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其一生，他都致力於表現細碎的東西，卻正是在細碎中傳達了人生的社會的意義
在時間這個話題裏，朱自清拈出一個“匆匆”，作成一篇好文章，豐子愷則拈出一個“漸”字，作成一篇好文章。《漸》是《緣緣堂隨筆》的開卷首篇，在所有的豐子愷散文選本中都是必錄的首選。就是在這第一篇裏，豐子愷業已為自己平生的文章定下了調子，入漸知微，這便是豐子愷全部文字的品貌和格調。
“漸”是時間上的“微”，“微”是空間上的“漸”，都是點滴細碎之意。但是，“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造物主騙人的手段，也莫如‘漸’。”“‘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極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的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為恒久不變。”抓住了“漸”就抓住了時間，抓住了“微”就抓住了空間。他説，“故佛家能納須彌于芥子”，引用英國詩人的話，説：“一粒沙裏見世界，一朵花裏見天國；手掌裏盛住無限，一剎那便是永劫。”豐子愷在談論哲學命題，不期然地，有意無意地，為自己找到了一種文學態度、文學精神和文學內容。終其一生，豐子愷都在用力用心表現細碎的東西，卻正是在細碎中傳達了人生的社會的意義，或者説“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豐子愷喜用的概念。
不曾在致力細碎事物上取得成功的作家，不外犯了三種錯誤。其一，他不曾留心細碎的事物，沒有認真摩挲過咀嚼過它們，所以無法表現它們的生動；其二，他不會挑揀細碎的事物，誤把浮屑當作細碎，所以沒有省略的功夫；其三，他沒有發現細碎事物中藏著的意蘊，卻喜歡硬將一些額外的道理指派給它們，強迫它們負載。那麼，一個著力於細碎事物而成就為被人難忘的作家，一定有三大本領：一、他能夠在舉手間將細碎事物的生動活畫出來；二、他有挑揀的工夫和省略的本事；三、他能夠表現細碎事物本身的意蘊，是道理，便講道理，是意趣，只説意趣。而最重要的，卻是要耐得住細碎。有些題目，別的作家是不會著手的，哪怕心中有感興，也會覺得它的不雅不文學不足道。豐子愷卻能將這些被漠視的細碎題目寫出來，鮮活生動而富含意蘊。如果其中有道理，他也會先靜下心來描寫、敘述，再順水推舟式地點示它的意義，點到為止，並不沒完沒了地大發議論。如果只有意趣，那麼他會任意趣自己細碎地透示出來，絕不另外發言。《吃瓜子》一篇，豐子愷用了那麼多的細密的功夫描寫、敘述，説掌故似地娓娓道來，最後才議論到中國人用吃瓜子打發時光的可怕來，以致我們耳邊果真有不絕的“格、呸”“的、的”之聲，比高論有力得多，將無聊的事物用有趣的文字指示出來，真是好手段。《湖畔夜飲》寫豐與鄭振鐸老友重聚暢飲老酒，寫得那麼天然，那麼生活，沒有一點多餘的浮屑，也沒有加進一點額外的議論。有一些懷舊的絲縷，卻沒有通常的文學感傷，以紀事寫情誼，那麼溫良和煦的乾淨文字。類似篇目，還有《野外理髮處》、《半篇莫幹山遊記》、《作客者言》、《山中避雨》，都是耐讀的名篇。
豐子愷因為喜歡數學家蘇步青的一首詩，品咂不已，所以引出下面一段話：“別的事都可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詩也做得好。倘説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説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是一段妙論，但如果把“詩”換成“散文、隨筆”，可能更恰當更成立。散文是最少形式感的東西，寫得不好，或者我們還有閒話去批評它，寫得好，除了説好，其餘的拆解分析議論，都會顯得多餘和無聊，合理的，只有説他人做得好。豐子愷的人做得很好。
