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所得線索直奔瀋陽，幾經週折終於找到據説是速記員的章炎。接下來我便順藤摸瓜，請他提供線索。返到北京，我急與周昆玉取得了聯繫，果然，她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速記員。

    ●毛澤東的鄉音較重，開始聽不懂，不好記，後來聽熟了，覺得挺有節奏感。張鼎丞的福建話實在不好懂。謝覺哉的湖南話也不好聽懂。

    ●徐特立説：培養一個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容易，培養一個速記員難。

    ●毛澤東對速記員的工作很關心，每次大會，總是讓速記員的座位離報告人近些，以便她們聽清易記。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時，事先沒有寫出講稿，手頭只有一份簡單的提綱。依據這份“提綱”，他自由、生動而又深刻地闡述了革命文藝運動的根本方向及有關的具體問題。會議設了一個速記組，詳細地記下了毛澤東的講話全文和每個人的發言。從版本學的角度説，這個速記稿應該算作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第一個版本。遺憾的是，這個珍貴的記錄稿沒有保存下來。

    何其芳提到速記員

    延安時期沒有現代化的錄音、錄影設備，重要會議的講話都是靠專職速記員記錄保留下來的，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也是如此。這個情況我最早是從何其芳師那裏得知的。

    上個世紀的60年代初，我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研究班。這個研究班是受中宣部委託、經高教部批准，由文研所與人大合辦的，文研所所長何其芳兼任班主任。在一次講課中，他動情地談到當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和聆聽毛澤東講話的情景，並説有速記員做記錄。當時我只是想，延安時期太艱苦了，而對於速記員之事並未多想。

    毛澤東逝世後，何其芳用他那熾烈的詩人情感，寫了一篇回憶與毛澤東交往的長篇文章，名曰《毛澤東之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部分，他又提到有速記員作記錄的事。

    追尋十五年，找到周昆玉

    後來，我在研究毛澤東文藝思想和延安文藝的過程中，訪問延安文藝座談會速記員的願望，逐漸強烈起來。但是，當年速記員，今日在何方？為此，我從1978年起，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尋找速記員的征程。我先後在北京、上海、西安、長春、石家莊，以各種方式打問過丁玲、舒群、何其芳、嚴文井、劉白羽、吳印鹹、鐘敬之、金紫光、胡採、姚時曉、公木、張魯等10多位出席過座談會的老延安，但都沒有找到關於速記員的線索。我帶著“速記員情結”，踏破鐵鞋，在祖國大地上通過各種機會苦苦尋找著。

    1992年5月，我在大慶參加紀念《講話》發表50週年學術會時，又遍問先輩與許多同行關於速記員之事，仍無結果。但在會議結束前的一個清晨散步時，我又與一個陌生的同行提到速記員問題，沒想到他竟脫口説他知道，但又説沒有訪問過此人。我高興地跳起來，多年的苦苦尋求終於有了結果。

    會畢，我按照所得線索直奔瀋陽，幾經週折終於找到據説是速記員的章炎。他聽了我的訪意後，搖頭説：“我在延安當過速記員，那是在1942年以後，沒有作過文藝座談會的記錄。”我又一次陷入失望之中。接下來我便順藤摸瓜，請他提供線索。他略作沉思後有把握地説：“你到北京找周昆玉，她那段時間在延安做速記工作。”並告知了周的工作單位。

    返到北京，我急與周昆玉取得了聯繫，果然，她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速記員。我在電話中連聲説：“太好了！太好了！”我因急需回單位，遂約定日趨訪。

    至此，尋找速記員的路程才算到達終點。以後就是訪問了。

    訪問周昆玉的事，因故拖到第二年才進行。我趁進京修定《延安文藝史》的機會，于1993年6月25日上午，如約來到她家裏。周住清華大學內一套普普通通三室一廳的房子，室內整潔，陳設簡樸，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和裝飾。她頭髮花白，身高約1米60，穿著樸素，看上去有些瘦弱，但精神健旺。交談時思路清晰，娓娓道來，實實在在，沒有一句誇張或情緒化的語言。這位“老延安”，給人的總體印像是樸實，可敬。

