然，兒子判歸馬某，戶口遷到南京。“一家三口”仍像以前那樣生活在一起，馬某與小芳也沒立即復婚。2000年5月，小芳在外面有了男友，要跟馬某斷絕關係，並説：“我們早就不是夫妻了，你有什麼權利干涉我的自由？”馬某又氣又悔，衝動之下剃了光頭，欲找“第三者”拼命。
來自河南農村的張興貴夫婦在北京起早貪黑賣菜謀生已經7年多，生活雖然很辛苦，但比在家種地強多了，夫婦倆都還算滿足。但兩年前，7歲大女兒的上學問題成了他們的心病。他們在附近的幾所小學打聽過，因為沒有北京戶口，他們的孩子要想就讀，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齊8000元贊助費，這個天文數字足以使他們多年來省吃儉用的全部積蓄化為烏有。而且這還只能解決一個孩子的問題，還有以後的初中、高中呢？他們面對著一個可怕的無底洞。記者採訪時，他們今年已9歲仍未上學的女兒正在給一個顧客稱菜，渾然不覺母親對她未來的擔憂，也感覺不到這個城市對她的冷酷與歧視，不能與同齡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將來？
因為蘊涵著極大的附加價值，城市戶口對於農業人口，無異於美國的綠卡，因之握有“農轉非”實權的腐敗分子在戶籍問題上大做手腳。1985年10月，馬江浩被山西運城地區任命為“解決老職工留農村大齡子女招工、換戶遺留問題領導組成員”，從此，他就借此良機“發家致富”，成為貪婪的“戶口販子”：在5、6年間，他先後在13個縣21個廠礦、單位向1299人索賄總價值達94，580元，還採用“空中飛人”、“張冠李戴”等卑劣手法為17戶批辦全家農轉非！馬早在1987年就住進了造價4萬元的小洋樓，並叫囂：“我這個肥缺，給個市長也不換。”任職期間，馬用權錢交易等手段犯罪200余起，非法轉換辦理非農戶口900余名，受賄12.4萬元。戶籍制度已經成為腐敗的溫床。
為戶口定價，某些地方政府對農民實施一輪新的盤剝
80年代初開始，最先嘗到改革甜頭的大批青壯年用他們渴望擺脫土地束縛的雙腳踏入了城市，由涓涓細流匯聚而成洶湧“民工潮”，僅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十大城市的暫住人口就超過了300萬。對此，國務院于1984年10月發出《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入縣鎮。緊接著，1985年7月，公安部又頒布了《關於城鎮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農轉非”內部指標定在每年萬分之二。同時，作為人口管理現代化基礎的居民身份證制度也在同樣的背景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5年9月宣佈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終於使戶籍制度做出了相應的初級改革。
對於全國每年只有萬分之二比例的農轉非戶口，申請一份必須具備5份證明，加蓋9枚公章，經過11道手續。“農轉非”的政策口子越開越大，於是某些地方政府批發出售戶口，成為戶口交易市場的主角。
80年代初，安徽來安縣開了全國第一個集體賣戶口的先例：縣委作出交5000元辦理一個城市戶口的決定，並設想賣出10000個戶口，籌集5000萬資金。短短的6天時間，就賣了773戶，收款386.3萬元。
1991年山東德州地區作出“可以適當以收城建費形式解決部分農民戶口問題”的決定：德州一個城市戶口1.2萬元，齊河5000元，寧津7000元，樂陵6000元。
江蘇省南通市在作類似規定時，還頗有商業意識地作了優惠：一個人的城市戶口收3000元，兩個平均交2500元，三個人同時買平均交2000元。
洛杉磯《國際日報》1992年11月9日以《中國必須剷除社會歪風》為題披露：“錢”已成為大陸眼下最具權威性的通行證。例如農民欲轉為市民，只要向政府交3000，4000元人民幣，便可入住城市；若要問津大城市，則需視其繁榮程度交納5000-7000元不等……
新金元壁壘把人分為三六九等，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
農村戶口轉為普通城鎮戶口需要跨越一道道鴻溝，而要在各直轄市及省會城市或南方開放城市取得戶口，就更是困難重重。雖然近期的戶口政策中“戶籍制度改革”喊得很響，但購房、投資、學歷等眾多限制性條件使人望而卻步。1994年《上海市藍印戶口管理暫行規定》規定在滬購房、投資者可獲藍印戶口，明確需在上海投資20萬美元或100萬元人民幣，或境外人士購買居住面積100平方米以上外銷住宅的，或作為專門人才被本市連續聘用3年以上，方可向該市公安機關申請藍印戶口。重慶的外來人口每年交納的稅金是落戶手續的首要條件之一、北京需要的是“高級人才”、到天津落戶的“專業人才”要有“突出貢獻”……投資、興辦實業、購房落戶等苛刻的條件，無一不在繼續表現出勞動者享有不同的權利和地位。