豐氏３２歲那年寫出一篇《秋》，説自己在立秋之後過了兩年，“心境完全轉成一個方向，變成秋天了。”同年，他開始蓄鬚，從面相上看，豐有一張娃娃臉，蓄鬚之後，添了一些老人氣。他自己也説有二重人格，一方面是虛偽的、冷酷的、實利的老人，一方面又是一個天真的、熱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言語中，他是偏向兒童，排斥老人的。但我以為，做人似乎不妨兼備這兩種本色和氣質。一味兒童氣，會過於爛漫，滑向可笑；一味老人氣，也會過於蒼涼，滑向可悲。互相修正，倒可以成就長久一些的赤子本色，至少，文章會更成立一些。
豐子愷擅畫兒童、擅寫兒童，是大家都知道的。天下人沒有不喜歡兒童的，但豐卻能由熱愛、親近而理解，以至把比成人世界更廣大自由的兒童世界摹寫出來。他又能用余墨寫到成年世界的必然降臨和兒童黃金時代的必然終止，這种老人氣也很必要，至少是文章避免了通常的矯情。比方《憶兒時》，他摹寫自己兒時的快樂，養蠶、吃蟹、釣魚，卻又“老人氣”地説那不幸都是殺生之取，要永遠懺悔。我以為，這種懷戀和這種不忍，都是真實的，它們的並置更調和更人性，缺少某一環，便不是豐子愷了。
豐子愷的隨筆，通常都比較短，有時就覺著不過癮。《辭緣緣堂》比較長，有一萬多字，可以彌補這種遺憾。兩篇同題的，《還我緣緣堂》、《告緣緣堂在天之靈》，都比較短。豐子凱為“緣緣堂”作傳，是在它被戰火毀滅之後了。“緣緣堂”得名于１９２６年，掛牌于上海江灣永義裏豐宅，真正的“緣緣堂”落成于１９３３年，在豐的故鄉嘉興石門灣。“合體正直，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的緣緣堂，盡出於豐本人的設計。豐氏的憶堂文章，兩處細碎最感動我，一段是，“冬天，屋子裏一天到晚曬著太陽，炭爐上時聞普洱茶香。坐在太陽旁邊吃冬舂米飯，吃到後來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曬著一堆芋頭，屋角裏藏著兩甕新米酒，菜櫥裏還有自製的臭豆腐幹和霉千張。星期六的晚上，兒童們伴著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爐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轉向。”這一段，要比天井裏的芭蕉、櫻桃、薔薇，屋裏四壁的書卷，院外的叫賣，還要令人難忘，這是家常的味道；還有，“兒女們曾統計過，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隻抽鬥”，這麼細碎的一句，便遞出了懷戀之深切之綿長。
《辭》是《避難五記之一》，“之二”的《桐廬負暄》亦長亦好。豐的戰時好文字，還包括一卷《教師日記》，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起，迄止１９３９年６月，細碎之外又添種種風趣。建國後，經得起重讀的散文比較稀少，豐子愷卻一如既往地留心細碎，不過，到《阿咪》出來，終於受到批判了。如果是“小資情調”一類帽子，還説得過去，卻説它影射毛澤東。因為文中有一隻貓，名“貓伯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那是１９６２年的事。再經過“文革”的牛棚和更嚴厲的專政，１９７２年，豐子愷卻在私底下寫出並編訂他的懷舊的《緣緣堂再筆》。《再筆》是豐氏平生最爐火純青的文字，可與魯迅的《朝花夕拾》比美。《朝》還有詩意的筆墨，《再筆》卻是很純粹的紀事，那內容在他胸間沉澱了近半個世紀，歷煉了近半個世紀，翻出來，清淡又濃烈。《再筆》的發表，則要到十多年後。
豐子愷的文章，還包括他的談音樂、美術的隨筆風的著作，還包括他自日本古文譯的《源氏物語》、由俄文譯的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柯羅連科的《我的同時代人》，都是上好的豐氏文字。
（摘自《一口氣讀完——從詩經到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