    她給我斟了一杯茶，訪問便正式開始。

    周昆玉先談了自己的概況。她是河南息縣人，1920年出生，先在信陽、洛陽讀書，後到北京私立中學上學，並加入民先隊。“七七”抗戰開始後，回到開封女一中讀書，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暑假，由兄長幫助聯繫，持地下黨的介紹信，經西安來到延安。初在陜公學習，後轉青訓班。由中央青委派送學習速記，1939年分配到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從此做起速記員工作。1947年隨中央來到西柏坡，參加了全國土地會議的速記工作。1949年進京後，仍在中辦秘書處工作，但已不做速記，而是改做政工。1958年後，調清華大學做政治工作，1980年從紀委副書記的崗位上離休。現在身體狀況欠佳，但她心態平和，每天堅持晨練，做氣功。生有二女，每家三口，晚年雖單身，但晚輩對她關懷備至，所以感到幸福愉快。

    回憶延安，速記當年

    我請周昆玉介紹一下速記工作的經歷。她説：速記是一種用特別簡單的記音符號和詞語縮寫符號迅速記錄語言的方法。符號的設計，各家不同。在延安採用的是汪怡式速記法。速記記錄，須儘快由速記者翻譯整理，轉為普通文字，否則日後難以理解。當時，沒有錄音，只能靠速記。速記培訓由張重、武承宗總負責教授，要求每分鐘能記下200字。1939年中央辦公廳成立速記股，有5、6人，多時10多人，七大前發展到15人。

    遇有任務，便派幾位速記員去記錄。一般是兩人一班兒，記半小時換一次，以便趕快整理成文稿，會後兩稿合成一份較完整、準確的稿子，速記稿不保留，因為別人看不懂。如果是毛澤東講話，稿子翻譯整理出來以後，先由速記股交中辦秘書長王若飛，再經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交給他本人。毛澤東的鄉音較重，開始聽不懂，不好記，後來聽熟了，覺得挺有節奏感。張鼎丞的福建話實在不好懂。謝覺哉的湖南話也不好聽懂。

    中央對速記工作很重視，並高度評價。擔任過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曾説：速記為黨積累了一大批文件和理論，不記下，哪有這些東西。領導沒有時間寫，講了，就靠速記員幫助整理，你們是無名英雄。徐特立説：培養一個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容易，培養一個速記員難。那時重要會議都有速記，甚至討論、座談，以及各根據地彙報工作都安排速記。

    速記工作往往遇到許多困難，主要是理論、知識和語言方面，如歷史、軍事、文藝、古文等都可能碰到聽不懂、記不下的情況。重要領導人的講話，如記不下來，事後不可能再問。所以，領導要求速記員加強學習。此外，對保密、紀律方面的要求也很嚴。

    當談到與毛澤東的接觸和印象時，周昆玉露出了幸福的笑意。顯然，她的心又回到風華正茂的年代。她説：速記員見毛澤東的機會較多，交談卻不很多。她們也住在楊家嶺，與毛澤東的窯洞相距不遠，經常可以見到他。時間久了，與領袖總有些接觸，毛澤東對速記員的工作很關心，每次大會，總是讓速記員的座位離報告人近些，以便她們聽清易記。一次，在中央大禮堂跳舞時，毛澤東邊跳邊對周昆玉説：你們是做豆芽菜（指速記符號）工作的，這是很重要的工作。創造速記符號的汪怡有功勞，他做了好事。你們用它為黨做了好事，要謝謝你們嘍！周昆玉她們遇到毛澤東都互相打招呼。一天傍晚，她們跟在毛澤東後邊散步，見毛澤東忽然停下來，對一位同志的幼兒橫著趔趄學步，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看了一會，他對周昆玉她們説：你們看，這個孩子學步是橫著走，像一隻螃蟹。大概我們的祖先從動物分化出來的時候，也是這樣學步吧。毛澤東還指示李富春、楊尚昆等中辦負責同志，讓速記員吃好睡夠，有充沛的精力作速記。毛澤東與大家開會時吃大灶，常見他端著自己的一份好菜，如炒雞蛋之類，撥給周昆玉她們吃，還佯説自己吃飽了。後來她們一見毛澤東端著盤子走來，便捂住自己的碗。春秋時節，還可以看到毛澤東在楊家嶺溝底耕作的身影。

