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先生七十萬字的大著《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以下簡稱《輯考》）最近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敦煌學界和古代文學研究界産生了很大反響。《輯考》對迄今為止已經公佈的敦煌詩歌寫本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訂，上編共寫定詩集詩抄63種，詩1401首，下編收錄經頭卷尾及僧俗雜寫中的零散詩篇524首（句）。全書共存詩1925首（句），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敦煌詩歌整理本，大量佚失已久的詩人詩作的發現，是唐五代詩壇的一次大規模增容。
《輯考》所整理的對像是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獻，因為敦煌文獻大多是以寫本形式殘存至今的，其整理方式與一般刻本古籍的整理自然有著諸多的差異。四十年前，王重民先生以補輯《全唐詩》為出發點，曾經提出過整理《敦煌詩集》的設想方案，缺點是限制了敦煌詩歌作品以外的多重研究價值。《輯考》放棄了王重民先生的方案，採取以寫本為單位的敘錄加全卷校錄的整理方式，將保持敦煌詩歌寫本的原有形態，最大限度地顯示敦煌詩歌寫本所含有的研究資訊作為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把握寫本的文本特徵，包括寫本內在的和外部的特徵，如寫本的裝幀形式、題署方式、題記、殘缺程度、同卷其他文書情況，以及相關人物事件、相關歷史背景的考察，從中捕捉與詩歌寫本産生、流傳及其功用等方面的資訊。敦煌詩歌寫本的價值，一方面在於它無可替代的校勘和輯佚功用，另一方面更在於它所反映的唐五代宋初典型寫本時代詩歌創作和流傳的真實形態、所具有的標本意義。就此而言，《輯考》可以説是寫本文獻整理的一個範例。
注重寫本之間關係的考察，是《輯考》的特色。特別表現在寫本殘斷的綴接和拼合上，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給人以“柳暗花明”之感。如人們熟知的敦煌本《白香山詩集》（P．2492），《輯考》發現此卷之末恰與俄藏Dx．3865卷相接，經過綴合，殘存于兩卷首尾的白居易《鹽商婦》詩完好無缺，而俄藏卷中還有李季蘭、岑參等人作品，從而糾正了前人對《白香山詩集》的定名錯誤。
將詩歌寫本和具體作品置於傳世文獻的背景中進行細緻入微的考訂，是《輯考》的又一特色。如高適的名篇《別董大》“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詩，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錄》將高適詩中的“董大”與李頎詩中的“董大庭蘭”分列，謂“惟名未之詳”，極為審慎。後人或以為董大即董庭蘭（如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吳汝煜等《全唐詩人名考》）。敦煌寫本此詩題《別董令望》，可知董大其人實為董令望。董庭蘭為房王官所昵之琴工，與高適詩中送別之董令望身份也不合，當非同一人。以上考證涉及了與《別董令望》詩有關的所有資料，並有作者明確的判斷，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訊。
徐俊先生立足於敦煌詩集的整理，在文獻整理上追尋詩集的原始狀態，同時又始終注意考察與詩集相關的文學史問題，思考其所具有的性質以及文學史意義，因此，《輯考》不單是文學史料學的重要著作，而且是寓理論探討于考辨之中的文學史論的著作。作者在《前言》中，圍繞“寫本時代”詩集的特點，比較集中地表述了他對文學史問題的思考。從文人結集的歷史進程看，由於書寫工具和雕版印刷的發明和應用，可以區別為“寫本時代”和“刻本時代”，而敦煌詩歌寫本則是典型的寫本時代的遺物。作者指出：“輾轉傳抄甚至口耳相傳，是寫本時代文學作品的主要傳播形式，一般讀者也總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單篇作品為單位來接觸作家的創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時代的讀者那樣，可以通過‘別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的。”我們在討論作家群體形成、作家之間的交流和影響時，應充分理解和吸收徐俊先生的這一觀點。又如在對齊己詩中涉及詩集題咏的篇目以及相關資料的梳理後，他指出：“從顧陶所記眾多著名詩人‘正集未得’、‘文集未行’，以及上面所舉詩題中反映出的詩集流傳情況，我們不難推知‘正集’以外‘亦無定卷’的臨時性詩歌選集，在寫本時代的實際流通中所佔的主體位置，而這才是敦煌詩歌寫本産生和流傳的背景。”這樣的結論是符合唐詩流傳的實際情況的，與憑空立論的無根之談大異其趣。作者還強調説：“在過去關於詩集流傳的研究中，對詩人之間互相寄贈、索閱詩集以及詩集題咏的情況往往較少關注，而這恰好是我們考察當時詩集傳播的另一個不應忽視的視角。”這是非常有識見的，表明作者對文學史問題思考的敏銳。回顧二十多年來的文學史研究，經驗多，教訓也不少，但大多數值得稱道的文學史研究成果的出現都有這樣的規律：在文學史料的整理基礎之上，來討論文學史運作的規律，解決文學史問題。中國文學研究要取得突破性進展，必須踏踏實實地把基礎文獻工作做好，在豐富而充實的文學史料之上探尋文學史運動規律，結論才令人信服。
最後要特別指出的還有徐俊先生誠實、負責的治學態度和嚴謹、踏實的學術風格。作者在《前言》中設專門一章介紹敦煌詩歌整理研究概況，表現出對前人辛勤勞動應有的尊重。在具體詩集整理中，也不憚其煩地列舉眾説，在書末“徵引及主要參考文獻”中列有長達十七、八頁的研究成果目錄，這不僅説明作者用力之勤，也説明其治學態度的嚴謹和實事求是的作風，學術界應該大力倡導這樣的學風，如果一部著作、一篇文章參考別人的研究成果而故意回避，或技術地重復前人的話而改頭換面表現出來，學術如何發展！面對今天大量的由於急功近利而産生的重復勞動和似曾相識的成果，我們能不警惕！希望多一些像徐俊先生這樣的學者，他們應該深深地敬愛著自己的事業，時刻表現出對學術事業的良知和責任感。
（《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出版）