與金元壁壘相對應，沒有搖錢樹素質的人口則成為地方政府歧視和嚴厲限制的對象。1996年起，北京市勞動局每年都會發佈新的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和工種。這些行業和工種從1996年的15個，增加到1997年的34個、1998年的36個，直至2000年的103個。這種帶有歧視性的就業政策同時又配以嚴厲的治安行政手段。
在美國，每年約有1/5的人口在搬遷，各類技術人才和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動，是美國能夠保持全球第一經濟大國地位的重要原因；在日本，這一比例是20%，法國、德國、瑞典等國家每年的人口遷移率也超過了10%，而中國至今只有0.5-3%。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上，美國已達到90%以上，發達國家佔80%以上，全球平均為46%，而中國僅為33%，只相當美國1880年時的水準，位居全球第94位！2000年我國城市化程度與發達國家平均水準的差距已經擴大至14個百分點。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誌。戶口由城鄉壁壘轉化為新金元壁壘，以種種物化的指標將人分為三六九等，即限制了高級人才也限制了普通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嚴重阻礙了我國城市化進程。
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對戶口形成了強有力衝擊
記者向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了解到，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鎮居民家庭範圍已經突破了傳統的非農業戶口家庭概念，在城鎮中形成了規模巨大的新的居民群體。
近幾年來北京自身的從業人口總量基本穩定在650萬人上下，而在北京從業的外來人口已達近190萬人。即使除去短期就業的勞動力，在京時間超過半年以上的外來從來人口也有120萬人以上。在北京每6個從業者中，就有一個“新居民”。
目前，按照廣東省公安廳認可的數量，每年進入廣東的流入人口數量在700萬左右浮動。而部分學者估計高潮時達1000萬。
按較為保守的估計，目前中國流動勞動力的總數為8000萬人，他們對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已經起到了無法拒絕、無法替代的作用。市場經濟的大潮衝破了戶口的桎梏。
儘管如此，即使是在開放度最高的廣州、深圳、珠海，戶口制度改革走到的最遠處也只是“對人才不設防”政策。包括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雖然歡迎和寬容是政府對外來勞動力的最主要口徑，但這絕不意味著對外來勞動力永久性遷入的默許。城市容量的不足，行政執法不力、涉及犯罪增多、環境污染嚴重，使他們沒有能力面對戶口真實的消亡。作為一道屏障，戶口起碼可以替他們抵擋一段時日，掩飾它們在管理體制、依法行政中的不足以及政策法規方面的缺陷，戶口壁壘實質上是現存的城市管理體制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集中體現。
身份證管理制度升級，敲響戶口消亡的先聲
地方政府中，勞動力流出地對勞動力的流動千方百計予以支援並給予高度評價；而對於地方政府能在戶籍制度上“為我所用、收放有序”的政策變化，中央政府改革戶籍制度的決心一直也比較堅定。
1997年6月，國務院批准了公安部《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於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的意見》，按照這一新的政策，在小城鎮已有合法穩定的非農職業，或已有穩定生活來源，並且在有了合法固定的住所後，居住已滿兩年的農村戶口人員，可以辦理城鎮常住戶口。儘管這個方案對戶口體制暫時不具備實質性的衝擊，但卻是迄今為止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大突破，其實施效果為更的啊範圍的戶籍改革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據公安部治安局有關業務部門介紹，這項制度試點3年多來，已在全國近400個試點城鎮建立了新的戶口遷移政策。