    速記《講話》，留下珍貴文獻

    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周昆玉説：大約1940年前，延安文藝是好的，健康，向上，鼓舞人心。之後，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多了，這本來是好事。但舊思想還沒有轉變，對新環境不適應，産生了許多矛盾。於是，牢騷滿腹，怪話連篇，有些作品情緒不健康。《輕騎隊》大型壁報，攻擊或影射同志，引來許多人圍觀，演“大戲”成風。這對革命不利，毛澤東開始抓文藝界的問題，在1942年5月2日召開了文藝座談會。會議是在楊家嶺一個飯廳兼會議室召開的，出席的有百人左右，領導派我們四位同志做速記。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時，事先沒有寫出講稿，手頭只有一份簡單的提綱。依據這份“提綱”，他自由、生動而又深刻地闡述了革命文藝運動的根本方向及有關的具體問題。會議設了一個速記組，詳細地記下了毛澤東的講話全文和每個人的發言。從版本學的角度説，這個速記稿應該算作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第一個版本。遺憾的是，這個珍貴的記錄稿沒有保存下來。

    後來，經過一年多的實際檢驗、聽取意見和再三斟酌，毛澤東才將講話的速記稿讓秘書胡喬木幫助整理了一遍，他自己又修改幾遍，于1943年10月在《解放日報》上正式發表。

    當時毛澤東雖然只有一個簡單的提綱，但他侃侃而談，常引得人們大笑。三次大會，包括毛澤東、朱德的講話，每個同志的發言、爭論，都做了速記。記得開幕那天，毛澤東與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歡迎。他在講話中説：革命軍隊有朱總司令，革命文化有魯（迅）總司令。要文武互相配合。有一個作家發言時，大講文藝定義，時間很長，大家有些不耐煩，毛澤東卻專心地聽著，還隨時記下一些什麼。有一個作家説要做世界第一，這時毛澤東笑了。一個劇團的負責人（指柯仲平）講，群眾喜歡看他們演的《小放牛》，送了許多雞蛋、花生。毛澤東帶頭鼓掌，並説：要好好為群眾服務，不然就吃不上雞蛋了。但也不能光演《小放牛》，要提高，不然也就沒有雞蛋吃了。在大會期間的飯桌上，作家們還在爭論。胡喬木與一個作家爭論得比較激烈。第二次大會討論，爭論很大，但具體內容不記得了。最後一次會議是5月23日，下午，毛澤東與全體與會人員在會議室前的廣場上合影，晚上，毛澤東作了結論。所以，現在把這一天作為紀念講話的日子。

    文藝座談會後，延安文藝氣象一新。1943年成立了楊家嶺機關秧歌隊，中央秘書處、政研室、統戰部、宣傳部等部門的同志都跳秧歌。周昆玉也是經常跳得心花怒放，鬥志昂揚。連毛澤東也哼起了秧歌的鑼鼓點兒：鏘嘭鏘，齊嘭鏘……。

    談到這裡，我抬頭望見壁鐘的時針已指向十一點一刻，不覺間我們已談了近3個小時。此時，她的女兒下班回來，她們熱情地要留我吃飯，我謝絕告辭，周昆玉送我下樓。在門口，我對她説：“謝謝你給我談了那麼多重要而珍貴的情況，也了卻了我十多年的一個心願。可惜我不會速記，否則記下得會更多。”她笑著説：“時代發展了，現在錄音比速記更先進。”這時，我才想到，怎麼沒有帶錄音機來訪問呢？

    祝願周昆玉老人身體健康！

     《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