根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消息，公民身份證號碼由15位升至18位的工作自1999年10月1日開始以來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到2000年底將全部完成。屆時，即使是剛出生的嬰兒也會擁有一個終身不變的身份代碼。而來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局資訊中心的消息，在辦理社會保障卡時，新建的電腦管理系統已經採用了18位身份證號碼，原有的15位號碼在經過硬體改造及軟體升級後將逐步完成轉變。
記者就戶口最終的改革方向和總體目標向公安部、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進行採訪時，沒有得到明確答覆。但我們可以認為，現有的一些變化將給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及人口管理提供全新的制度基礎，成為社會信用制度的基石，是徹底轉變傳統戶籍管理制度，消滅戶口的先聲。
國外經驗值得借鑒
考量國外人口管理辦法，可以為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提供許多借鑒之處。公安大學戶政學副教授王太元介紹説，除中國、朝鮮、貝南外，目前世界大多數國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著自由遷徙的原則，公民在某一城市定居的決定條件只有兩個，一是視其有無自己的住房，二是有無正常穩定的收入。尤其是在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和地區，只要在一座城市裏擁有自己固定的住所和穩定的生活來源，住若干年後便可以獲得這一城市的永久居留權，成為這城市的一員。
美國通過“社會安全卡”對公民實行人口管理。“社會安全卡”由聯邦政府所屬社會安全局頒發，遍佈各城鎮的辦公室受理申請。卡號由全美統一發放，一人一號。年滿18歲的美國公民必須申請“社會安全卡”，而來美國定居、學習、工作的外國公民也必須申請。找工作、銀行開戶和貸款、考駕照、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婚姻登記、繳納稅費等等，都可以憑藉“社會安全卡”。一張卡涵蓋了一個人的全部生活，可謂“生老病死，一卡全管，伴隨終生”。
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工業國，農民與普通的城市居民相比擁有更多的財産。這是因為他們不但擁有自己耕種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擁有相當可觀的牲畜和農業機械，並且可以隨時拿來變現。由於擁有土地所有權這一最好的保險，所以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的遷徙是以有産者的身份進行的，避免了城市化過程中的貧民窟現象。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認為，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通過對土地産權的進一步明確，比如農村土地制度與城市土地制度並軌，取消戶口，促進城市化的發展。
廢除戶口，走向社會公平與公正
作為牽涉社會、民主、經濟等各個方面最為廣泛的一項國家政策，戶籍制度造成的歧視、不公正就像一個巨大的體制腫瘤仍然存活在改革開放的肌體上。《人口研究》副主編、人口學家陳衛認為，作為中國公民，應該有自由選擇自己居住、工作地點的權利。戶籍管理制度“是一項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標誌著國家對公民法律上的承認”這一説法值得質疑：國外沒有戶口，難道就沒有國家對公民的法律承認嗎？戶籍制度實際上是對人的人為分割，是對人的根本歧視。
戶政學家王太元則認為，在法制基礎上的遷徙自由，是我國將來戶籍制度的必由之路。
今天，戶口已經結束了其歷史使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與完善，呼喚人口的自由遷徙。而在技術的層面上，身份證號碼升級為18位，電腦網路飛速發展，也為人口管理的新模式提供了技術準備與條件。在此，我們呼籲徹底廢除戶口，恢復遷徙自由，重建真正意義上的人口管理制度，即單純地記錄一個人的客觀存在，真實記錄一個人的社會活動，從制度上消除對人的歧視與分割，走向社會公平與公正，讓張華們因為戶口而生的漂泊感覺成為永遠的過去。
《視點》200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